不过，公益诉讼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种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检察机关、公益性团体或个人所进行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与维护个人和组织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比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经法律授权，可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并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违法案件、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制裁违法行为，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即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国家或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潜在的损害可能，法律规定的组织和机关就有权代表国家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有权起诉违法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主要是因为，原告作为国家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时，国家、社会和个人（或组织）的利益是一致的，三者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然有个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是维护个体利益。如果一个诉讼是出于维护公益的目的而提起的，既实现了公共利益，同时也满足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样的诉讼也应该属于公益诉讼范畴。

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发展，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呈现出“潘多拉盒子”打开时的“壮观”场面。具体表现在：（一）通过非法手段侵害、破坏、浪费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事件层出不穷，数额越来越大，可谓“举国震惊”、“世界瞩目”。（二）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价格违法等公益违法行为充斥于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三）环境污染等各类公害事件此伏彼起。针对这些痛心疾首的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中国加大了行政执法的力度。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行政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和发挥，“挂一漏万”似乎成了行政执法的一大特色风景。针对行政机关“挂一漏万”，作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和司法机关却只能“隔岸观火”，而侠义之士的“路人”又难以“拔刀相助”。

公益诉讼制度之所以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在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得到完善发展，在中国亦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呼吁，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作为法律制度整体构建中的一部分，公益诉讼制度自身有其他制度无可比拟，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法律制度上的缺陷，为提高国民素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其运作带来的法律效益远远超过它所随之带来的不足之处，可见，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是可行的。

公益诉讼人进入法律程序的地位

对公益诉讼人进入法律程序的地位看，学者意见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诉讼应处于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因为诉讼人的起诉引起了诉讼发生和诉讼程序的开始，起诉人有自己的诉讼请求，同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的成立，还要提出必要的事实证据，要求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因此起诉人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在诉讼中处于一般原告人的地位。

一种观点认为，诉讼人提起诉讼时，因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一般均与自己无直接关系，且在检察院参与公益诉讼时，它还享有法律监督者地位，享有一般原告所没有的权利，同时基于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它也可能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决定他应区别于一般原告，而可称之为特殊原告地位；有观点认为，诉讼人提起公益诉讼处于社会公益代表人的地位，因为它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另有观点认为，诉讼人提起诉讼，处于公益诉讼人地位。这种观点提出了“公益诉讼人”的新概念，主张将诉讼人的公益诉讼权运用到诉权之中，实现诉权范围的扩大化。

公益诉讼制度的开启不会诱发“诉讼爆炸”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起源于罗马法，成熟于日、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被称为罚金诉讼、民众诉讼，在此它指的是“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基于公益而提起的诉讼”。私益诉讼是为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意大利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的诉讼。”在这里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在古罗马法中，“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侵害的人或被认为较适宜起诉的人具有优先权”。由此观之，古罗马的任何市民都可以代表集体直接起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不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直接利害关系人只具有优先起诉权。在英国，一般只有法务长官（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利益，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但有以下例外：其一，在不正当行为已直接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可能受损，而法务长官（检察长）又拒绝行使其起诉权时，经法务长官（检察长）同意私人可以提起诉讼，但其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一般公众的利益。美国法学家G. 盖茨称之为“检举人诉讼”。其二，英国的《污染控制法》规定：“对于公害，任何人都可提起诉讼”。其三，某些组织经检察长同意可以提起环境公共卫生群体诉讼。其四，英国法也赋予某些机构如英国的平等委员会及某些特别公职人员如公平交易局局长等以特别诉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美国是现代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之一，它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原告的多元主义思路。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谢尔曼法》，1914年《克莱顿法》均规定对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可提起衡平诉讼，其他任何个人及组织都可以起诉。1986年10月的《反欺骗政府法》第二次修正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以后分享一部分罚金（一般是从被告罚金中提取15%~30%金额作为奖励）。《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17条也规定：“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合众国的名义提起。”但美国法对公民提起公益诉讼作了限制性规定即只针对“主要的违法行为”以防止滥诉。

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提起民事诉讼。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民事经济法律都规定了有关公益团体（如消费者保护团体，促进工商业利益团体等）可以提起团体诉讼。大革命以后，法国的检察官在民诉活动和民事活动中不再是国王利益的代表，而是社会公益的维护者。1804年《拿破仑法典》规定，检察官可以为了社会公益提起或参与诉讼。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及后来的《法国新民事诉讼法》也都有相应规范，如后者第422条规定：“法律专门规定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当事人提起诉讼。”第423条则更明确规定：“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它（检察机关）可以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诉讼。”1913年，法国以判例方式确定了团体诉讼。1973年法国的罗艾依埃法律第46条正式给消费者团体以原告资格。

应该说，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益诉讼制度已相当地完善和成熟，随着司法制度的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势必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比较发达的美、日、英等国相关立法，可以看出，相对于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有其明显的特征：

1、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不特定的人。一般仅指无利害关系的人，但古罗马法亦包括有利害关系的人。且如果原告为多人，可由裁判法官选择适宜的人作为原告。

2、原告起诉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尊严及社会公平正义，而非个人一己私利。

3、公益诉讼涉及的案件范围宽泛，可以是民事侵权行为，也可以是行政违法、刑事犯罪活动。

4、公益诉讼的地位体现在对国家机关执法能力不足的补充与协助，而非取代国家机关进行执法活动。

5、原告在胜诉后往往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

公益诉讼制度在美国的发展相对健全，尤其在美国的《反欺骗政府法》及反垄断法规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而完备的权利规定及程序设计，为人们今天研究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总述

公益诉讼制度，作为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的适用前景。

第一，公益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在诉讼领域的体现，它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司法保障。一方面它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有了司法保障。保障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成为国家主人；防止公务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矫正错误的公共权力。

第二，实施公益诉讼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它能极大地促进实现法治。一方面，它实现以司法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从而避免由于权力集中而出现人治的局面，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十六字方针，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公益诉讼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种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检察机关、公益性团体或个人所进行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与维护个人和组织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比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2024年2月，《检察公益诉讼法（建议稿）》已起草完成。2024年，公益诉讼检察将重点推进“四个一”工作落实，即一部立法、一个意见、一个专项、一个系列，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效发展。

2014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2010—2013年人民法院维护消费者权益状况》白皮书，统计显示，2010年至2013年，地方各级法院审理各类涉及消费者权益的民事案件四十八万两千五百多件，涉案标的总额达到人民币一百一十九亿零四百多万元。最高法表示，公益诉讼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方式，最高法将出台司法解释进行规范。

2015年7月1日，由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消保委）提起的一起公益诉讼案正式被法院受理。这次公益诉讼分别以广东欧珀（OPP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为被告，诉讼理由是这些手机厂商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15年7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玮介绍了公益诉讼改革试点的安排，选择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院开展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二年。试点进行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适时就公益诉讼案件管辖、起诉、审理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联合作出实施办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并及时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适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2017年11月，山西省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结案。在该案中，山西省阳曲县检察院依法对在“家电下乡”补助审核发放中负有监管职责的县财政局和县经信局进行立案调查，292万元“家电下乡”专项补助款被追回。

2022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2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0.7万件，同比上升32.3%。其中民事公益诉讼类立案1.3万件，行政公益诉讼类立案9.4万件。

2023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分别是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长城行政公益诉讼案、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侵害长城历史风貌及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清水营城址行政公益诉讼案、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大通段）行政公益诉讼案。

2024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向大会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提出：2023年，检察机关部署全面加强妇女权益司法保护。依法严惩侵犯妇女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犯罪，起诉4.6万人，同比上升10.7%。起诉家庭暴力犯罪563人。与全国妇联开展专项工作，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2.3万名妇女予以司法救助。深化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重点监督就业歧视、贬损妇女人格等违法行为，办理相关公益诉讼1490件。

2023年，检察机关立案办理公益诉讼19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6.8万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1.6万件，回复整改率99.1%，绝大多数公益损害问题在诉前得到解决。对发出公告或检察建议后仍未解决的，依法提起诉讼1.3万件，99.96%得到裁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