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18 12:47
《公车上书记》康有为撰。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作为议和大臣赴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奋起抗争,他们手无寸铁,却有唤起民众和朝臣的笔,奋战一昼两夜,他们草拟了一份一万数千余言的条陈,即《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换取所谓的和平,李鸿章不惜以割让台湾岛,赔偿巨额金钱为代价,这换来的是一种屈辱的和平。当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到北京城,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朝野皆惊,群情激愤。而这时,康有为正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在北京参加会试。这个消息对他们震动很大,割地、赔款不仅是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一种民族气节的丢失,是国家主权的丧失,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为国运担忧,为国家的前途而愤慨。
据《南海先生诗集》卷二《汗漫舫诗集》中有一首诗,题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到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是时主和者为军机大臣孙毓汉,众怒甚,孙畏不朝,遂辞位”,根据诗题,我们可知,《公车上书记》即为《公车上书》,也称《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是篇充满爱国激情的条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战守是当务之急,康有为坚决反对统治阶级投降派的割地弃民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弃台民之事虽小,而离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而亡国之事大。如果这样下去,那么人心背离,国家灭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千万马虎不得。关于如何筹战守,康有为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
首先是“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建议让皇帝颁布三道诏书。第一是明诏罪己,要深痛切至;第二是颁明罪之诏,严惩那些蔽惑圣聪,主和辱国的庸臣,丧师失地,战阵不力的将领,还有那些擅自答应割地,赔款的议和大臣等,对这些人要明责重罚。第三应颁求才之诏。下令选拔天下贤士。即“苟三诏既下,赏罚待当,士气威伸,天下必距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家。”可见,这第一条建议也就是要发动民众,掌握人心的向背,即古人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次是迁都是天下之本。康有为作了严谨的分析、劝告清统治者不要留恋京师,因为目前北京的险要既然已经失去,没有重要的关卡可以阻挡西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为了保护人民,特别保护政府首脑,必须迁都,康有为认为,为防诸夷之联镳,拒日本之挟制,应该当天就“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抱守函注,奠定本镐”,然后激励天下妙将选才,以二万万之赔款充军饷,战事必有一定的转机。显然,康有为的迁都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姑且暂保眼前,长计以后再作打算。
再次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老将气衰不能用,因为他们享受了人间的富贵荣华,而不能经受沙场的艰难困苦,况且他们年事已高,暮气已深,“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应该重新选将十人。各练十营,励以忠义,激以国耻,然后再准备精利的器械,并联络西南的诸岛的华侨,助攻日本,必有奇功。听起来似乎可行,细一想,这只是一个天方夜潭的神话,如果诸事真有这么顺利,中国也不至于必走和谈这一步。
康有为的三项建议,也都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富国强民之策,而此书中康有为的重点则在于变法自强。
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所谓的开创,就是要实行新的法度,而不能‘循规蹈矩,率由旧章’;就是要放开眼界,向西方国家看齐,看到制国的可取之处,而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
“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康有为主张变法的根本指导思想,他所构想的变法方案包括了富国、养民、教民和革新庶政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富国之法,指国家发行钞票,民间筹款,修筑铁路,开办机械厂,设立轮船公司大力开发矿山,各省设立局厂,自造银元,官办邮政等,有为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达到“国不患金”的目的。
(二)养民之法,康有为是遵循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的,他认为天下百物出于农,应该把农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中国的农业太落后,应该多向西方多学习,建议成立农学会、茶学会等,推扩新技术;同时还应该鼓励工商选派学童,分门学习,然后推广。国家还应该设置通商院,各直省设商学,商会,比较厂,在短时间内使商务振兴。穷困的百姓,应该设院收养,做到务农、劝工、惠商、恤穷,这样,才能“民心团结,国势系于苞桑矣。”
(三)教民之法,重点是要普及文化教育。康有为认为,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穷理劝学”。所以康有为建议改变专考弓刀步石的武科为艺科,令各州县遍开艺术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等分立学堂,选十五岁以上学童学习,然后再改变考试方法。这样一来,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另外,康有为还建议设立报馆,介绍西学,开拓心思,扩展见闻,并建议将各地淫祠悉改为孔庙,扶孔教而塞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全面地反映维新派变法革新的主张,在其中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设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维新派的纲领性的文献。《公车上书》的重要意义有如下几点:
首先维新派人从此正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公车上书》草拟于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草拟完毕,在达智桥松筠庵请十八省举人传阅,同时又发动了一千二百多名举人签名。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以其群体力量来向统治阶级请愿,并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的第一次。我们知道,无论哪朝统治阶级,他们都不许士民干涉政治,而康有为利用广大民众,别特是广大有知识的文人举子的一腔强烈的爱国热情,形成了一次具有很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对以后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公车上书,不仅仅是书的内容的价值很大,同时,这事情本身就反映了知识分子不满当局政治,希望用自己的激情和热血,来恢复中华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一种民族气节,维新派人从此正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其次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勾勒了变法在经济上要达到的目标的大致轮廓,他主张发展经济。尤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广西法、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国”的口号,认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清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刚困敝矣。”“古之灭国用兵,人皆知之,今知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灭人,民亡而国亦随之。”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反映了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要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
再次提出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标在于在中央政府设“议郎”,这种议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单纯起顾问作用,而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集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交给各部施行。这种政治思想,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公车上书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影响而言,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变法革新的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下令查封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