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李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孝宗的“反清复明”战备

为了北伐，孝宗（1650—1659年在位）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孝宗时的宰相姚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叛臣、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

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资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反清派），培植亲清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31岁的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朝军政大权。而此时的清朝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对朝鲜政策上，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最重要步骤。

（一）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崇德三年（1638）年开始，朝鲜世子或大君还必须“从军”，随清帝前往前线。清帝狩猎时，朝鲜世子也要跟随其后。世子有自己的“沈馆”，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事务交涉中发挥很大作用。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昭显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还。（四月二十六日昭显世子暴毙于宫中，年三十四。 ）

（二）减免岁贡

崇德八年（1643），清廷颁发“减岁币敕”：“朕思岁贡礼物皆出自民间，虑其烦苦，特为量减。”又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发布的，实际清太宗去世前就已经确定了：“前汗时有减省岁币及礼单等语，至是乃有此敕。岁币则减元数十分之一，而单礼则有加无减。”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胜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孝宗的北伐计划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

在孝宗年间，清朝还在1654年（顺治十一，孝宗五）和1658年（顺治十五，孝宗九）两次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清军在东北作战，扫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1654年5月，朝鲜调发鸟铳手100名、领队1名、翻译2名、军官、旗鼓手火丁48名，前往宁古塔与清军会合，6月11日在松花江下游与斯捷潘诺夫部俄军相遇。清、鲜联军750余人在江边高地集结，俄军本想迎战，但是东风忽起，完全使用风帆动力的俄国军舰不得不撤退，朝鲜军枪手精确射击，俄军多人中弹。这支朝鲜部队回国后受到朝鲜兵曹（相当于兵部）的褒奖。1658年，清军集结兵力，准备围歼入侵俄军，朝鲜军第二次应战，计有鸟铳手200名，火兵20名，将官5名，翻译2名，随卒38名，刷马驱人39名，合计304人，于6月2日从朝鲜边境军事重镇会宁出发，9日至宁古塔与清军会师，乘坐战船52艘前往松花江下游。7月10日，清鲜联军在松花江口与俄军交战。俄军500人，其中180人临阵逃脱，270人被击毙或俘虏，俄军首领斯捷潘诺夫被打死。朝鲜军战功卓著，牺牲8人，伤25人。战斗结束后，联军在松花江下游继续警戒两个月，9月20日朝鲜军归国。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朝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杨州，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