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31 05:49
1786年(天明六年)大概玄泽在江户开办的芝兰堂为起点，并以江户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到19世纪初已遍布长崎、大阪、京都等地，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力量。在江户时代的学孰教育中占一席之地。兰学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一些较为先进且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
兰学塾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力量,在教师和学生方面较其他学塾有其独特之处。同时,兰学塾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首先,教师具有双重身份。
1774年(永安三年)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西方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出版,标志着一股全新的学术潮流“兰学”兴起,它与医学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关系,使兰学塾的教育者具有双重身份,“大多数兰学家是医生,边进行本职医业边从事学塾的经营。”江户芝兰堂的建立者大玄泽,出身藩医世家,师从《解体新书》的翻译者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1786年(天明六年)大玄泽在江户创建芝兰堂,一面治病救人,一面经营学塾教育,在他不懈地努力下,兰学的领域不断扩大。“大阪兰学始祖”桥本宗吉,于1798年(宽政十年)在大阪开设丝汉堂,从事以医学为主的兰学教育。桥本宗吉精心翻译和出版了《兰科内外三法方典》,把当时西洋最新的医药学率先介绍到日本,因此,“名声突然震惊天下,乞医者、求教者云集一时,门庭若市”。诸如此类,安怀堂开设者坪井信道,适塾创建者绪方洪庵等,都是当时的名医和兰学大家。同时,由于兰学塾内师资力量不足,很难满足众多求学者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对初学者由塾头(塾生中的最优秀者,一般由教师指定)代为讲授,而学力最高者才由教师亲自教授的教育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塾头便成了初学者的教师。此外,教师的双重身份,使学塾的塾舍和医疗诊所成为一体,象丝汉堂、鸣泷塾,既是诊所又是学塾。其次,塾生的来源具有广泛性。兰学塾的塾生中有商人、医家子弟、农民及中下级藩士,他们同聚一塾,一起学习,打破了江户幕藩体制下,士农工商四民等级限制。据海原彻对111名适塾塾生出身所作的统计:藩士15人,占13·5%,官医、藩医、陪臣医46人,占41·5%,町医34人,占30·6%,农民13人,占11·7%,町人、神官3人,占2·7%。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兰学塾生来自各个阶层。不仅如此,兰学塾的塾生还来自全国各地。据统计,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学生分别来自38国(行政设置的一种),其中:东海道诸国26人,东山道诸国25人,北陆道诸国18人,山阴道诸国6人,山阳道诸国6人,南海道诸国10人,西海道诸国12人,畿内山城1人。再如:象先堂、鸣泷塾、芝兰堂的学生分别来自58国、22国和38国。另据片桐一男的研究。“从地域讲,兰学塾的塾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同时,兰学塾之间交流十分广泛。学塾创办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师承关系,他们彼此联系,互有往来。大玄泽和京都的小石元俊同为杉田玄白的学生,他们经常互相交流。1786年(天明六年)小石元俊第一次东游,客居在大玄泽家里,共同学习兰学知识。1799年(宽政十一年)在京都的小石元俊就广岛星野良悦的木制骨骼模型寄信给玄泽,“奇士西土产,今还自东方,行笥出人骨,皑皑读书床,连续立架上,天工发密藏(中略),招请与余商。”兰学塾的塾生可以在各个学塾之间自由流动。大阪医生出身的斋藤方策,先入大玄泽的芝兰堂学习,后又就学于小石元俊的穷理堂。江户游学时,他到宇田川玄真的风云堂和桂川国端塾学习,并且,既求学于杉田玄白的天真楼,又出入于马场佐十郎的三新堂。另外,与绪方洪庵的适塾有姊妹塾之称的绪方郁藏的独笑轩塾。在塾则制定和课程设置上完全效仿于适塾。
尽管兰学塾内没有固定的师资力量,一般只由学塾主办者充当教师,也没有专门的教材和完整的教学计划,仅依靠兰学家所学和现有的荷兰书籍进行讲授。但是兰学塾的教学方法新颖独特,现归纳几点。
首先是实力主义教育。就读于兰学塾的塾生,不分士庶、长幼,也不分入学先后,一切凭实力评定制,以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
箕作麟祥的迎曦塾塾则规定,“塾中学生不问贵贱长幼,亦无士农工商之别,皆依学术水准以定坐席顺序,以右席为序,于每月朔日,依轮讲优劣更换位置。”同将塾生分成九个级别,再把九个级别平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设上、中、下三等。初级阶段的学生连续三次评为上等者,可晋升为中级阶段,若再连续三次评为上等者,可晋升为高级阶段。在这种升级制度下,晋升为中级阶段的上等生,即第六等级的学生,便能达到顺畅翻译荷兰语书籍的水平。在绪方洪庵的适塾,学生会读的情况是每月进行六次,学生分成七、八个等级, 10~15人为一组,抽签决定会读内容和先后顺序,并具体分配到个人。参加者每人读数行荷兰语文章并进行翻译,还要不时回答主持者的提
问,然后大家讨论,往往是一番激烈的论战。每次会读结束后,由主持者评定个人的成绩,阅读和翻译都通过者,划圈,读不出来或翻译有误者,点点,表现突出者,划三角号,读时的座位和在塾内的起居场所。如果能持续三个月占据本级首席座位,可晋升一个等级,直到升为塾头。在这样竞争机制下,个人的努力是成功的关键。
西保尔德的鸣泷塾实行分配给学生课题,由学生自行调查研究的教学方式,并要求学生之间进行学识交流。塾生们来自日本各地,结合自己所学提交的专题报告,如美马顺三的论文《日本产科问答》,高良斋的《日本松的种类和橄榄》,冈研介将贝原益轩的《大和本草》译成荷兰语,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总之,通过一系列有效的竞争机制,培养了塾生学习和独立科研的能力,达到了兰学塾实力主义教育的目的。
其次是以医学为主的教学。医学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在江户时代,吸收先进的医术是社会的需要。从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开始,幕府既注重西方科技,尤其是医学的引进,使医学即西方医学得到迅猛发展。最初的兰学家就是通过学习西方医学而成长起来的,象杉田玄白就是通过当通词(翻译人员)与荷兰商馆的医生接触而获得一定的学识,从而踏上兰学研究之路的。从平安小石塾的入门课程设置可以显现出医学在兰学教育中的地位。以下是平安小石塾的入门课业大要:医范提纲,轮读五十遍;内科撰要,轮读五十遍;热病论,轮读五十遍;万病治准,轮读十遍……”再看兰学家的身份; 1796年(宽政八年)和1798年(宽政十年)两次兰学家聚会名簿所记兰学家共有104人,身份可考者67人,其中藩医、官医26人,町医8人,藩主7人,幕臣7人,庶民6人,通词3人,其他10人。从这个统计看,医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据此可知,至少在18世纪末兰学家与医学是密切相关的。
幕末,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兰学研究充实了新内容,兰学塾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教学中医学仍是重要的一部分。以兵学著称的佐久间象山“常忧我国医疗之不精,傍学医术,自制药调剂,往往奇中”。可见,这位坪井塾弟子,也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次是开展准科研活动。兰学塾在教学中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活动。“日本实验电气学之祖”桥本宗吉在翻译出版《摩擦起电机译说》一书时,首先将原书插图揭载于卷头,并详细地介绍了摩擦起电机的构造,以及各类实验图。同时,书中还插入了通过实验所绘制的“试唧鸣子图”、“试发风子图”和“试发电子图”等实验图。由桥本宗吉撰写的另一部著作《荷兰始制摩擦起电机究理原》(二卷本),更详细地讲述了摩擦起电机的制作方法,以及摩擦起电机通过电器的充电进行的各种实验。另外,还描述了桥本宗吉的弟子中喜久太取天火的成功实验。适塾塾生自制化学物质的实验也颇为有趣。据福泽谕吉的描述:一次塾生们想制氨,找些马掌屑,把它装在酒壶里,酒壶外面涂上泥,然后又买来一个大陶瓮,把炭炉升起来,火烧得旺旺的,在陶瓮里放进三、四个酒壶,在酒壶嘴上装上磁管通到外面,不断地煽火,这样,在管端便滴嗒滴嗒地流出液体来,这就是氨。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制出来的氨,尽可能都收好,但是令人非常难受的是那股子臭味。
1826年(文政九年)2月15日,西保尔德一行,从长崎出发,开始江户之行。途中,在西保尔德的指导下进行了地理测量,植物、矿物采集,人种、言语、风俗的调查等一系列科研活动。随行塾生高良斋、高野长英、二宫敬作等人承担了科研调查的重任,他们观测下关海峡地形,测量海底深度;推算富士山的高度及经纬度;分析温泉的化学成分;多方面收集日本物产,并与当地医界名流进行医术交流。在短短的147天内,一股强劲的“西保尔德旋风”袭卷了日本兰学界。江户之行结束后,西保尔德同塾生一起归纳整理收集到的资料,仅高野长英一人,便提交了《日本的茶树栽培及茶叶的制法》、《南岛志》、《江户神社佛阁案内记》等七篇学术报告。由此可见,西保尔德江户之行,实质上是一次对日本大规模的科研调查活动。
此外,兰学塾在讲授医学时,培养学生动手实验,自主科研的事例也比比皆是。比如, 1800年(宽政十二年)桥本宗吉指导学生在大阪葭岛刑场进行尸体解剖;西保尔德在治疗一些疑难病症时,进行临床讲授;适塾塾生对熊进行解剖实验等等,都是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很好明证。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兰学塾教育,硕果累累。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丰富了兰学的内容,而且还在科技文化、教育方式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就兰学自身而言,培养了大批出色的兰学研究者,丰富了兰学内容,有力地推动了兰学的发展,使其成为江户时代三大学问之一。在兰学塾的教育下,塾生凭借学塾所学,侧重自己的专长,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塾生结业后,或返回原籍或集聚在兰学研究中心江户、大阪等地,创办自己的学塾,教书育人,投身于新的兰学研究和教育工作,推动兰学的发展。“玄门四天王”之一桥本宗吉,回到大阪,开办学塾,从事医学教学活动的同时,还亲自实验,译述了为数众多的医学、本草学、天文学、电气学等方面著作,大大丰富了兰学研究内容。大玄泽充分肯定了桥本宗吉的业绩, 1816年(大化十三年)将他与江户的宇田川玄真并称为“东西宇桥之二生”,称赞他“数十年不怠其业,著书颇丰,五畿、七道、近国的有志者无不仰仗他。”○14在桥本宗吉的教育下,东自静冈,西至九州的广大地区,涌现出了中天游、大高元恭等兰学大家,扩展了兰学影响的地域范围。山村才助曾就读于江户的芝兰堂,据《山村才助赠位纪恩之碑》所载:“幼受句读市河宽斋,现常阅新井白石所撰采览异言,始识宇内有五大洲,欲穷其国态文物,顾非通荷兰文辞不可,执赘大磐水(即大玄泽),受横文读法而后,涉猎东西曲籍百余种,为稿一十三卷,题曰增译采览异言。”山村才助一生致力于地理学的研究,著译书17部。
随着兰学塾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兰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从最初的医学扩展到本草学、物理、化学、地理、天文、兵学等诸多门类,几乎涉及到了西方科技的所有领域。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从而形成了一门拥有专业研究人员且内容广博的学问,兰学成为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学问之一。
其次,为幕末、明治初期洋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明治政府开展近代教育提供了经验。兰学塾的教育方针被幕末、明治初期兴办的洋学塾所继承。幕末,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学塾教育在内容上有所改变,即由兰学向英学、法兰西学、德意志学转变,但在教育方式和教育方针上,依然承继了兰学塾的衣钵。福泽谕吉在谈到庆应义塾教育方针时指出:“说起来,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人间万事凡是具体的经营都拟从这数理二字推断之。”“另一方面我还提倡独立论,不论早晚,对学生哪怕说几句话的时候也要强调它的必要性。”这种“以数理和独立为本”的教育方针,完全是对兰学塾以实用为主,力求培养塾生独立科研能力的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扬。
同时,在幕末一些官办或公立的洋学校内,兰学塾的学生成为主要的师资力量。比如,在蕃书调所内供职的武田斐三郎、杉亨二、大村益次郎等都是适塾的学生。适塾生桥本左内回到福井藩,承担起藩校明道馆学监的重任,从事藩政和教育的改革事业。许多适塾学生在明治初年,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者,比如,大鸟圭介任工部大学校长,长与专斋任长崎医学校长。另外,明治初期的私立学校,是在洋学塾(讲授兰学、英学、法兰西学等西方科学知识的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的规模和内容出现了多样化,但并没超出兰学塾的境界。
1871年(明治四年)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主管全国教育。以福泽谕吉编著的《西洋事情》为发端,出版了《荷兰学制》、《西洋学校规范》等一系列宣传介绍欧美各国教育的书籍。同年9月,文部省对各府县所辖境内的学校、医院、私塾等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 12月,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学制调查司,会员绝大多数是洋学家。在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文部省于1872年(明治五年) 9月公布学制,开始了以学习法国教育为主的运动。
再次,在人才培养方面,兰学塾培养了大批有能力、重实际的新型人才。他们在日本的大变革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兰学塾教育兴盛之时,正值日本面临内忧外患的时期,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兰学塾的学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才干加入到激荡变革的洪流中。
幕末兰学塾的学生在结业后,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活跃于医院经营、公共卫生、化学工业、学校教育、教育行政等领域内成为中坚力量。他们进入诸多较为“近代”的重要领域,成为出色的领导者。绪方洪庵次子绪方惟准,在洪庵过世后,出任幕府侍医师及医学所教授。1867年(庆应三年) 5月他留学荷兰,回国后仍从事医学教育活动。从1880年(明治13年) 4月绪方惟准历任陆军军医监兼陆军药剂监、军医本部次长、近卫师团军医长, 1887年(明治20年)他退出军职回到大阪,开设绪方医院,担任院长,活跃于医学界。适塾生长与专斋, 1867年(庆应三年) 10月任长崎医学校校长, 1871年(明治四年)任文部少丞, 10月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医学教育和卫生制度。1873年(明治六年) 6月长与专斋担任文部省医务局第二任局长,创建司药场, 1875年(明治八年)他在内务省任首任卫生局长,公布医制,致力于近代医疗行政事业的设立,“专斋在日本的卫生史上流下辉煌的业绩”。适塾学生佐野长民1867年(庆应三年) 3月作为藩使,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万国博览会, 1870年(明治三年)任兵部少丞,参与日本海军的创建,其后升任工部大丞。1874年(明治七年)佐野长民为驻意大利、奥地利公使次官,回国后历任元老院议官、大藏卿、枢密顾问官、农商务大臣等要职。1887年(明治二十年)他担任日本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可见,佐野长民在军事、外交、经济、卫生福利等诸多领域内作出了贡献。
1874年(明治七年)2月明六社成立,适塾塾生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秋坪,迎曦塾塾主箕作麟祥和杉田成卿塾塾生神田孝平都是明六社社员。他们高举“会同有志之士推进我国之教育”的旗帜,“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为宗旨,著书立说,定期开会讨论,为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做出了贡献。
总之,在幕末维新的变革时代,兰学塾的学生激民族危亡之大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综上所述,在江户中后期相对闭塞的年代里,兰学塾教育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在日本不断地扩展,对幕末维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