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1 02:13
1949年解放前夕，曾联松还是上海一家通讯社的职员，当他看到报上征集新国旗的启示，就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寄到北京。没想到他设计的五星红旗被选定为新中国的国旗。半个世纪过去了，曾联松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伴随着共和国走过了艰辛的历程，所不同的是，他与这面旗更有许多特殊情感。
1998年某日，上海80高龄的曾联松脑血栓后恢复期，孙子推着他在外滩散步，曾的老友顾仁贤的孙子顾季急匆匆的找来，告诉他顾仁贤肝癌晚期，临终前要见曾一面，曾联松赶到医院，顾仁贤已不能说话，拿出一枚银圆和一封电报。50年前的东西，勾起曾联松的回想。
1949年，曾联松看到报上征集新国旗的启示，在通讯社工作之余，曾设计了一种国旗图样，他的同事顾仁贤也参加了应征。几天后，在曾联松不在单位的时候，上海军管会的人送来一封电报，曾的图样中选，中央政府邀请他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嫉妒心理使代收电报的顾仁贤藏起电报， 没有通知曾去北京。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来了， 上海也是一片欢腾，顾仁贤来他家看望，曾联松表示出他对新政府的信赖和希望。
通讯社解散，曾联松被分到日用杂品供应公司，当他在东北为上海采购货物时，收到政府正式信函，通知他设计中选，并寄去稿费5万元，曾联松赶回上海看着自己亲手设计的国旗，心中万分激动。
商业局决定派曾联松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曾联松第一次能上北京， 非常高兴，和妻子商议借50尺布票要做一面大国旗带到北京见毛主席，但是形势变化无常，局长受到冲击，曾联松也因历史问题失去这次机会。他的儿子参军了，曾联松推心置腹地与儿子交换了意见，表明了他无论什么环境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心情。
90年代，曾联松被选为政协委员，经常到学校给学生做报告。顾仁贤也退休了，经营一家古董店，他来找曾联松，告诉他报上登了“国旗属于 集体创作，解释权属国家”的消息，曾联松受到很大冲击。这时，他的孙子又把国旗设计原稿带到学校弄丢了，曾联松感到很沮丧。这时，上海市长打来电话，支持他理直气壮地宣讲国旗的意义和历史，并说明五星红旗是中国的象征，国家强大，人民才有尊严，国旗才有尊严。曾联松深受感动。
1998年，顾仁贤去世，他的儿子顾季从法国赶回来，拿出两版1949年建国时的五星红旗邮票请曾签字，曾联松的儿子联想到顾仁贤五十年前隐藏邀请曾去北京的电报，认为顾家的行为是伤害了曾联松。顾季说明邮票是想送给法国友人的，并拍摄了一部短片送给曾联松，片中说明了曾联松1949年设计样稿的经过，并用五星红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镜头，表现了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逐步走向富强的过程。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曾联松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的他居然在放映后站了起来。
最后，而对湍流不息的黄浦江，曾联松发自内心地说：“只有国家强大，国旗才伟大”。
影片《共和国之旗》曾反复修改一直到进电影院前的最后一分钟。第一次大修改在混录双片之后，按献礼影片的要求，质量还有距离。剧组重新集合，赴上海补拍几场重头戏，接着转战北京，进行更为艰难的拍摄，同时，调整1949年政协会议讨论国旗设计方案的纪录片镜头，又使剧组忙于纪录片资料选择之中。第二次重大修改在北约集团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全体主创人员感到手中影片的分量骤然加重，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对影片重新审视，突出“只有国家强大，国旗才更伟大，国旗的颜色才更鲜艳，人民才能安定幸福”的思想，经过三天三夜的修改，终于将影片结尾推上高潮。在影片上映前夕，有关领导对影片又提出多处修改意见。这使剧组面临资金、时间和技术的难题，又一次开始影片后期的制作，24小时拿出了修改方案，48小时全体主创人员重新集合，刚进家门即刻返身登上赴北京的行程，影片进入第三次重大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