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语出《军争》篇。战争是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搏斗，以消灭敌方为宗旨，尔虞我诈是战争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战争的本质特点之一。但西周时期，出于维护宗法制度和天子地位的需要，奉行“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汉书・艺文志》）的军礼，诡诈用兵受到很大束缚，“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哀怜伤病，“成列而鼓”等陈腐的“仁义道德”观念盛行。春秋时期，西周礼乐文明逐渐崩坏，上述迂腐观念也被冲破，晋国大夫狐偃即言：“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孙子》则冲破旧观念的禁锢，明确提出“兵者，诡道也”（《孙子・计》），恢复了诡道在战争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兵以诈立”一语，则突显了诡诈作为作战指导原则核心的本来面目。该书强调，为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可以广泛采取虚实转化、奇正相生、示形误敌等种种方法，充分利用战争中充满盖然性而较少准确性的特点，施展用兵者的智慧和机变。自诡诈用兵的原则确立后，古代兵学的发展被引入正轨。后世兵家循此思路设计出数不胜数的奇谋妙计，《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甚至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语而已”，足见评价之高。同时，推崇“仁义”之兵的儒家则对其倍加非议贬损。如宋人高似孙认为“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言奇，背信而依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有人得出“仁义者兵之本也，诈力者兵之末也”（李觏《_江集》卷十七）的结论；还有人对《孙子》观点、语句进行儒化改造，用“仁义”取代“诡诈”在战争原则中的核心地位，可见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根本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