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03 09:10
兼相爱,交相利,是一句俗语,出自《墨子》,意思是人们全都相爱、交互得利。
“兼相爱,交相利”中的“兼”意为“全,都”。
所谓兼爱,就是要求人们不仅要爱自己,而且还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而这种爱要冲破血缘和等级的阻碍。墨子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人们不能兼爱,因为自私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才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兼爱是墨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只要做到这一点便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生在鲁国,曾在宋国做官,生平足迹遍及齐国、卫国,又屡次到楚国,后又长期居住在鲁国。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的军事思想主旨是兼爱、非攻,但他并非一味反对战争,而是主张以义伐不义,注重战争准备,讲究防御之能,抵抗侵略战争,以求立于不败之地。理论
这是墨家法律观的核心,墨家以“兼爱”和“交利”为标准衡量各国的法律制度,评价各家的思想学说,特别要将它贯彻到立法司法之中。“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墨子认为: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爱与利的关系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梁启超曾指出:“兼相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而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墨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
墨子的柔性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比如“以人为本”思想,对于当今企业管理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比如墨子对以人为本的解释是:君子作战虽然有阵法,但是勇敢是其根本所在。士人虽然有学问,但是品行是其根本。所以,我们学习管理,必定明察左右,知其根本。
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现其身”。那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象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看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象看自己的身体一样。其实墨子在此告诉我们的就是“以人为本,视人若己”,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误解,消除冲突。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因为相爱出现了,以此祸害、埋怨、愤恨等就不会产生了。
兼爱非攻,相爱相利
墨子从其兼爱思想出发,主张非攻,反对战争。他断定,爱人运行时,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运行时,人亦从而利之。反之亦然。既然如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只要相互兼爱,不要发动战争,相互攻伐,这样不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从而可以共同取利。否则,以兵刃毒药水火相攻伐,便使大家共同取害。因此,墨子“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张“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以兴“天下之利”,反对“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以行“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墨子还从战争的道义性方面,反对战争。墨子的思想旨意十分明确,杀人者死,杀一人有一死,杀十人有十死,杀百人有百死,这是对不义之人应有的惩罚,是他们的罪有应得,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对于那些发动战争攻伐别国,死伤大量人口的侵略者,有些人则不知非之,反而誉之,这显然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之论。对于这种义与不义颠倒、不辩之论,墨子极力予以辩白,指出好战者为不义,从而说明了非攻的道理。
墨子还从战争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死伤无数的人口,破坏社会生产力等战争危害性上,反对战争,主张非攻。
墨子称赞古代仁君能与大国相交,与邻国相处,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率百姓从农事,为民取利的功德,反对当时的王公、诸侯发动战争的暴行,主张对战争发动者杀无赦。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攻伐无罪之国的战争贩子,要处以死罪,不能使其继续执政为害天下万民。
兴利除害,讨伐不义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反对不义之战,他是主张非攻,而不是主张非战争。他认为,仁人之举,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要举行义战,讨伐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禹征伐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不是为自己求富贵享乐的义举。墨子把“攻”与“诛”加以区别,伐“无罪之国”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诛”,所以禹、汤、武王之举是“诛”,而不是“攻”。墨子赞同“诛”,反对“攻”。因为“诛”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仁义之举,“攻”则相反。他指出,好战之国,以自己的坚甲利兵,去“攻伐无罪之国”,掠夺财物,劲杀万民,这是“攻”,对于攻伐者,应当“罪死无赦”,故他积极反对“攻”;对于无道有罪之“君”,为了给万民除害,就要“诛”之。因此,墨子主张诛讨有罪之君,反对攻伐无罪之国。“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他坚决反对;“诛杀狂夫民贼”的正义战争,他积极支持。一切都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标准,这个思想不乏合理之处。
尚贤得民,战之必胜
墨子在区分“攻”与“诛”之异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攻”者必败,“诛”者必胜。其所以如此,就因为“攻伐无罪之国”者,违背天志、天意,失掉民心、民意,故必然失败;“诛杀狂夫民贼”者,顺乎天志、天意,符合民心、民意,故必然胜利。由此,他肯定,民心所向,战之必胜。而得民心,尤要尚贤。尚贤是圣王治国之要务,为政之根本,所以要尚贤。因为贤良之士是固国之珍宝,社稷之辅佐。对于贤人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衡量贤与不贤的标准是德义、才能,而不是亲疏、美丑,真正做到公而无私,有能则举之、用之,这样人人都竞相为义、为能、为德,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了,人民就可以免除祸患了,当然也就得民心、合民意了。
墨子深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极为重视民心、民意的问题。他以古者圣王之事,说明行德政,爱百姓,得民心,得天下的道理。如周文王封于歧山,封地方百里,他能“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处而愿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墨子·非命上》)。能与百姓兼相爱,交相利,行德政,就可不战而胜,最终王天下。
注重战备,有备无患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攻伐无罪之国”,主张义战。他十分关注战争,注重战争准备。墨子讲究攻守之备的问题。
墨子由“非攻”而“讲求备御之法”,故他对备战理论、技术颇有研究。
墨子认为,国家的主要祸患有七个方面,不消除“七患”则城不守、国不保。他说:
”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墨子·七患》)
墨子不仅从理论上重视备战,讲求备御之法,而且在技术上讲求备战、守城的技巧。墨子在《墨子》书中的《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十一篇中,运用力学、光学、数学、形学等道理,具体规定了守城的方法,于中可见其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也显现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军事技术、技巧。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兴利除害的战争观点出发,所阐明的军事思想主张和战争技术、技巧,不乏高明、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