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项均具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它们的作用越健全，经济运行越不需要政府干预。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自动稳定器”只能缓和经济衰退或抑制通货膨胀的程度，而不能根本扭转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趋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因而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干预，仍是必不可少的。

⒉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中的自动（内在）稳定器

利息率效应（凯恩斯效应）。由于利率变动能刺激或抑制投资，所以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变动有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调控与稳定物价的作用。根据前面已讲过的内容可知，在货币供应量M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商品供给减少→使物价上升→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L1上升→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L2下降→利率r上升→投资下降→有效需求减少→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反之则反是。

实际货币余额效应（庇古效应）。在人们手持货币数、量既定的情况下，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实际货币余额）与物价反方向变动，这使得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具有调节物价、稳定经济的功能。当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时，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不变，但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减少，人们就会自动减少消费，这样会使有效需求减少，从而自动抑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过热；反之，当物价下跌时，同量货币能买到更多的商品，人们会自动增加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从而自动阻止物价继续下跌，防止经济衰退过多。

再分配效应。如前所述，通货膨胀会导致收入再分配，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再分配就具有了自动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假设国民收入简单区分为劳动收入（工资）和非劳动收入（利润）两部分，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工资）所占的比例下降非劳动收入（利润）所占的比例上升。这会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因为非劳动收入（利润）是资本家的收入，在这种收入随通货膨胀而增加时，其边际消费倾向必然大幅下降，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将大幅下降，同时劳动者因实际收入下降必然减少消费，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社会有效需求减少，通货膨胀会自动得到抑制。此其一；其二，社会上获得收入的人分为靠租金、退休金、养老金获得收入的“被动收入者”和靠工资、利润获得收入的“主动收入者”两类。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前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后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后者的消费支出相对减少，从而抑制有效需求，进而抑制通货膨胀。

必须指出，自动稳定器对于平衡供求、稳定物价、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它只能缓和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的程度，而不能改变它们的总趋势。仅靠其自动调节，远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必须有政府的适度干预，国民经济才能健康运行。

关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缩小经济波动的认识，理论界认为自动稳定器的运行主要以税收和支出形式的漏出效应缩小了凯恩斯乘数。在凯恩斯模型中，乘数法则解释了为什么投资、政府支出或者消费支出可以最后诱发经济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因。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学术界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讨，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被公众所接受，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为政府采取积极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但是，伴随理性预期学派的发展，凯恩斯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对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存有质疑，同时还对经济学家如何衡量这种效果的能力有所质疑。其中Sargent和Wallace（1975，1976）指出，绝大多数凯恩斯模型的主动政策有效性实际上来自于模型中隐含的假定，即政府相对于私人部门拥有“信息优势”。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波动并不比私人部门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那么政府采取的主动政策将无效。由此可以推断，在政府并不能明确判断自己在经济事件中是否拥有信息优势时，则应交由自动稳定机制发挥效用。Perry（2003）[2]以拉美地区、经合组织和东亚地区国家为样本检验证明，经济波动有1/3来源于外部的冲击，1/3来源于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另外的1/3则来源于宏观政策的波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其中货币政策的波动效应随时间而削弱，而财政政策却不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90年代早期阶段，由于美国和欧盟国家都经历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从而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对财政政策的运行以及作为稳定机制的效用进行了很热烈的争论之后，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中，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自动稳定器减少了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导经济向充分就业发展。

但是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Bella（2002）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规模。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大，公共余额对经济波动中的敏感性就越高；第二个影响自动稳定器效力的因素是该国经济的开放程度。经济越开放，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就越小；税收结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稳定的效力依赖于不同税基对周期的敏感度。同时社会公共保障转移支出也对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在市场化经济改革中一个突出的转变就是指令性计划管理退位，指导性政策管理登台，面对经济的波动，除非发生一些极其特殊不可逆转的情况，政府都尝试让市场自身发挥引导作用。因此，自动稳定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必须发挥应有的效应，以平抑经济波动、保障经济增长的平稳性。

1、经济货币化中的财政自动稳定器

自动稳定器机制作为财政政策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一种政策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市场体制下的作用渠道与效力的发挥程度存在差异。衡量一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选取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即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衡量指标。1984年之前央行掌握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90%以上，直到1994年银行体系的全面金融改革开始后，人行才专门定位于以稳定货币为主要目标的央行职能。故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衡量将以1994年为一个显著的时间分界线。

根据数据检验，国内M2/GDP的比例从1994年开始基本上一路攀高，最高点在2003年，达到188.45%，尽管在2005年回落到163.86%，仍然比1994年高出63个百分点。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单独调控经济波动时，财政政策开始更多的配合货币政策发挥对经济社会的稳定作用。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经历了从积极向稳健的转变，但每一次国家采取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几乎都在实施了若干年后出现负面因素，国内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的把握难以合理估计。因此，纷纷转而加强对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关注。

2、国内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

自动稳定机制主要是通过对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选择，但是由于财政自动稳定器具有相对的潜在性，因而其效力的发挥可能使人们的收入或者支出等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较小。为此我们首先检验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城乡以及地区的收入分配流向是如何进行的。

⑴收入从个人流向企业和政府。从1994年到2005年中，住户、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有份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住户收入的占比急剧下降的12个百分点中，企业和政府分别增加了10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初次分配收入份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超出一个百分点。

⑵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住户部门即个人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农村的可支配收入在总收入占比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增长了4.7%和5.3%，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增长了5.7%和9.6%。

⑶地区差距水平高于城乡差距水平。从地区看，1999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19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到了2005年又多增加了一个地区。2000年全国城镇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9个，2005年则有23个，增长21%左右。可见，地区差距大于城乡差距，即更大的差距是由地区差距引起的，例如，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些城镇中，其城乡差距远远小于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

⑷财政支出占比一路下滑。金融监管薄弱和政府过多涉入更易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此时，自动稳定器更加凸显作用。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改革开始一路下滑，虽然在1997年以后有所回升，但是基本上维持在20%以下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从国内的实际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以政府预算作为财政相机抉择政策的代表，而以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的代表并没有调解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并没有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者资金不断向产能过剩行业积聚的形势。并且从税收来看，除了个人税收具有典型的累进性质外，企业税收在这方面表现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