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博纳尔和维亚尔等人，在题材上更注重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场景，表达追求舒适、平稳和有品位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博纳尔和维亚尔等人也被称之为“内景主义”画家。他们笔下的所谓“内景”，还不只是舞厅或咖啡馆的室内，而纯粹是家庭的内部，客厅、书房、起居室，乃至卧室和床榻。

良好的室内照明光延长了夜间家庭活动的时间，同时丰富了内景主义画作的取材对象。儿童游玩和做功课，家庭主妇的女工，成年人的阅读，以及一般性的室内娱乐活动，都得到相应的延长。黑夜来临，白昼却依然在室内延续。尤其是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使得阅读行为不受自然光照的限制，几乎可以随时发生。阅读的增加，知识普及面的增加，也使得“启蒙”变得更为直接和便利，使“启蒙”的普泛化成为可能。灯光下的阅读和沉思，塑造了一种城市居民特有的“内在性”。一种普鲁斯特式的内在生活，一种依赖沉思、回忆和冥想来填充的、内在的时间和空间。

中产阶级的家庭内景具有一种舒适、温馨而又亲切的气氛，被明亮、甚至是道德理性的光芒所照亮。室内相对私密和孤立的环境，一种与外界相分离的更为纯粹的内部，被展示出来，成为理想家庭生活的样板。

作为内景主义画派领袖之一，爱德华・维亚尔这个名字几乎与他的家庭生活室内场景作品是同义语。内景主义的画作代表了他艺术中最根本的平衡协调――对17世纪荷兰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的创新诠释。他以纳比派的方式和保罗・塞律西埃的综合派风格进行创作，表现出关于图案、装饰元素和线条的敏锐审美感受，同时坚持对场景真实精确地呈现，并使得两者协调融合。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灌注了一种神秘的、脱俗的气质，而精妙的色彩和对光线与大气效果的抒情呈现则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情绪。

维亚尔反对学院派艺术，发表造型单纯化与装饰性色面结合的作品，画面中对光线的游移描绘非常突出，技法出神入化，取材喜好身边妇女的家庭生活，描绘平静、平凡的爱情生活光景，又被称为亲和主义(intimisme)的代表画家。

维亚尔的取材倾向与他的童年经历密不可分。维亚尔的母亲出身织绣设计家庭，在灯光下织绣彩色绢布的女工们工作的光景，让维亚尔感受深刻，因此他画下许多以织绣女人为主题的油画。

内景主义虽然也运用分解色块技法来捕捉瞬间的光线和氛围，但并不像印象派画家那样对客观世界进行直接的严格的观察，而是采用带有较多主观情绪的夸张和失真的色彩，以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

这幅《长椅子》具有内景主义绘画的典型性：笔触细碎，类同镶嵌，但气氛恬静，不构成激情。维亚尔常从画室的一角，去观察起居室或熟悉的窗外小景，他喜爱描绘室内景物，常以装饰性色彩把室内环境中的细节表现得富有情趣。

博纳尔的父亲是陆军军官。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博纳尔，在大学学习法律的同时，还在朱利安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在那里他结识了保罗·塞吕西耶和维亚尔，并和他们共同开创了自诩是新艺术先驱的纳比画派。

博纳尔的作品多以自己和妻子玛尔泰共同沐浴等和睦的日常生活情景为切入点，用鲜艳且丰富的色彩营造出非常温馨的氛围，也因受浮世绘等日本美术的影响，画面具有平面性和装饰性。

内景主义在技法上依然沿袭印象派的分解色块技法捕捉瞬息万变的光线和色彩。但他们也不得不以夸张的和不自然的色彩来表达对城市内在生活之可靠性及其价值观的一丝疑虑。

如维亚尔的《粉色墙纸的室内》系列，在明亮的光照下，室内反而被光线挤压，显出一个没有透视深度的平面。室内的色调虽然是怡人的暖色，但仍然可隐约感觉到一丝焦虑、令人不安的气息弥散其间。那些属于本能和欲望的人性部分，被驱赶到灯光消逝之后的夜梦的领地，那是夜的深渊。外在光照的明丽和清晰的不断增强，反过来也强化了资本主义文化更加幽深的“内在性”。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预示了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狂乱的夜梦里，印象派式的仅在光色方面的轻度紊乱和扭曲，便显出了19世纪式的温文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