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形成相当数量的虚假城镇化和贫困的城镇化。中国

现阶段人口流动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占主体（占85%以上），每年数量达1.3亿，这些人计算在城镇人口里面，但不能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所提供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因此不是真正的市民或者是城镇人口，并且生活质量低劣，此外农村里留守儿童还有2,000万，由隔代的老人抚养，生活与教育条件都很差，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危及粮食安全。当前中国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仅剩19亿亩能种粮食。

第三，许多地方政府大规模圈占耕地、剥夺农民以发展经济，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这些农民不仅无法分享农用地转为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甚至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征地补偿和生活保障，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困境，沦为“三无”农民。

第四，各类开发区、大学城，冲击正常的土地市场秩序，导致土地供过於求和大量被贱卖。

第五，带来城乡对立，社会冲突。当前80%的上访都由土地问题引发，而且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引起突出的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问题。

市场永远是最具说服力的，淡季也往往是最能考验市场的时候。从目前情 况看，南京高端市场的需求相对较为迟钝，而基于这样的需求状况，南京楼市所谓的“高档住宅”的大量供给并没有转为实实在在的有效供给。这里固然有“高档房”价格偏高的原因，更多的则是由市场及产品自身的因素决定的。用一位开发商的话讲，那就是南京高端市场目前过于“冒进”了：一方面，南京的高档住宅市场的需求不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那么强劲，这是由南京这个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构成与习惯决定的；另一方面，南京的高档住宅存在着“虚高”的症状，并没有完全针对高档住宅消费层的消费需求去度身定做，而是一味地炒作概念，致使产品本身与其品质并不相符，性价比不高，自然吸引不了买家。

当然，南京楼市高端市场过于“冒进”，也全非开发商的错。土地成本的提高使得开发商在项目定位时必须走“高档路线”，降低土地成本在整个项目成本中的比例，从而获取一定的利润。像当初万科以1．855亿元的莫愁湖边上“赌”了一把，如此高的地价决定了其产品的高档策略。万科成功了，率先在南京高端市场分得了一杯羹，但这是因为有万科的品牌、莫愁湖的稀缺资源及确实一流的规划设计作为支撑的，一般开发商在效仿时要掂量一下自身的实力，三思而后行。

战略冒进典型——金正集团

中国家电企业黑马常有，而白马却不常见。家电企业的一匹黑马——胡

志标所领导的爱多集团也没有摆脱这个怪论，没能顺利的走向前台，变成白马。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如果说胡志标是陨落是家电行业历史长河的前车之鉴，那么金正的衰败就是指明灯。只是这盏指明灯是雷区的指示，这盏指明灯的代价太大。从6月3日金正集团董事长万平在山西被羁押调查，到天龙集团董事长田家俊和总经理杨玉新反目成仇，“金正危机”愈演愈烈。从一个拥有员工7000余人的大型现代化集团公司，到现在裁员3/4。从一个具备月生产50万台影碟机、10万套家庭影院、50万部电话机和50万台复读机能力的大型现代化制造企业，到现在资金链的断裂，靠卖品牌和资源来维持企业的运转。金正逐步走向失败的边缘。金正的衰落，犹如在家电行业扔下一颗重炸弹，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也引发了我们对民营企业运作的思考。有人说金正的陨落是由于权力上的纷争，是企业家盲目求大的心态所致。也有人说金正的衰败是由于经营上缺乏效率和科学、管理上缺乏完善。而金正的失败是对企业自身的实力和市场环境的估计不足，而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品牌战略上的冒进。

历史上的冒进以大跃进运动最为突出。“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