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例，工业化启动以前，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力的比重在70%以上，而到了19世纪末，该比重已降至40%以下。从1910年开始，美国的农业劳动力供给出现了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并存的现象，并不断加剧。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显著减慢，这标志着美国农业劳动力在完成了大规模转移后，进入了缓慢稳定的转移阶段。

美国的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相伴而生、相互促进。从1920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长达20年的慢性农业危机，农产品的储备增加、价格下跌、购买力指数下降。与此同时，统治美国农业的垄断资本从各方面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掠夺，使农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农场的经营难以为继。大农场主不得不纷纷采用机器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机械化导致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和启动工业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完成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国家。工业革命完成后，现代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加快了英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使整个19世纪成为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时期。19世纪初，英国的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力中所占的比重为35%，到19世纪末，这一比重已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比重则由30%左右上升到75%以上。这一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非农产业部门。进入20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步入了一个缓慢转移的阶段。到70年代末，英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进一步降到2.5%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已超过90%。这一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和农村非农产业。

19世纪80年代，当英国和美国的农业劳动力份额已降至15%以下和50%以下时，日本才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当时日本的农业劳动力比率高达80%以上。虽然日本工业化的启动在时间上要比英国晚一个多世纪、比美国晚近半个世纪。但随着工业化的启动，日本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将其农业劳动力份额由80%以上降到了54%。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快时期。1980年与1950年相比，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了2/3，农业劳动力下降了37.4个百分点。

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速度较快。日本工业化启动时，正逢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日本可以利用两次工业革命成果发展经济，因而其工业化进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都很快。二是第三产业在吸纳农业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较晚、起点极低、国内资源匮乏，它主要靠对外侵略和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经济。19世纪初，日本的机器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在对外贸易中，日本向美国出口生丝换回棉花和机器，因而，日本第二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不如其他国家。三是兼业化。日本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主要是通过兼业方式实现的。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从1955年的65%上升到1985年的86%，其中，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第二类兼业农户比重增加了41个百分点。兼业农户的增加，使工农业劳动者家庭收入大大增加。1965年，每一农户的平均收入比工人职员家庭平均年收入多4.7%；1977年，前者比后者多34.1%。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兼业化模式，主要是由其资源状况决定的。这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由于在资源、技术、资金、人口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推进及其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并不顺利。

拉美国家从二战后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非常快。这些移民通常是几经周折之后最终落脚于大城市的，特别是各国首都。1950－1980年墨西哥城人口由不足300万增加到1500万；里约热内卢人口由290万增至1070万。这种超常速度的城市化进程给城市就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因城市基础设施、生活服务条件等不能及时地满足和适应大量聚集人口的需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诸如城市人口膨胀、住宅紧张、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环境恶化等等。这些城市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居民住在贫民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中居住在贫民窟的居民占46%；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占50%；哥伦比亚的圣菲波哥大占60%。

与此相反，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工业化以来，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十分缓慢。19511981年的30年间，农业劳动力的份额从72.1%下降到70.6%，平均每15年下降幅度还不到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绝对人数却增加了1.13倍，平均每15年增长幅度超过了50%。印度农业劳动力转移步履艰难的原因除了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外，工业化的产业结构选择不当，片面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逐渐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有人把农村人口外流说成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表现，主张走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靠工业扩张、城市膨胀来吸纳和消化的路子。也有人认为，农村出现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受阻，农村经济结构单一，长期重“农”轻“副”有着直接的关系。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必须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促进各业协调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中国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每年均有大量劳动力外流。有的年份，由于短期内有大量农村劳动力集中流动，甚至形成了“民工潮”现象，能否据此认为，中国农村已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呢?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一）农村的劳动力剩余仅只是农业上的劳动力剩余。通常我们谈到农业，主要是指种植业；而谈到种植业，主要是指粮食种植业。这不仅是因为传统习惯，更因为种植业和粮食种植业在当前农业和种植业中占有较大比重。按照吸收劳动力的强度，粮食种植业属于耕地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占有耕地比重大，而在单位面积耕地上需要投入的劳动量又较少，据有关部门测算，1991年，6种粮食作物平均亩用工14.2个，而棉花、油料、甘蔗、烤烟等作物平均亩用工分别为41.0、16.3、45.2、49.8个。中国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人均耕地仅有1亩多一点，耕地的主要部分不得不用于生产粮食。因此，中国农村在农业（主要是粮食种植业）生产中显然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然而，农业中还存在需要投入大量过去力的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存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和较强和受耕地资源的制约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杲、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农村中不仅需要农业第一产业，还需要并应大力发展加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这些产业由于经济、社会、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充分发展。如果把发展这些产业需要的劳动力算上，农村劳动力剩余就不会是一个普遍现象。

（二）农村的劳动力剩余主要是现有生产条件下的剩余?

目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仍然没用几千年来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不少地区角从事简单的商品生产。农业生产仍然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对自然环境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农业生产中忙闲不均的现象经常存在。把目前农村中农民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的劳作方式，自作是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剩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种劳作方式是与以自然季节为转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如果说它是剩余，也只是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剩余。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方式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市场农业的兴起，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使农业生产从生产方式到生产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地区率先迈出了现代农业的步伐，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专业生产，并在专业人生产的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业产前、产后产业，有效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实践证明，凡是农业产业化搞 得好的地区，农村劳动力有少有剩余。这就说明劳动力是否剩余，是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

（三）不能以“流动”判断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

农村劳动力“流动”既是农户的一种生产行为，也是农户的一种经济行为，。农户为了使其生产收入达到最大化，将根据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资源善配置其各种要素。只要未达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未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农户就有动力支调节其生产要素的配置。当农户当前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其生产要素最优配置所需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时，农户就会调节其劳动力配置。这种调节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力流支。“流动”是农户追求最佳经济效益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剩余。中国十多年的农村改革，缔造了千百万个具有独立劳动择业权、产品处置权的农业劳动者。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激活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为其流动创造了前提条件。党的十四大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经济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力资源，必然流向效益好的环境，实现有效配置。因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在80年代，中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发展速度的差距尚不明显，仅约高2个百分点；但90年代以来，东部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高出中西部6个百分点。东、中、西三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1978年的299：186：100，扩大到1994年403：190：100。占人口总数约40%的东部地区，其经济总占全国的60%。区域发展差距，在农村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以农村社会总产值指标度量，1980年三大地区的比值为288：195：100，而到1992年则扩大到504：200：100。反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东、中、西之比，也从1983年的144：126：100，扩大到1995年的200：131：100。在地区发展差距拉开的同时，城乡收差距也呈不断扩大趋势。1978年，乡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为1：2.34，到1984年一度缩小到1：1.71。此后再度拉开，到1995年，城乡居民收差距已扩大到1：2.49，甚至超过了农村改革之初的水平，可见，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也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收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从分阶段来看，中国农民收的增长速度却呈阶段性弟减趋势。甚至个别年份还出现负增长。而年均增长率低的几年，恰恰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几年。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正好说明风国农村劳动力振奋规模流动不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太多， 而是在农业比较利益下降，收入下降后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在80年代，农村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的就业压力。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外部约束（如政策约束、市场约束、资源约束等）趋势，内部管理机制中落后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发展速度趋缓，而且吸收劳动力的速度也明显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明显出现所需资金增多而吸纳就业能力下降的趋势。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总值1444元，固定资产净值1119元；到了1994年，分别增加为5503元和4324元。提高了2.8倍和2.9倍，1984年至1988年，乡镇 企业平均每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084万人。而1989年至1994年，平均每年只吸纳412万人，这种情况意味着，农民继续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中获取就业和收入的难度已越来越大，因而不得不外出，寻找新的空间。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来解释，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并非始自今日。长期以来，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隐蔽性失业，然而为什么在农村改革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向外流动呢?更重要的是，既然流出的劳动力是农村的“剩余”，为会么许多农村在“剩余”的劳动力流也以后，会出现相当严重的农田抛现象，致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显然，“流动”并不是仅靠劳动力剩余能解释得了的。

农业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途径主要有两 条：一是通过城市膨胀、工业扩张，发展二、三产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来吸纳农业剩 余劳动力；二是利用劳动密集取向技术发展农业，适当调整农业内部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使农业部门内就业得以深化，同时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就中国国情而论，采用后者，即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办法，不失为一良策。因为：

（一）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普遍过剩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历来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问题。不仅每年新生成长起来的劳动力需要安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党政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和机关冗员也需要再就业、再安置、这更加重了城镇就业的负担。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300多万城镇劳动力难以找到工作。进入90年代，又有近2000万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和机关冗员需要再就业。据农业部测算，在目前4.33亿农业劳动力中，约有1/3属于剩余劳动力，绝对量约为1.2 亿人。随着青年一代农民的成长，今 后每所还要新增600万人上的劳动力入上述这个庞大的就业大军。从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总数来扯，也只不过是1000多万人，只是整个剩余劳动力大军的10%左右。因此单靠工业和城市的吸纳、消化，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佳选择，应主要是挖掘农村内部潜力，依靠自己就地消化。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就业范围小农村中的劳动力，大都是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自然形成，没有经过劳动技能的方面的培训，素质普遍较低，就业范围小。据统计，全国4.33亿农业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就占50%。如此低下的劳动力素质，根本无法用途城市和工业的现代化劳动，只能干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进城农民，与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的进城农民还不一样。他们尽管也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之中，但他们始终没有被城市所接纳。一方面，城市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对农民进城持欢迎态度，愿意接纳他们。因为大量进城农民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必提供了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承担了城市无人愿干又必须有人干的各种脏活、累活、危险活。另一方面，城市在社会体系中又拒绝接受他们，始终把他们当作“外来人”，这些进城农民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 ，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峭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如住房、医疗、就学等等。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不是城市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一定限制 ，就业范围相对较小。

（三）中国在有限国力下只能支持有限的职业和身份的人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就是从逐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看，是否由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一个非农业劳动者，由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镇人口问题，即农民的职业分化和身份分化问题。当前为什么呈现出农民流支规模大、分化程度的特点呢?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一方面是农民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 很大，另一方面是社会总资本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奶小。这就形成当前劳动力大量过剩与生产要素资料（包括社会基础设施条件）严重短缺的矛盾。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含资金）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投入。这个一定数量生产资料，是个动态的数字，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区和不同技术有机构成的部门决定。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中国家，993年全国全社会仅完成固暄资 产投资11829亿元。按当年现行汇率计算，大约为1460亿美 元。就是说，中国人均只有123.2美 元扩大再生产的社会财力。据统计资料分析，1984年中国每 个农业劳动力和每个乡镇企业劳动力占有资 产的差别为100：511，即1984年中国农民职业分化的单位成本，大体是5倍 于农业部门的成本。事实上，随着非农业部门的成本和有机构砀的提高。加上通膨胀等诸多社会因素，农民职业分化的成本也在大幅度提高。据浙江省调查，1982年到1990全省乡村以上乡镇企业人均资金占有量，以年平均28.6%的速度递增。人均资金占用额 由1744元猛增到13036元，即南昌市了6.5倍。总之，城市和农村的非农业部门都 在加速技术进步，也存在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再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的就业因素，真正能够投入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分化的社会资本，是极其有限的。由此可见，中国在有限的国力制约下，只能支持有限的农民的职业及其身份分化。不能承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转移。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和风险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是这种转移会直接千百万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交通运输趋紧、城市社会服务沉重、农业领域出现某些资源浪费等等，通常被称为迁移的负面效应，实际上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劳动力转移潮流的持续涌坳，还可能形成超越直经济领域的另外一咱震荡，甚至可能引发某些危机因素，这些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风险。除此而外，不能忽略的是，劳动者在迁移就业的过程中，个人还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和较大的风险。

这是因为，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个人还有多项成本支村。一是交通方面的费用 ； 二是管理费用；三是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四是独立生产经营的税 费开支。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者个人要支付的迁移就业成本就比较高。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个人还要承担较大风险。不论新的就业区域和位置有多高的确定性，迁移者在生活和职业活动中的风险承载量都 要比不迁移者更大。这是因为迁移就业具有更大的探索性，既要在新位置上就业，还要在新环境中生活，将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处理一些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要与环境及其它社会因素发生更多的摩擦，甚至冲突。这种风险，一是失业。如果迁移者原来属于就地种植 业就业，尽管可能 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但失业是隐的，并不存在对于基本生活的那种压力。在迁移过程中的失业则是显性的，生活的压力也是显性的。迁移者在失业状态下仍然要有必不可少的那部分消费支付，这是维持劳动者生存的基本条件。因此，失业状态的迁移者随着沉重的生存压力。失业可能性的存在构成一种颇有威胁的风险。二是就业过程中的权益损失。由于迁移者的身份归衙发生虚悬，同样情况下其权益 更易受到侵害。主要是拖欠克扣工资 、工时过长、劳动条件差、独立生产经营 受到种种干扰、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迁移就业者可能承担的风险。这些风险多属不合理风险，是不应该发生邮局是应当避免的。三是意外伤害主要是同迁移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因素导致的身体和权益的伤害。如伤病 及易于成为犯罪的侵害对象。近年来社会治安善不甚理想，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问题尤为严重。一方面一部分流动人口 参与犯罪，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群体也更多地受到攻击和伤害。一些抢劫、盗窃犯罪往往针对迁移者，一些流氓滋事也往往更多地针对迁移者。总之，迁移就业者在新的生活地区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也容易受到更多的伤害。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家投入能力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农业投入比例下降、绝对额有限，农业基础脆弱，比较效益低下，发展动力不足。二是分散的小农户经营规模不经济，单纯的原料性生产比较效益低，没有竞争力，难以进入社会化大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市场农业发展的瓶颈。三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被分割，农业部门留下产中环节归让工商部门，实行多部门“条条”管理，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致使农业比较效益低，成为市场农业发展的休制障碍。这三大问题，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最直接原因。针对上村问题，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证明，能够突破小农户瓶颈约束，排除传统体制障碍，增强市场农业发展动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新路子和有效途径是农业产业化。因为：

（一）农业产业化能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和配置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创新。其核心是：围绕某主导产业或相关的若干骨干产品，将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组合为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其实质就是把农业从原来的第一 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第三产业领域，通过某个农产品，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使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于农业产业化是围绕主导产业或骨干产品而形成 的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其目的是为农户和农产品进入市场架起桥梁，为农业形成大产业、进入大流通、获得大效益创造条件，因而农业产业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它能够实现“三个突破”：一是能够突破所有制界限，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的融合；二是能够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实现本地与外地甚至外国的合作；三是能够突破行业隶属界限，实现农、工、贸、技、科、教等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结合。这三个方面的突破，打破农业本身的局限性和封闭性，使生产要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重新配置，实现多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合，给农业注入新的省略，增加发展后劲，最终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农业产业化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双向流动。一方面，随着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主导产业规模的优势的形成和不断壮大， 城市的先进技术、科技人才、资金、经济信息等生产要素不断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城市大型工商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随着经济扩张能力的不断增强，形成对农业剩余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的强有力的吸附，并拉动其向城镇二、三产业分流和转移。这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 ，既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又在事实上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从而促进城乡之间 的相互融合，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二）农业产业化可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将农业再生产过程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农业系统内与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基本经营方式；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在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已不再孤立，成为紧密相联的产业链条的不可分割的一环。在这里，“农”是指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微生物开发利用及其他特殊生产在内的“大农业”；“工”是指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商”是指与农产品运销有关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产”是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成品制作；“供”是指生产资料供应和各种服务的提供；“销”是指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运销，包括收购、集货、储藏、运输、批零销售。把一个农产品升格为一个系列，使农业成为一个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系列。这就使农业从原来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第三产业领域，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

各地的实践也证明，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由于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农业生产的利润更高，还由于农业产前、产后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业产业化则近期和中期内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的重要举措。

（三）农业产业化是增加农民收的重要手段?

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两大战略目标，也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的根本措施。只有依靠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才能更好地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增加对农业的物质和科技的投入，提高农业的产出率和商品率，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的； 也保有依靠农业产业化经营 ，才能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效益为中心，围绕主导产业和支柱产品，组成贸工农各方参加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开展加工、购销等，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使农业成为高效盈利产业。农业产业化通过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和综合运用，一方面可以明显9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的产量；另一方面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大中型工商企业，立足整 个国土资源，向山、坡、水、沟和滩进军，较大同度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综合开发，发展多种经营，从而扩大农业增产的途径。农业产业化既可以降低经营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又可以减少各种中间环节 ，节约流通费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明显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通过与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契约关系，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农民除可以得到咱植业、养殖业的直接利润外，还可台在一体化经营 体系内部通过利益分配，按照一定的方式和分割比例分享到加工、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部分利润，使工农产品价格剪也差在经营 体系内部实现“支付转移”，从而间接地增加收来源。此外，农业产业化还可以通过产业链的不断扩展和延伸，既可以促进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进一步消化吸收，又可以促进其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产业之间相互流转，从而扩大农民就业的门路，增加收入来源的渠道。

总之，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贡献产业，基础产业，实施国家扶持的政策是必要的，但立足点应是自力更生，向内挖潜。农业产业化扩大了对农村经济的物质、资金、?技术的投入渠道，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使 农业延伸到二、三产业，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和服务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挖掘了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增加财力，促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的必然选择；更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理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