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的典型事例。秦汉时期思想家，也从富国强兵、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为战争提供所需物资及兵源的角度，提出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同时，还提出加强农业就必须抑制民间工商业，以保证农业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司马迁则认为农、工、商、虞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不应有轻重之分。桑弘羊也指出富国也要靠发展官营工商业，而不是单靠农业。早期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对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起了积极作用，但它也有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因此，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重农论者在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时，也不再坚持重本必须抑末的传统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农本论的重本抑末的传统教条，愈益不能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形势，进步思想家提出重商、重工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理论。郑观应认为应以商立国，农本商末只适用于古代社会。这一时期的思想家，突破了农本思想的传统视野，赋予它以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新涵义，农本工商末的旧说被彻底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