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中旬，萧山的官吏和地主向省府告状，浙江省长下令严行“惩治”农会。反动军队包围萧山衙前，对正在召开减租大会的农民进行武力镇压，逮捕衙前农协领导人李成虎等，强行解散农民协会。衙前农民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李成虎虽经多方营救未能获释，于次年初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衙前农民十分悲痛，立碑纪念这位农运领导人。

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创者是后来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彭湃回到自己的家乡海丰县赤山约，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7月，成立了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一个月后，赤山约农会发展到30多人。到10月下旬，农会活动范围扩大到赤山约所属20多个村庄，会员发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在龙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了赤山约农会的宣言和章程。

随后，彭湃又辗转奔波于海丰县的其他乡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1922年11月中旬，又成立了守望约农会。到1922年底，海丰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口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海丰县城隆重召开。彭湃在会上介绍了海丰总农会筹办的经过，各农会代表报告了当地农运发展的情况。会议通过海丰总农会章程，选举彭湃为海丰总农会会长。

海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又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由于有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势和经验，陆丰、惠阳两县的农会得到迅速发展。到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共有70多个约、1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达到20多万人。在1923年的五一劳动节，三县农会举行庆祝大会，发表《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

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必然引起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扑。他们勾结当地反动政府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在斗争中几遭挫折，骨干被捕，组织被迫解散，转入秘密活动，彭湃也不得不离开海丰。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虽然暂时遭到挫折，但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火种，提供了经验。

这个时期，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势。该地区靠近水口山矿区。1922年11月，水口山矿工举行罢工时，该地区的农民受到鼓舞，曾自动组织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1923年初，湖南党组织派两名党员到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经过半年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于当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到年底，它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并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在湖南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不久，当地土豪地主勾结军阀赵恒惕对农工会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农工会一些负责人，逮捕农民群众70多人。岳北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其中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国民党一大后，共产党员林祖涵、彭湃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和秘书。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强调准备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党的各级组织对举行北伐十分拥护，并按照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精神，积极发展工农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做准备。到1926年5月初，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120多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10余省，会员发展到近百万人。5月上中旬，在广州同时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农民代表大会的除广东66个县选出的200多名代表外，还有湖南、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河南、浙江、江苏、山东、山西、贵州等省的代表，它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两个大会一致认为，巩固和扩大工农组织，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并同革命军和各界革命群众结成大联合，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两个大会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从速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并表示工农誓作国民政府的后盾。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民众有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

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到11月底，湖南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又增加到200万人。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协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要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他指出，与工人阶级首先进行经济斗争不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12月20日，毛泽东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的欢迎会，在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时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考察农民运动。他召集农民和农运工作者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尖锐地批驳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很重视这个报告，于3月间在《向导》发表该文的前两章。4月，当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作书名将此报告公开出版时，瞿秋白为之写了序。

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邓演达等13人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做了具体部署。4月4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学。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约800名农运骨干。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一起为北伐军提供了有力支援。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前期都曾积极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规模，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产生了巨大革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