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敌后武工队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拉网”式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冀中一时间成为村村有岗楼、处处有碉堡、封锁沟密布的敌占区，日本鬼子、伪军、汉奸横行，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冀中军区第9分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组建一支精干的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组织——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简称敌后武工队），这是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中最早出现的敌后武工队。冯志闻讯，积极报名参加，被选拔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从此，他积极组织并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带领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除汉奸、惩恶霸，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打击瓦解敌军，被老百姓誉为“敌后神八路”。

在浴血战斗中，冯志三次负伤，左锁骨曾在与敌人拼刺刀时被挑断，左手食指被扎残，头部、胸部也都中过弹。有一次，他到军区开会，在回来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便闪身钻进路边的一堆麦秸垛里。鬼子过来用刺刀一个个挑那些麦秸垛。他感觉鬼子到跟前了，就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了扳机，岂料这一枪却没有响，而鬼子竟也没有用刺刀挑这个麦秸垛，转身就走了。事后他一看，原来是枪被麦秸秆卡住了，从而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更为神奇的是，在他任小队长期间，属下数十名武工队员竟无一人牺牲。由于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他被评为模范党员，还荣获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一等奖章。

记录八路军抗战事迹

1944年，冀中军区第9分区敌后武工队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冯志被调到冀中第3纵队前线剧社工作。在此岗位上，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新人新事，搜集生动的素材写成稿件投给《前线报》。由于文化程度低，又是初学写作，起初，他的投稿常常被退回来。但他毫不气馁，坚持练笔，采写的人物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终于引起了《前线报》的关注，报社编辑找到他一起研究素材，讨论修改意见。经过4遍修改后，这篇文章被《前线报》发表。

编辑们的精心指导，再加上自身勤写多练，使冯志逐渐摸到了写作的“窍门”。以火热的战斗生活为素材，他又相继撰写了报告文学 《神枪手谢大水》、通讯《团结模范高永来》以及小剧本、诗歌、歌词、快板等。另外，他还创作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如讲述武工队员护送干部过铁路故事的《护送》、反映惩办汉奸侯扒皮的《打集》和描写攻克保定南关火车站的《化袭》。

1947年冬，冯志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毕业后于1949年调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冯志于1951年调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科长、文艺部副主任等职。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敌后武工队》。

关于《敌后武工队》的写作初衷，冯志在该小说的《前言》中写道：“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

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内容，冯志在该小说《前言》中介绍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1956年，30余万字的 《敌后武工队》初稿完成。1958年冬，《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与广大读者见面。而冯志也被吸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夫人苑莎。对于冯志来说，苑莎是伴侣，是战友，也是好助手。二人在烽火岁月相识相知，冯志搞创作的时候，苑莎常常为他抄写手稿。

长子冯玲。小儿子冯刚，是知名导演。

苑莎：

我们在保定只有一间房，中间用砖隔起来，分成里外两小间。老冯把里间当成书房，一心一意写他的小说。他工作很忙，晚上不是采访就是开会，但不管多晚回来，他都给自己定了条铁纪律：天天动笔。有时写到激动处，笔舍不得搁下，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

夜深了，我和孩子们都睡了，他是什么时候躺下的，谁也不知道。睡着睡着，他有时会猛地坐起来，抓过纸笔记下点什么。或者披上衣服出屋，良久不归。有一次我出去找他，原来他正坐在房上观察月亮，说是想看看新月是什么样的。

冯刚：

有一次父亲到军区开会，回来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他闪身钻进路边一堆麦秸垛里。鬼子过来用刺刀一个个挑那些麦秸垛。父亲感觉鬼子到跟前了，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了扳机，谁知这一枪竟没有响，而鬼子竟也没有挑这个麦秸垛，转身走了。父亲事后一看，原来枪被麦秸秆卡住了。这真是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

徐水县王村的老武工队员贾正喜：

冯队长长得特精神，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胆子大，枪使得好，枪一抽出来子弹就出去了，又快又准，可真是个能耐人。我们九分区武工队是1942年8月在完县(今顺平)贾各庄成立的。当时冯志是小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两人是老伙计，总在一起。出山前，我们进行了培训，学习怎样在敌占区活动，怎样做群众工作，怎样向鬼子喊话。出山后，开始做宣传工作，贴标语。一天夜里，冯队长带领我们4个武工队员掩护20多个抗战干部回冀中，我和魏树槐打头阵。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封锁沟里，我们发现三个穿便衣的，怀疑是敌人，便分头隐蔽。我趴在一个土堆上，这时过来几个穿军装的敌人，拿枪逼着我问：‘哪部分的？’‘满城特务队的。’‘队长叫什么？’‘我想想啊，叫……’我趁对方一愣的空当，掏出枪一下把问话的撂倒，纵身跳出了沟。敌人举着枪包围过来，老魏负了伤，假装冲前面喊：‘把机枪调过来。’敌人一听这，吓得抱头就往回跑。这时，冯队长早领着干部们过了封锁沟。

张孟良：

我跟冯志都是静海县人(原属河北省，现属天津市)，我家住在义渡口村，他住在大邀铺村，相隔30余里，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交往，经过编辑《敌后武工队》这部稿子，才知道我们原来是老乡，我们不仅增续了乡梓的感情，也建立了友好的编创关系。他每次到总政“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去，都是我下楼到南门警卫室接送他。

他的《敌后武工队》中写的故事，大都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事情，书中的小队长魏强，可以看做是他的化身。所以他的作品富有传奇性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生动感人，使人看着兴致盎然。大约1944年，他被调到前线剧社工作，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部书的腹稿，孕育了多年才降生出来。冯志如果没有在抗日战争那段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