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夺取苏、常后，他于同治元年（1862）力请李鸿章奏减苏南田赋，最后朝廷同意苏州、松江、太仓三州府减税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府减税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书·定版藉》中曾予以抨击。晚年移居木渎后，在家开修志局，纂修成《苏州府志》153卷。曾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舆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皆有讲求对当时的河漕、兵刑、盐铁等问题尤有研究。论学不为门户之争，能接受资本主义影响，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工书法，书宗欧、虞，工行草，疏秀简逸，别具畦町。冯桂芬后卒于木渎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坞鸡窠岭，木渎现辟有“榜眼府第”。苏州绅民为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后，光绪九年（1883）《苏州府志》付梓出版。

冯桂芬是中国有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资源，以开放、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较早地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又诸多事功实绩的实干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终于得以舒缓，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

文学主张

冯桂芬自幼善于写骈文，未作官时，已经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读书，从未荒废学业。中年后，他致力于古文辞。学习各种经说，师宗汉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为老师。除经史外，冯桂芬对其他书也无所不窥，凡天文、舆地、兵刑、盐铁、河漕等，全都细心研究，穷思极虑，探求本原，大有拨乱反正的志向。

冯桂芬的文学主张，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篱。主张“称心而言”。他在《复庄卫生书》中声言“不信义法之说”，并针对桐城派所标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统”，指出文虽载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标榜的韩、柳、欧、苏的文统，指出“长于经济者，论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议，未必不胜韩、柳；长于考据者，论古之文必佳，贵与《考》序，未必不胜欧、苏”。明确要求“称心而言”，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桐城义法是束缚散文创作之例，反对“周规折矩，尺步绳趋”。因此，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对“于经国大计，指陈剀切”，“凡所陈敷，皆所以救当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为有识之言。”他的文章“长于持论，而拙于叙事”。体现了鸦片战争前后要求打破桐城枷锁的进步潮流。

冯桂芬文，长于持论，不为浮词，以政论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细虑周，指陈剀切，气理畅达。有《校邠庐抗议》40篇，最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长统的《昌言》。如《制洋器议》开头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但其子所编的《显志堂集》，则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仅收22篇。

秉承顾炎武思想

冯桂芬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顾炎武祠致祭。冯桂芬自己相信二种操守：第一，是万钟粟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其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一.较早地提出了系统的变法主张。涉及经济、社会、教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

二.鲜明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从“制洋器”起步，提出“采西学”将学习内容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加以拓展。主张在传统文化的“法后王”后加上“鉴诸国”，不仅要从历史眼光，更要从世界意识的维度开展变法。特别是其六不如夷说，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以唯善是从消解近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他认为在法里，古今、中西之别都不重要，善与不善才是惟一标准。

四.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虽然他官做的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与上层官僚关系密切，有机会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的内幕，对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方案可行性有重要意义。例如在《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冯桂芬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但考虑到操作难度，最终定稿时删去。

博采众长

冯桂芬做学问讲求以有用为主，做文章主张没有空话。他论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确实能够阐明古代先人统治的哲理精神，而针砭末流的过失。他曾经写过四十篇评议，按他自己的说法：“读书十年，涉历艰难情伪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叛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就是说博采众长而不离代圣人进言的宗旨。

思想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问题。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传统，肯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不过，军事工业只是他学习的一个方面了。冯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明确提出在农、工业生产中采用机器的主张。究竟夷之长技有哪些？冯桂芬的认识较魏源有较大的进步。他总结出中国五不如夷。除了认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外，还认识到“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里冯桂芬除了在技术方面外，还提出了“君民不隔”问题，这是很可贵的。冯桂芬提出了“自强攘夷”的主张，他把其主张概括为“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非常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式技术。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这里包含着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中必须自己掌握经济命脉，才能确保独立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今天第三世界诸国在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借鉴意义。

冯桂芬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有所不满，建议改革时政。他重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问，主张采用西学、制造洋器，他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本，辅以外洋诸国富强新术。他的思想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冯桂芬去世以后，他的治国理论，如：裁减冗员、精制规则、停捐输、变科举、广取士、废武科、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等评议，全都被朝廷甄别、采纳，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绪年间大搞变法，也是要变法而没能背离他的统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长于书法，以篆书、隶书著称于世，尤其精于隶书。冯桂芬人品方正，举止严肃，清心寡欲，摒弃安逸。入朝为官初期，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就看重冯桂芬，认为他是国家的人才。在林则徐编辑西北水利的书籍时，冯桂芬参与编校工作。

他曾经辅佐陶澍，以及作李鸿章的幕僚；建立会防局，调和中外，处于清王朝内外交困之际，冯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学者之一。冯桂芬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服官虽仅十年，凡漕河，建学，积储诸政，以及条议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学，赏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冯桂芬著述颇丰，其中《校邠庐抗议》二卷，关于改革腐败时政的见解，切中要害；显示了冯桂芬熟谙西洋事务和他的进步思想。因此该书尤为世人所重。

著有《校邠庐抗议》《两淮盐法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十六卷、《弧矢算术乞田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显志堂诗文集》十二卷、《使粤行记》《两淮盐法志》等书，成卷数以百计。

清思想家、藏书家。字林一，号景庭，晚号怀叟，别号邓蔚山人，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补县学生。道光十二年（1832）举于乡。二十年（1840）中进士，授编修，补右春坊右中允，入李鸿章幕府。对清朝腐朽统治有所不满，多次建议改革时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先后主讲南京惜阴、上海敬业、苏州紫阳、正谊诸书院，约20年。所学甚博，经史掌故之外，于天文、舆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皆有讲求。任《苏州府志》总纂官，为东南文史耆宿。家有“一仁堂”、“耕渔轩”藏书楼，牙签万轴，并请龚子韦负责管理和整理藏书，同治十二年（1874）叶昌炽偕管礼耕等人曾为之整理书籍20架，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藏书印有“检校邠诗小经济”、“校邠庐”、“邓蔚山人”等。著《校邠庐抗议》《显志堂集》《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弧失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