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是个精明的妇人，果敢干练。十多年的宫廷政治生活，使她更加敏锐机智。她没有沉浸在悲哀中，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事变。当侍中拓跋丕禀报乙浑即将谋危帝室时，冯氏便密定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将其诛杀，然后宣布亲自临朝听政，控制北魏政治大权。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子拓跋宏。冯氏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拓跋宏的责任。

史载献文帝“幼而神武，聪叡机悟”，年纪虽小，却很有主意。于是乎在皇帝和太后之间出现了一场微妙的斗争。

自文成帝死后，孀居的冯氏宠爱官宦子弟李弈，使其常入侍宫中。献文帝甚是不喜，以为后宫淫乱，世人也常有异言。皇兴四年（470年）秋，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和同宗——相州刺史李欣因罪被告发。李欣为了自保平安，自陈李敷有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李弈、李敷及其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李弈死后，冯氏非常“不得意”。

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欣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氏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献文帝本人聪睿夙成，刚毅有断，并自年少时就已处政甚雅，举朝称善。但生性喜好黄老、浮屠之学，常常与朝中士大夫和沙门一起高谈玄理，也给人一种雅薄富贵、厌倦国政、不以天下事为意的印象。在冯氏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想传位给素有时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联合反对。无奈，他只得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不满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所说：“上（献文帝）迫于太后（冯收），传位太子。”拓跋宏即位即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献文帝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实际上，献文帝此时牢固掌握北魏朝政，不仅朝廷大小国务皆亲自处理，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多次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取得大胜。因此，禅位后的献文帝与冯氏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在逐步加深。但到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献文帝突然在平城永安殿驾崩，时人多言是为冯氏杀害（关于献文帝的死因争议，请见“人物争议-献文之死”部分）。

献文帝死后当月，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此时的冯氏，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冯氏再掌朝纲，面临着新的挑战。献文帝死后，政局动荡起来。不仅如此，献文帝时所整治的贪污犯罪，在其死后再次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长治久安，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氏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氏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欣下了杀手，给心上人报了仇。对于一些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为了清除隐患，冯氏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使天下称冤。不过，冯氏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内三郎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氏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冯氏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李弈被杀后，冯氏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氏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如自称出身太原的王睿，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承明元年（476年）后，因姿貌伟丽得到冯氏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睿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亲重。王睿在晚上经常出入冯氏宫中，被冯氏暗中赐给许多珍宝、绫罗绸缎。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氏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氏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氏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冯氏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慎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南齐骁骑将军刘缵多次出使北魏，据说也得到了冯氏的宠幸。除了那些恩幸之臣外，拓跋丕、游明根、高闾等一时名士也都颇得委重。每次表彰、赏赐王睿等人时，冯氏必定将拓跋丕等人列入其中，以表示她没有私心。以上所述的绝大部分人，都成了冯氏临朝时期的心腹。

此外，冯氏还对宦官大加委任。宦官本来供事宫中，经常生活在帝妃周围，冯氏临朝听政，对其中有才干者也引为亲信。所以像抱嶷、王遇、张祐、苻承祖等皆由底层小宦官得到提拔，一岁之中而进至王公。冯氏利用他们出入禁闱，预闻机要，形成了“中官用事”的局面。但是，在她临朝听政的时期，并没有发生宦官专权、胁迫朝廷的现象。这是因为冯氏虽然利用宦官居中用事，但对其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据《魏书》记载，冯氏为人严厉精明，即使对自己所宠爱的人，也不加以放纵。左右侍从就算只是犯了很小的过错，也动辄被她下令鞭挞。然而生性宽豁仁裕，不计前嫌，事后仍待之如初，甚至有人因被责打而变得更加富贵，所以“人人怀于利欲”，始终都效忠于冯氏。

由于培植起一个忠心耿耿的政治集团，冯氏的临朝专政取得了成功，所谓“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的冯氏，自太和元年（477年）以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太和七年（483年）十二月，她下令禁绝“一族之婚，同姓之娶”，从婚姻上改革鲜卑旧俗。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制俸禄；太和九年（485年）、太和十年（486年），冯氏又亲自主持颁行了重要的均田制和三长制，给北魏社会带来重大的变化（详见“为政举措”目录）。

冯太后对孝文帝管教很严，她要求孝文帝身旁的内侍十天内要汇报一次孝文帝的表现，不汇报则加以责罚。有的内侍搬弄是非，因此孝文帝每每挨打，有时被杖责几十下，虽然受了委屈，也默不作声。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日，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从这年开始，冯氏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起草。当然，孝文帝的行动并没有超越冯氏允许的界限，所谓“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不自言”，从不过多发表意见，更谈不上大事参决。此时的孝文帝还不可能摆脱冯氏而独当一面。冯氏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由于冯氏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据说他的诗赋文章皆即兴而作，立笔而就，即使有时因事情紧急，骑在马上口授章草，待其勒定成稿也不改一字，有大手笔之风度。

冯氏常常独断，事情办了也不告诉孝文帝一声。这固然与她对孝文帝严苛管教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孝文帝对祖母心悦诚服，衷心钦佩，因为孝文帝后来完全忠实地继承了冯氏的改革事业。

冯氏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氏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对此，冯氏极表赞赏。除了平日听政、临朝，冯氏还经常外出巡视。每到这时，她一般都将孝文帝带在身边，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氏在平城太和殿崩逝，享年四十九岁。冯氏的死，使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他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孝文帝为冯氏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将她安葬在永固陵（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部）。

葬礼当天，孝文帝中午返回宫中，在鉴玄殿祭奠冯氏。他下诏说：“若遵照太后的遗旨，将丧礼从简办理，实在不足以表达我无穷的哀思；本着合情合礼的原则，只好违背太后丧事从简的遗愿。这是我怀着失去太后的巨大悲痛，反复考虑的结果。陵墓的规模，按照过去的规定，墓穴内室面积一丈，外部土层的厚度才刚刚能遮盖住墓室，这是不能满足孝子的心愿的，墓穴外室的面积可达到二丈，坟墓的边长不能超过三十多步。如今，因为太后的陵墓要供万世景仰，所以将陵墓的边长增加到六十步。辜负了太后的遗愿，心中非常悲恸。至于墓室的大小、棺椁的质朴节俭，不设置陪葬物品，甚至素丝制成的帐帷坐缛、瓷器、瓦器也不放置，则都遵从太后的遗愿做到了。然而既有遵从也有违背，不通达的人或许会怪罪。棺椁、墓室之中，是太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一一遵从太后的遗愿，一切从简。其余外面的事情，有的方面没有遵从，以尽可能地表达哀悼思念之情。应将这一切广泛地告知远近百姓、各级官员，以宣扬太后提倡节俭的美德，表明我违背太后遗旨的过失。”尽管高闾、游明根等大臣要求按冯氏金册遗旨置办其丧事，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

行卒哭礼时，孝文帝继续穿着大丧丧服，左右的侍臣们也跟着穿，三公以下的朝廷大臣，改穿一周年祭礼时所穿的白绢制成的丧服，七品以下的官员，全部脱下丧服，改穿平常的官服。举行纎祭之礼，将冯氏的灵位供奉在太和殿，然后，公卿以下的各级官员才开始办公。孝文帝因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为表示对冯氏的哀悼，不食酒肉，三年不与后妃同房。

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祖母。后因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将洛阳瀍水以西的北邙阪作了皇家的陵寝之地，方山虚宫改号为“万年堂”。

冯氏二度临朝时，北魏的政治局面很不景气，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于没有俸禄，官吏贪赃枉法，侵削黎民百姓者比比皆是。大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奴役依附农民。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从而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在这个危急关头，冯氏所接受的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起了良好的作用，历年的政治斗争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了。于是，在她的主持下，北魏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即所谓的“太和改制”的前半段。冯氏主持的改革可分为以下几个措施。

（1）实行均田制

针对牛疫流行，耕牛死伤过半，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状况，太和元年（477年），冯氏采取临时措施，下令各地抓紧耕垦，限定“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但是，耕垦要有可供耕垦的土地，要有耕垦土地的权利。农民无地可种，“人尽其力，地尽其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就在此时，主客给事中李安世首创均田之议。他在上疏中说：

州郡的百姓，有的因灾荒迁移，弃田卖屋，漂泊异乡，已经过了数代。子孙既立以后，才返回旧居，房屋水井都已残毁，土地树木已属他人。历经年月，容易发生假冒。强宗豪族，放肆地欺凌弱小，远称魏晋时的家族，近引亲朋故旧的证明。却又年代较久，乡间长老也被迷惑，各种证明虽多，都不可作焉确切证据。各有亲友知交相附和，互相争长较短，徒然具备人证、物证，听讼官员仍不能无疑，争吵诉讼迁延不决，连年不能判定。良田抛弃而不开耕，春桑枯萎而不采摘，心怀侥幸的人越来越多，繁多的诉讼案不断发生。想使家家丰收而有积储，人人满足饮食用度，怎么可能实现呢？臣认为现今尽管田敌居宅难恢复旧貌，应可重新调节测定，以周密的方法，使分艺有标准，能力舆产业相称，小民能够有资生之地，豪强无馀地取盈利。就使皇家的恩泽，能均给广大百姓；如山的粮食，可以堆积在家家户户。另外被争的田，应限定年限，事久难明产权的，一律属现在的主人。然后虚偶诈妄的奸民，才会断绝观觎的念头，安分守己的人，可永免被欺凌侵夺。

李安世的建议不但切中时弊，而且切实可行，深得冯氏和孝文帝的赏识。虽然有不少代表大族豪强利益的官僚权贵不赞成，认为均田“无益”但都不能动摇冯氏的决心。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氏颁布均田诏令，宣布：“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导致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懂而流亡，这样下去，希望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达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到各州郡，与州牧太守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土地的还、受以生死为界限，通过均田劝课农桑，建立富民的根本。”

均田从“方割”京畿及京城国有土地开始，“方割”者，就是把土地划分成一块块，按人口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均田令规定：授予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又授予男子桑田二十亩，或麻田十亩。受田者身死或年过六十，露田归还国家，桑田或麻田不还。许多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新返回家园，大片荒芜的土地被开垦出来，残破不堪的农村渐渐恢复了生气。

后来，大约在太和十一、十二年（487年、488年）的时候，冯氏和孝文帝曾引见王公大臣，孝文帝问：“前几年方割畿内及京城三部田地给百姓，很有些好处吧？”南部尚书公孙邃回答说：“自从方割以来，种种赋税的征收容易多了，实在大有好处。”冯氏说：“许多人都说没有好处，卿的见解可以说是懂得治国的关键了。”赋税容易征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生产有所恢复发展。

均田令虽然对大族豪强兼并土地有一定的限制，但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均田令规定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耕牛也可以受田，四头以内，每头受田三十亩。这就保证他们可以占有比平民百姓多得多的土地。政府并没有夺取他们的土地分给百姓，用于分配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荒地。因此，大族豪强虽然不赞成均田，但也没有酿成风波。

（2）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

在实行均田制的过程中，荫附户的问题非常突出，北魏“旧无三长”，仅承认宗主督护，导致“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制将进行不下去，国家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于是，在均田制实行的次年，即太和十年（486年）初，内秘书令李冲上疏，首倡实行三长制和与三长制并行的新租调制。李冲说：“应该效法古制，五家设一个邻长，五邻设一个里长，五里设一个党长，选取乡里中能干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一人征戍，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三年没有过失就升一等。百姓租调：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女，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从事耕织生产的奴婢，八口相当未婚娶者四人的租调，耕牛二十头相当于奴婢八口。生产麻布的地区，以布代帛。”冯氏一面读奏疏，一面叫好。

随后，冯氏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建立三长制问题。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反对三长制，他们说：“李冲要求设立三长，目的在统一法令。他的意见似乎可用，其实难以实行。”郑羲甚至说：“如果不相信臣的话，可以试行，等待失败以后，就可以知道臣说得不错。”太尉拓跋丕则支持改革，他说：“臣以为如果实行三长制，于公于私都有好处的。”多数人对实行新制虽然没有异议，但认为在课调期间去清理户口，新旧未分，容易引起民众不满，不如过了秋天，等到冬闲季节进行为好。这时，李冲说：“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趁发调建立三长，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清查户口的麻烦，而看不到徭役公平、赋税减轻的好处，才会产生不满情绪。所以，趁课调期间实行新制，让百姓知道赋税公平了，他们既能理解，又得到好处，实行起来就容易了。”著作郎傅思益反对新租调制，他说：“九品征调的办法实行已久，一旦轻率变更，恐怕要引起骚动。”冯氏倾听和比较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后，果断地说：“建立三长制，课调有固定的数量，赋税也有固定的份额。苞荫户可以分离出来，投机取巧的人也受到限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实行呢！”

太和十年（486年）二月，冯氏下诏说：“很早以来，各州户口不实，包藏隐瞒，损公肥私。富强者绰绰有余，贫弱者不足糊口，然而赋税一样，没有轻重的差别；力役也一样，没有多少的不同。虽然规定九品之制，但不论土地肥瘠；虽然规定均输办法，但不别蚕织之乡。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各地州牧太守，务必告喻百姓，使大家知道去烦就简的必要。”她还派遣官吏到各地核实户口，建立新的户籍。豪强大族抵制和反对实行三长制，但慑于北魏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不敢轻举妄动。多数农民拥护新制度，新制度使他们得以摆脱豪强的控制，多少减轻了负担。三长制的优越性很快显示出来，“于是海内安之”。

（3）实行俸禄制，打击贪官污吏

北魏早期的统治者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接受赏赐，而没有俸禄。这种落后的制度一直沿袭下来，致使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虽然后来的统治者再三整顿吏治，但收效甚微。太和九年（485年），冯氏制定俸禄制度，并规定实行俸禄制度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罪。

太和十三年（489年），雍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和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因贪污受贿受到弹劾，许多王公大臣都替他们说情。冯氏气愤地说：“他们不遵奉法度，贪赃聚敛，按照他们所犯论罪，应当处死。你们以为应该保护亲人废弃法令，还是应该大义灭亲维护法令呢？”后来二王虽没有被处死，但也受到削除官爵、禁锢终身的处罚。直到冯氏死后，孝文帝才重新起用拓跋桢。

此外，冯氏还主持制定了一些汉化政策。她重视儒家教育，最早在地方上设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此后，大郡增设助教二人，学生增加到一百人；小郡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又严令禁止鲜卑同姓通婚的落后习俗。这些，都可以说是孝文帝后来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冯氏因自幼在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故在掌权之后，广建佛寺，“自兴光至此（太和前期），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她还在武州山开凿第7、8和9、10两双窟。此外，冯氏的兄长冯熙也是佛教徒，他“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冯氏家族对佛教的提倡，使北方佛教在经历北魏太武帝灭佛后，得以复兴。

魏收《魏书》：

李延寿《北史》：

沈起炜：“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粗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黎虎等：“在北魏历史上，文明太后冯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女政治家。”

冯氏在政治上无疑是个铁腕人物，但她在日常琐事上却表现得仁慈和善。有一次，冯氏身体不适，服用庵䕡子（一种中草药），主事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由于粗心，厨子居然没有发现粥中竟有一支数寸长的蝘蜓（类似壁虎的爬行动物，俗称石龙子）。冯氏正要张嘴吃时，用汤匙轻轻一搅挑了出来。在一旁奉侍太后的孝文帝见此情状，很是恼火，狠狠地将那厨子大骂了一通，并准备处以严刑。冯氏却笑着摆摆手，把早已吓得体如筛糠的厨子释放了。孝文帝对此感触很深，很多年后，他也没有忘记。到他亲政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次是厨师在进食时不慎将热汤撒了，烫伤了孝文帝的手；另一次是他在吃饭时，也发现碗中有飞虫之类的东西。孝文帝既没有对厨师发火，也没有怪罪于人，只是和冯氏当年一样，一笑了之。

在孝文帝未即位前，冯氏曾感觉孝文帝过于聪慧，担心日后对自己不利，便想要废掉他。她曾经在寒冬腊月北风呼号之时，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到一间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多亏了拓跋丕、穆泰和李冲等朝廷重臣的劝阻，她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宦官对冯氏搬弄是非，谮说孝文帝的坏话，冯氏盛怒之下，又把他痛打了一顿。孝文帝默然接受，并不自明申辩。他对祖母没有丝毫的怨言与不满。

有一次，冯氏带孝文帝和群臣百官、蕃国使者、诸方渠帅行幸方山，在灵泉池大摆酒筵，冯氏令众人各自表演当地舞乐以助酒兴。孝文帝在酒筵前翩翩起舞，群臣见状也纷纷起身，举杯为冯氏上寿。冯氏见状，心中大乐，情不自禁地随着节拍作歌，孝文帝亦随之放开歌喉相和，并向冯氏再拜上寿。一时间，酒筵之上，歌舞四起，与冯氏和歌高唱者达九十余人。

冯氏出身北燕皇族。《魏书》将出自鲜卑一系或东北诸族的北燕冯氏描述成汉人，系因继承了依据冯氏旨意编纂的《燕志》将冯氏汉人化的结果。冯氏为了追思祖父冯弘以及故国北燕，曾命人在北燕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修建“思燕佛图”。思燕佛图及其所属寺院成为早期东北佛教的重要传播源头之一。思燕佛图历经毁坏、重建及修缮，最终演变为朝阳北塔，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魏献文帝拓跋弘暴毙的原因，史书中有被冯氏杀害和中毒而死两种说法：

冯氏与孝文帝的关系问题，历来为史家所关注。史载冯氏名义上为孝文帝祖母，二人实无血缘关系。但史书所记又有种种疑窦，使学界逐渐形成两种意见：

中国史学界对冯氏在北魏前期所发挥的作用，看法不一：

主词条：永固陵

永固陵，全称方山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花园屯镇方山南部。冯氏在世时，亲自和孝文帝一起选定方山（今山西大同西北25公里西寺儿梁山），营建寿陵，称为永固陵，同时在陵南“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197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大同市博物馆在此清理发掘。此墓曾屡遭盗掘破坏，随葬遗物大部分被劫，清理出土有铜簪、铁矛头，铁镞、残石俩，料环、丝织品残片等物和一些陶瓷器残片。北魏朝廷在方山为冯氏营建了包括永固陵、万年堂（孝文帝豫营寿宫）、永固堂、斋堂、石阙、思远佛寺、方山石窟、灵泉宫、灵泉池以及御路在内的庞大陵园，将墓地与佛寺结合在一起，极富佛教色彩，这种独特的做法对北朝晚期陵墓建造影响很大。

（部分图片来源）

在龙门石窟的诸多洞窟中，古阳洞是开凿最早、内容丰富、北魏皇室造像最集中、魏碑书法最具代表性的洞窟，是龙门石窟唯一与冯氏有关的洞窟。古阳洞的最初开凿时间要早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由于鲜卑族崇尚佛教的人居多，所以早在迁都洛阳之前，就有凿窟建寺的传统。鲜卑族有为祖先建造佛像祈福的传统，如宾阳洞就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所营造的洞窟之一。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氏感情很深，他曾在冯氏位于平城的永固陵附近，为自己营造“寿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为其祖母开凿洞窟，造三尊巨像，古阳洞为北魏孝文帝为冯氏所凿。

冯氏和北魏孝文帝祖孙二人的感情之深厚还不仅仅体现在开凿洞窟方面，北魏孝文帝一到洛阳，就以为冯氏追福的名义，在城南开阳门外的劝学里（今伊滨区佃庄镇附近）建报德寺，通过建寺来纪念祖母。

《南北史演义》

《北魏冯太后传》

《千古一后：北魏文明太后》

《风华绝代冯太后》

京剧《文明太后》

《魏书》卷13《皇后列传》

《北史》卷13《后妃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