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最早提出宇宙生成四阶段思想。

《列子》提出的“天体运动说”、“地动说”、“宇宙无限说”等学说，都远远早于西方的同类学说。

列子开创了一种融寓言与哲理为一体的先秦散文文风。

宇宙生成论

《列子》一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化”。

它具有多重义项，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宇宙生成系统中的“生化”，认识论和境界层面上的“物化”，以及政治和社会理论层面上的“教化”。

宇宙生成系统中的“化”具有本源与万物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角度；认识论层面上的“化”是境界层面上“化”的基础；而政治理论层面上的“化”则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

《易纬》说“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谈及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时，就是采用了《列子》学说的宇宙生成系统。

批判思维

《列子》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对于人心的险恶，存在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嘲弄了一番。

首先，《杨朱》明确地否定君臣纲常、礼义教条。明确指出，应该让君臣之道止息，认为礼义是伪名，不过是追逐个人荣利的遮羞布。以讽喻的手法先提出“厚味、美服、好色、音声”是获得公民保障的前提，并称之为“达乎生生之趣”，然后反戈一击，抨击侯王为寿、为名、为位、为货的行为，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其次，认为正确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不违自然所好”，只有抱着这种生活态度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保持人的天性，进而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

再者，指出名声是虚伪的，并以古讽今，对子产准备私授其弟以禄位丑恶现实是厌恶的，是极具批判锋芒的。“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对于社会不公平，对于人心险恶，在作出了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要求儒家侯王放弃名利和各种私欲，做到返朴归真。

“贵虚”

虚者，有无（空）皆忘，万异冥一，故谓之虚。《管子·心术上》：“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文子·精诚》：“若夫圣人之游也，即动乎至虚，游心乎太无，驰于方外，行于无门，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拘于世，不系于俗。”“贵”这个词不是列子本人所取，而是战国其时的学者概括列子其说的总结。列子认为虚无贵可言，一言贵就已经是有而不是无了。真正的无，需要有无（空）皆忘，差别消融，而这正是虚的意义。虚一旦彻底，也就无所谓贵贱有无（空）等等的概念。

以道为本

列子“贵虚”，其根本义旨与老庄思想接近，关涉的是精神境界问题，属于养生治身的学问。虚即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宇宙生成的起源，即万物存在变化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准则。《列子》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消解种种执著，上达于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这一以“贵虚”为要旨的根本精神，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道何以能成为万物生化的宇宙生成的起源？照《列子》之说，这需要从双方的物性看，处于永恒流转变化的过程，属于有限的存在物，因而不可能成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据。道的物性是“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实际上，道无所谓“往复”。具体事物往复变化，道贯于万物中而生化之，关涉于万物“往复”，故也说道体“往复”。道体生化万物，因此可以不受一形一象的限制而成为万物生化的根据。其次，凡具体事物各有其特定的功用。例如，天能“生覆”，地能“形载”，圣人能“教化”。但一有具体功用，就有局限，“随其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若天不能“形载”，地不能“教化”，圣人不能“违所宜”。因此，一切具体事物只能成为被统摄的对象。与具体事物不同，道非阴非阳，非柔非刚，不具有具体的功用。正因为它不具有具体的功用，因此反而可以成为“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成为万物的本体，运化万物而有无穷的妙用。道永恒存在，有无穷的功用，这就是它能成为万物根据的道理所在。

但倘若把道仅仅理解为宇宙生成的起源，则尚未尽其全幅义蕴。《列子·天瑞篇》引黄帝书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神”“玄牝”都是对道的比喻，表示“冲虚”之义。冲虚者，无执无为之谓也。道体冲虚，无执无为，表明道不是实物或实体，而是表示一种意义，表示万物生成变化的所以然之理。说道体冲虚、无目的、无意志，因此，《列子》进而以“自然”解说道体之性。所谓“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所显示的就是自然之义。万物的生成变化皆在其自己，皆是自然而然，此即是道。这说明，在万物之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主宰者。因此，“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意谓，认为有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实体作为万物生化之源是错误的。

《列子》以冲虚自然规定道体之性，并以道作为万物的宇宙生成的起源，这就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确定了一个根据。它意在表明，道不仅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则，而且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原则。人生的方式和目标，就是求得与道体合一，达到冲虚自然之境，使生命存在获得无限的意义，实现心灵的自由。

齐物为一

如何达于理想之境，获得心灵的自由，《列子》归之于认识上的转变。人生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差别的世界。人们往往执着于这些矛盾和差别，以此为是，以彼为非，故安于此而不能安于彼，这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照《列子》的看法，事物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此，执于物我、内外之分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要齐物为一，即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列子·周穆王篇》由真幻无别、觉梦一体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世人皆以地上王国为真，天上王国为幻。《列子》借“化人”之口分析说：“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天上和人间，一幻一真，这是人们的成见。其实，真幻有何差别？觉梦之别也是如此。古莽之国，其民“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中央之国，其民“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其实，觉梦有何差别，不过是人们执于常情妄作区分而已。

《列子·汤问篇》由物之无始无终，进而论证了万物齐一的道理“物这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事物的变化，在此则谓之终，在彼则谓之始。终始相循，哪有分际？终始如此，“巨细”、“修短”、“同异”之别亦复如此。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从这一方面看，万物是有差别的；从另一方面看，万物之别则可以浑化为一。

生死可谓是人生的最大问题，所以《列子》对此着墨最多。《天瑞篇》指出：“寿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恶。”执于生死之别，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可是，“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安知其不相若矣。”按照《列子》的气论思想，生乃气之聚，死乃气之散，散则复归于原始状态。人之生生死死，乃一气之往复变化。人死于此，安知不生于彼？生死又有什么差别？人们往往以生为乐，以死为悲，这是不懂得生死一体的道理。

《列子》强调万物齐一，其根本目的是要转变人的认识，祛除人的常情，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束缚，缓和心灵的痛楚。《列子·仲尼篇》借龙叔之口揭示了这一道理：“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龙叔所说的实际上就是万物齐一的道理。人懂得了这一道理，便可以对社会生活的贵贱、荣辱、得失以及生死寿夭采取超然的态度，于动荡变化中不动心、不留情，此即冲虚自然的境界。

体道合真

在《列子》中，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体道合真的方法或功夫。要实现与道体的合一，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个求知的问题，而是一种心灵的体验活动，因此，不能采用逻辑的或概念性的方法。《天瑞篇》说：“至道不可以情求。”意指用名言概念的方法不能体道的。《仲尼篇》说：“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神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无论是运用耳目的感性方法，还是运用心智的理性方法，皆属于逻辑概念的方法。《列子》认为，用这种方法求道是不恰当的。

体道合真作为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用《仲尼篇》的话说，不能“务外游”，而要“内观”。《黄帝篇》把这种“内观”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纯气之守”：“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人之天性纯真，心灵虚静，有自然之德，原本与大道一体，因此，只要自觉地作“纯气之守”的功夫，即可全其真性，养其天德，保持心灵的宁静状态而不失。二是借用老子或庄子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致虚”或“坐忘”。

《黄帝篇》借列子之口，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提升精神境界的方法，包括四个阶段：“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所谓“是非”、“利害”、是指人生所面临的种种纠葛和矛盾。人不同于自然界万物，而是有意识的存在。他有知识，有欲望，有种种情识活动。正是这种情识，使人心迷执于分别，背离于大道，丧失了本有的自然之德、纯真之性。“致虚”或“坐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我修养的过程，不断地超越“是非”、“利害”，化解一切差别，忘却外物、自我的存在，重新恢复自我与大道的统一，使心灵重归于冲虚自然、无执无为的状态。

无心之境

在《列子》中，无心之境即是冲虚自然之境，也就是《郑长者》书中说的，“无见”，“无现”。这是一个内外合一，物我无别的浑化境界。人达于此境，他的生命意义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虽有限而具有无限的意义。他身处尘世中，却无往而不顺通。因此，无心之境所显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心灵。但这种自由自在不能理解为外在的、肉体的，它无关乎现实，完全是心灵的自我体验。

《黄帝篇》的一些象征性的语言和寓言故事，皆在显示这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如说：“至人潜行不空，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华胥国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等等。这种无往不适、无比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它是落在心境上，是具有理想之境的人所特有的一种感受和体验。

在“郑巫季咸”故事中，“地文”、“天壤”、“太冲莫眹”实是对至境特点的集中概括。“地文”的特点是“不震不止”。此是指心境之“静”，亦即“无”。主体超越种种是非之别，欲念不起，故此心境为“无”。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实是有体无用，故“无”只是抽象之“无”。“天壤”的特点是“灰然有生”，象征心体之“动”，亦即“有”，此是心体之用。心灵动则必外现，有种种活动，所以用“有生”说之。但此境之相只动不静，有用无体，因此，其“有”只是一个抽象之“有”。关于“太冲莫眹”，张湛引向秀注：“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此指心境之“静”。又说：“无心以随变也。”此指心境之“动”。至人之境，虽静而动，虽动而静，故动、静皆为具体之动静。动静相即，有无不离，此体用合一之境，是最高、最圆满之境。

至人所呈现的三种境界之相，关涉到如何理解理想境界的问题。照上面所说，无不能遗有，有不能离无，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无心而必应世成务，就世成务而必体无。单应世成务而不能体无固是一偏，但孤悬一个无心而遗弃外物，这也是一偏。因为，把无心孤悬，实际上是把有无对立起来；而一有对立，便不是无心，而是有心。因此，真正的理想境界必是虽有而无，虽无而有，是超越双边的有无统一。这一理想境界，通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说得通俗一点，不过是强调人们当不执无为、体悟自然之道生活而已。这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理想原则。这一“知命安时”的生活态度，实际是至人“无心”之境的一个体现。而达到逆过即是顺的顺应自然的境界，这既是化解种种差别而提炼境界的功夫，又是浑化之境的本身，因此，它构成了《列子》“贵虚”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力命”

有些学者认为《列子》是宿命论，其实不能对《列子》这样去解说。因为《力命》篇中“命”还有“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说法，似乎还有明显反对“预定”、“决定”、“因果”的涵义。即使评价《列子》是“命定论”、“宿命论”的学者，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在评述《列子》中的“命”时是在通常所理解的消极层面上的“早已预定”、“绝对必然”、“唯有绝望接受”这个、意义上使用“命定论”“宿命论”这些词的。

萧福登指出，“《列子》所主张的‘命’有别于‘一般主张有主宰者安排的宿命论’”，皆是自生的结果。“因果关系”是宗教式“命定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列子》中“自生自化”“非物非我”的说法，是否定因果联系的，因而《列子》也不构成“命定论”。由此看来，我们不能用笼统的用“宿命论”、“命定论”等标签来指称《列子》的“命论”，这样的解释往往因为带有歧义而有失准确。一方面，《列子》既没有宣扬冥冥中有主宰者的意思，“命”或出于天，但无意志、无目的，《列子》所说的命也罕有惩罚或恩赐的含义，换言之，《列子》不过是对于不可抗拒又无法解释的事情姑且言之为命而己，“命”不可抗拒、无法解释似乎又带有些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子》虽没有褒扬和突出“人力”，但《列子》总体说来却并不废人力。先秦诸子多是肯定“力”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列子》与之相比，有些不同，《列子》作者的态度是没有偏执、没有非此即彼，甚至说是有些保守的，可以说《列子》的力命观，既不突出“天”之“命”，也不突出“人”之“力”，《列子》力命观似乎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知命之行，知事之变，才全也。所安者自然，所体者自解。什么是自然？自其然而未尝不然者也。什么是自解？帝之悬解。命就像下雨时晒在外的衣服会被淋湿。而解就像漫步在雨中去收衣服。苏轼在定风波中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就是种自解，是对《力命篇》的继承。《力命篇》的命是万物自生所呈现的状态。是万物自生的结果。《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生态思想

列子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从《庄子》中可以看出列子学派在战国中后期影响很大。《淮南子·缪称训》：“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测度日影的天文仪器）而知持后矣（《列子·说符》：“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

《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全书共载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等134章，基本上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众多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列子一书被誉为默察造化消息之运，发扬黄老之幽隐，简劲宠妙，辞旨纵横，是道家义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中《两小儿辩日》被编为小学语文人教版6年级下册第1课。列子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可见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境界，故而列子在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等道家思想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文》、《列》、《庄》取代黄老学派成为道家思想的主流。对于列子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封建帝王尤为重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封列子为“冲虚真人”，所著《列子》诏称《冲虚真经》；宋徽宗封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北宋景德年间加封“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子著书常言人之所未言，气伟而才奇简劲宏妙，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列子》中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都选自此书，篇篇珠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

列子一生安贫乐道，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一般人认为《列子》的原著在西汉以后便已散失，唐代柳宗元已经怀疑此书的来源，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先认定《列子》是伪书，现存的《列子》已经不是原著，而是晋人凑杂道家的思想而写成的，叶大庆、钱大昕、姚鼐、钮树玉、章炳麟等人都以为此书为伪。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更指出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提出《列子》受佛教思想影响，可知是魏晋时代的伪书，但也指出《列子》全书“窜取佛说，声色不动”，“能脱胎换骨，不粘皮带骨”。

《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认为，《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季羡林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指出：“《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列子》的《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冢书《穆天子传》而成，《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都见于《列子·汤问》篇，愚公移山故事来自竺法护的译经《佛说力士移山经》。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列子修道九年之后，就能御风而行。《述异记》中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而游八荒，立秋日就反归“风穴”，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皆落。《吕氏春秋》说：“子列子贵虚”。他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列子贵虚尚玄，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他驾风行到哪里，哪里就枯木逢春，重现生机。飘然飞行，逍遥自在，其轻松自得，令人羡慕。

列子心胸豁达，贫富不移，荣辱不惊。因家中贫穷，常常吃不饱肚子，以致面黄肌瘦。有人劝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以搏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并不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一年后，郑国发生变乱，子阳被杀，其党众多被株连致死，御寇得以安然无恙。这样的列子遗事今郑州民间还在流传，康熙三十二年《郑州志》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刘向：“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列子贵虚”。

《战国策·韩策》：“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张湛《列子·序》：“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吴筠：冲虚冥至理，休道自元通。不受子阳禄，但饮壶丘宗。泠然竟何依？挠挑游太空。未知风乘我，为是我乘风。

王洋《画列子图和韵》：稻梁戒鸟啄，馈粟辞子阳。神明久不死，宇宙一鸟翔。若人据槁枯，中自含宫商。其游车泠风，其息形坐忘。豆山瀛四等，念往即褰裳。盖去任去来，岂谓符弛张。老商顾之笑，是事何轻扬。云风驾旬余，日月车舟两傍。拊掌一戏笑，何异侏儒场。后人致引慕，竹林焚馨香。飘飘大人赋，气夺千丈强。吾闻孔仲尼，道盛涵化光。雅言书当理，不见一日长。放乎子列子，君其乐彷徉。

刘彭城《咏列子》：御寇卧郑都，子阳归之粟。固辞得无受，妻子怨窘束。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复。俯仰未及终，类傌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荣乃避辱。如何当路子，扰扰事干禄。

吴莱《列子》：“真梦本非梦，万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风身乃足。”

耶律铸《醉读列子》：“独醉亭中独醉仙，唯知仙遁办逃禅。等闲嚼蜡横陈际，却味冲虚力命篇。”

徐世昌《海西草堂集·晚坐》：“欲访冲虚子，泠然正御风。”

列子死后，葬在了家乡郑州。在郑州市东30里的圃田乡大孙庄村，村东南有一座小型墓冢及墓碑，传为列子墓。

列子墓前有潮河，后有丘陵，四周枣林丛丛，附近有列子祠。创建年代无考，据碑文记载，祠曾一度被改为佛寺，明万历八年（1580年）监察御使苏民望巡视河南过圃田时，得知此事，因命奉直大夫知郑州事许汝升重建祠堂，并立《重修列子祠记》碑石。

祠堂原有硬山房大殿、卷棚、左右厢、过厅、门楼15间，呈长方形院落，庭前屋后，点缀有几株青绿刺槐。大殿顶镶鸱吻、宝瓶，望瓦有圆形图饰，楣木、雀替有“天马奔日”、“狮滚绣球”及花卉浮刻。厅前立有明碑一通和清碑三通。大殿在1966年文革时被毁，石碑推倒埋入地下。现存山门、廊房等硬山式建筑。

列子生前御风而行逍遥游，终得成仙升天，给后人留下了八卦御风台。八卦御风台在郑州东二十里铺南高岗上，为一八角形高台，上绘八卦图，旁有列子塑像。那里山高林密，云缠雾绕，风吹树响，站在御风台前，望着列子像，真能感觉到几分道风仙气。故郑州人将此景色谓之“卦台仙景”，列入郑州八景。后人来瞻列子祠（列子道观），游御风台，佩服先贤的高风亮节，羡慕列子的御风而行，不由慷慨赞叹，吟诗题咏。如宋皇祐年间郑州知州宋庠的《过列子观》，歌颂了列子的高贵品质；清代郑州人侯尔梅的《登御风台》；张钺《卦台仙景》；清光绪二十年郑州学正朱炎昭的《卦台仙景》，写景言情，抒发了自己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