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9 21:41
净峰镇城前革命老区村位于净峰镇城顶村路口，于二零零四年九月惠安县人民政府为老区村立牌。名为“净峰镇城前革命老区村”。
在城前村车头(公交车停靠站)，矗立着一座蔚为壮观的石碑。它的正面上方镌刻着涂上红漆的“净峰镇城前革命老区村”十个大字，下方则署上“惠安县人民政府二○○四年九月立”十五个小字。
“城前村位于净峰公社北部突出部东周半岛海边。1948年党组织派曾国雄同志自海疆学校回梓工作，发动群众，成立东周地区党小组，负责人曾兆凤，发动群众，组织武工队员20多人。曾联辉也曾来此活动，共同与本村土豪开展斗争，打击反动气焰，坚持到1949年8月解放县城。”
土豪横行民不聊生
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下，乌烟瘴气、昏天黑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城前村在土豪劣绅的欺压下，同样搞得穷人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活不下去，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逃往外地。贫苦渔民曾兆凤一家更是苦不堪言。他虽然起早摸黑勤奋劳动，但因船漏网破，无力维修，因而产量极低，仍然三餐难度。他的父亲长期失业在家，生活无着。他的大哥年龄太大，无力娶亲，只好给张坑人招赘，离乡背井，到外地当了上门女婿。他的爷爷虽然是私塾学馆的先生，在当地有一定的身份和名望，但也摆脱不了土豪劣绅的魔爪，一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买了八分地，却被邻村的恶霸强行霸占。更为要命的是反动乡公所，三天两头派出乡警，凶神恶煞般前来抓壮丁，搞得他东躲西藏，无法正常生产；尤为可恶的是，一次乡警来抓壮丁抓不到他，却把他堂弟曾国雄痛打了一顿，他的叔叔气愤不过，去找乡公所讲理，竟然又被无理扣押、关了禁闭。面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这一桩桩、一件件罪恶行径，尽管他义愤填膺，满怀仇恨，却无能为力，一度陷入了伸冤无门、报仇无路的困境。但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硬汉，具有一股“人在屋檐下，就是不低头”的倔劲，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坚信总有一天会找到伸冤之门、报仇之路。于是，他到处打听，四出探访，终于打听到东岭前林等地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特别是惠北三朱一带，更是已经赤化；共产党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是带领穷苦人闹革命、谋翻身的领路人。听到这些好消息以后，他异常兴奋，深知只要能够找到共产党，就能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心里顿时萌生出一线希望，但冷静一想，共产党虽然是穷人的大救星，可没有人穿针引线，到头来只能是听得到，却摸不着，见不到……，他一时没了主意，又陷入了失望和迷茫之中，……
堂弟回乡播撒火种
正当曾兆凤困惑不解、走投无路的当口，1948年秋，他的堂弟曾国雄突然从外地回到家乡。曾国雄早在两年前，曾经抱着“读书做官、报仇雪恨”的奢望，报考泉州海疆专科学校就读。入学不久，很快即结识了一些要好的同学，特别是前林村的林思敬和三朱村的朱联法等地下党人。在他们的教育引导下，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不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穷人就没有活路，企图通过“读书做官”的途径，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无疑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只有勇敢地投身地下工作，在共产党带领下，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穷人才有活路，也才能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从此，他即丢掉“学而优则仕”的幻想，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经过一年多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于1947年6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他之所以在学校尚未放寒假就回到家乡，是根据惠安县工委的决定，由所在党组织指派他以及其他有关同志提前离校回到农村，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游击武装，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摧毁反动基层政权，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福建做好准备工作。曾兆凤一听说堂弟回家，高兴万分，认为堂弟长期在晋江地区的首府泉州读书，很可能了解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情况，因而迫不及待地赶来探望。
曾兆凤和曾国雄虽然是堂兄弟，但历来感情很好，远胜过亲兄弟，再加上久别重逢，更是倍感亲切，兴奋异常。两人一见面，还来不及寒暄几句，曾兆凤就迫不及待地向堂弟哭诉了多年来不断遭受土豪劣绅欺压，尤其是为了逃避抓壮丁而到处躲藏流浪的屈辱和苦难，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共产党，借以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曾国雄深知他同土豪劣绅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势不两立的复仇决心，以及急于投奔共产党的真诚愿望和迫切心情。因此，就毫无保留地告诉堂哥：他已在海疆学校参加地下党以及这次党组织派他回乡的主要任务；紧接着共同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作的初步行动计划。两人满怀激情地交谈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才恋恋不舍的各自返回房间休息。
通过这次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和细心谨慎的具体研究，犹如给曾兆凤注入一剂强心针，使他一扫往日的悲观失望情绪，重新振作精神，积极投身地下革命运动，为实现预定的计划而顽强不屈地斗争。
风起云涌群起“三抗”
曾国雄与堂兄曾兆凤通过彻夜长谈，情投意合，观点完全一致，感到十分兴奋和欣慰。第二天，他即抓紧赶往东岭镇前林村，找到当时地下党净峰地区的领导人林菊初，详细汇报两人交谈的具体情况以及初步商定的行动计划，在得到林菊初的认可后，立即赶回老家，跟堂兄进一步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方案。紧接着，两兄弟分头四出活动，进行秘密串联，首先教育发动平日关系较好的一帮穷兄弟，继而通过他们去团结各自的亲朋好友；与此同时，还选中城关到松村开杂货店而备受当地人欺凌的杨锦华，吸收他参加地下工作，而后再由他去联系来往较多的穷朋友，为开展地下工作打下了初步的群众基础。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曾兆凤和杨锦华两人表现比较突出，具备了入党条件，曾国雄当即去向林菊初汇报这一情况，经两人共同商定并由林菊初请示上级同意后，接收他们为候补党员，同时成立党小组，任命曾兆凤为组长。不久，林菊初又把他去前在坑园村发展的三个地下工作人员康金伙、康骂生、康明良介绍与曾兆凤联系。进一步打开了工作局面，把地下工作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周半岛。
1948年底、1949年初，我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势如破竹、大获全胜，平津战役即将开打，蒋邦已陷入灭顶之灾，为了苟延残喘，继续进行垂死挣扎，因而变本加厉，疯狂进行征兵、征粮、征税；各乡镇公所则不断派出乡警，四出抓丁。他们往往采取破门而入、蛮不讲理、翻箱倒柜、搜刮钱财、砸锅毁灶、捉鸡抓鸭等野蛮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搞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制造出不少悲剧、惨剧！因此，抓丁成为当时威胁广大群众最大的灾难，而反对抓丁则成为众多农民最为迫切的要求。
根据这一情况，党小组认真贯彻上级党委关于“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争生存”的指示精神，响亮地提出“三不”（即不出一个丁，不交一粒粮，不上一分税）的口号，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坚持以抗丁为重点，掀起群众性的“三抗”（抗丁、抗粮、抗税）斗争，一时风起云涌，群起反抗，形成了一场小小的革命风暴。为了保证“三抗”斗争真正取得实效，党小组把全村的青壮年组织起来，三五成群，平时分散生产，一旦出事（即乡警前来抓丁）则互相支援，共同应对；党小组还同他们共同研究了灵活应对的具体方法，即一旦发现乡警前来抓丁，能躲则躲，能逃则逃，躲不过、逃不了则依靠广大乡亲的声援，硬顶硬抗。正当党小组在研究部署“三抗”斗争的关键时刻，又从兄弟单位传来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东岭镇西埔村党支部发动大批群众，围攻殴打前来抓丁的国民党乡政人员和乡警；小岞后内村李仲明四位同志带领一批群众，痛打乡警，当场救出被抓的青年李苎。这些胜利成果大大地增强了党小组领导群众武力抗丁的决心和勇气。不几天，当乡警再次前来村里抓丁时，曾兆凤和杨锦华两人断然带领40多个青壮年，将前来抓丁的乡警团团围住，从而制止了反动政府强行抓丁的暴行。此后，乡警就再也不敢前来抓丁了。
小型武装频繁出击
夺取“三抗”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信心，越来越多的群众不断向党组织靠拢，进一步增强了开展地下斗争的群众基础。于是，党小组决定把上级组织早就提出的“建立武工队，开展游击战”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着手组建小型武工队。作为第一步，他们首先从“红色群众”（即坚决跟党走的革命群众）中精选5个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身体健壮的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武工小组，以后再分批逐步扩大成为拥有20多人枪的小型武工队。武工小组和武工队成立后，开展了以下多方面的活动：
一是武装保护地下人员张贴革命标语。除多次在莲城一带小范围、小规模张贴以外，在整个东周半岛大范围、大规模张贴标语至少有三次：一次是庆祝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另一次是欢呼解放军二野一部入闽作战，解放闽北十县；再一次是庆祝省会福州解放。具体做法是：武工队员和负责张贴标语的人员一道半夜出发，黎明前收工，选择交通要道和人群密集地点集中张贴，第二天一早突然冒出一片“红海洋”，十分耀眼，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围观，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共产党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有的说：“游击队很厉害，神出鬼没，一夜之间就把红色标语贴遍东周半岛!”土豪劣绅和反动保甲长则胆战心惊，寝食不安！总之，通过几次大规模张贴革命标语，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
二是武装保护地下工作人员，夜里到土豪劣绅和保甲长家发送警告信。有的从窗户投入，有的从门缝塞进，有的则张贴在大门上。内容是揭露和历数他们的种种罪行，警告他们要停止作恶，改恶从善，否则武工队将严惩不贷。结果，吓得一些土豪劣绅惶惶不可终日，夜间不敢在家里睡觉而躲到亲戚朋友家避难，保甲长则关紧办公场所，躲进家里闭门不出，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三是按照区工委的统一部署，配合区游击队多次出击。其中最主要的有这样四次：一次是1949年3月，按照区工委的安排，抽调得力武工队员，参加县工委组织的统一行动，夜袭县城。结果，引起了巨大地震撼。反动派惊恐万状，老百姓拍手称快。有些人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游击队有力量包围县城，国民党快完蛋了！”另一次是派出五六个武工队员，参加权民区工委组织的突击小组，于深夜攻入净峰乡公所，缴获了10杆步枪。还有一次是权民区工委抽调武工队和莲城部分武工队员，配合崇武武工队，前往溪底村镇压反动宪兵指导员刘开渠，路上碰巧遇到崇武反动镇长张培生，因我个别武工队员插在腰间的手枪被张发现，他首先向我开火，我武工队立即集中火力还击，当场把张和他的护兵击毙，并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刘开渠闻讯后，大惊失色，连忙逃亡外地。最后一次是由区工委统一抽调，参加解放县城的战斗。
鉴于曾兆凤解放前在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中做出了上述较为突出的业绩，解放后，惠安第三区（包括东岭、净峰、小岞等地）区委会任命他为莲城总支部书记兼民兵大队长。于是，他进一步鼓足干劲，继续努力，兢兢业业，再立新功。他不仅积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搞好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中心工作；而且努力加强民兵建设，严密守卫海防，有效地制止了内外敌人的逃跑和偷渡，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他还发动群众，大力恢复发展渔业生产，引进海带、紫菜等生产技术，扩大经营范围，使莲城地区的渔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因而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群众的热情赞誉。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惠安县政府授予他的家乡——城前村以“革命老区村”的光荣称号。在这里，必须着重说明的是，曾国雄回乡参加开辟农村新区工作时，恰巧分配到净峰地区，又具体分管莲城片工作，因而使得他们两兄弟有幸在莲城半岛并肩战斗达四、五个月之久。1949年3月，权民区工委成立后，曾国雄被任命为区工委组织委员，他的工作重心虽然转向五刘、东岭一带，但仍然同曾兆凤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关键时刻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城前村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老区村”，应该说他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的；曾兆凤更是为此进行了许多困难和艰险的工作，面对反动分子的多方威胁利诱，甚至派出爪牙，深夜朝他窗户里打黑枪，也丝毫动摇不了他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正是因为他们兄弟俩坚定果敢，不畏艰险，大力发动和依靠广大穷乡亲，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才得以为他们的家乡——城前村赢得了“革命老区村”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