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各府州县每60年重修志书的定规。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有“三朝阁老、文坛泰斗”之誉的阮元调任两广总督，上一部《广东通志》成书已在他莅任前百数年。阮元莅任不久因调补海疆要缺知县折获咎，郁郁寡欢，适逢朝廷诏令编修《大清一统志》这一国家工程级大型图书，他在进呈方志的同时，索性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罗织学人开局重修《广东通志》，饬令各府州县修志进呈，以备选录。1816年，赐进士出身的舒懋官出任新安知县，曾有重修县志之议，但因调离未果，1818年再莅斯土，他重提旧议并赶上而且抓住了修志的绝佳时机。

舒懋官于1819年春组织了一个修志班子，正式启动修志工程，三阅月而书稿告竣，进呈两广总督阮元、广东按察使卢元伟，以备采选，并于同年雕版印刷发行，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嘉庆本《新安县志》缀有阮元、卢元伟、舒懋官、王崇熙的序文，此外还详列修志者的姓名，照今天的话说这些人就是“新安县志编委会”成员。编委会各成员中，除了主修舒懋官、总纂王崇熙列明功名、官职和籍贯，分纂人员包括恩贡生曾省，廪生廖鸿、黄大醇、陈棠、邓培泰，附生陈藻新，参校人员增生郑震川，附生陈登元、黄凤鸣、黄其熀、杜道周诸人，均未列明籍贯。这些未列明籍贯的分纂、参校人员，是否均为肄业于凤冈书院的生员或教习？然而查《新安县志》“选举志”，并未列出以上诸人姓名、籍贯，由此似可证以上诸人系聘来的“外脑”。“选举表”倒是开列了“嘉庆二十四年己卯赞修邑《志》”的郑振勋（福源人，增生）、吴懋修（南头人，解元）、邓大雄（锦田人）、黄圣赞（梅林人）、邓英华（锦田人，附生）、曾鄂（新桥人，附生）等人的姓名，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推断，王崇熙受聘总纂县志后，先是经舒懋官首肯在血地江西南城匆匆组织了个修志班底（借助“外脑”），抵达新安后吸纳本地才彦广泛参与（发动“内脑”），内脑外脑联网互动，共襄修志盛举。

那么，修志人员办公的地方究竟设在何处？当时还没有宾馆酒店之类的设施，也就不存在同局诸人入住宾馆封闭性集体写作的可能。舒懋官的府邸“双柳轩”大约也不是什么豪宅别墅，容纳不了那么多纂修、赞修、参校人员。县衙本来就狭窄不堪，更是腾不出几间房子挂块“修志办”的牌子。这么一来，新安县最高学府凤冈书院自然就成了修志人员最好的办公场地。凤冈书院当时已开办了13个年头，潮水都流了几个来回，学生一拨拨肄业，博取功名之士大有人在，兼之书院里藏有康熙本甚或更早的万历本、崇祯本《新安县志》作修志蓝本，参与修志的本地增生、附生完全胜任“赞修”之责。总之，凤冈书院的师生具体参与了清代最后一部《新安县志》的编修、参校等各项工作。

阮元对该书的评价是八个大字：“酌古征今，繁简有法”。王崇熙更是说阮元、卢元伟的序文不仅为《新安县志》增光添重，而且他们的序文可与县志“并传不朽”。这当然是十分到家的恭维话。阮元是早已名列“三不朽”的大人物，被人爱戴推崇至今，他那篇不足500字的序文和矜上的两枚朱印，诚如王崇熙所言“此又不独邑人士之欢忻而鼓舞者也”。卢元伟生前刻过的集子早已失传，如果没有这篇序文，今天的深圳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位嘉庆年间的广东按察使，而他的大名却要仰靠这本县志“并传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