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作家对凯尔特人的性情气质曾有不少生动的文字描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提到凯尔特人沉溺于饮酒，到了“不加掺对地饮用”的地步。斯特拉博形容他们“整个种族都狂热地喜好战争，勇武自信，敏于作战。当他们受到煽动时，会相当直率而不加深思熟虑地召集人马去战斗，以致于很容易受到那些图谋哄骗他们的人的操纵”。波里比阿曾这样描述战斗中的凯尔特战士，他们“怀着满腔怒火，徒然而狂乱地冲向敌人，直至牺牲他们的生命。”凯尔特人在战况不利于己时所表现的战斗激情，同样给保萨尼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对手投射过来的密集标枪箭矢之下，不是设法保护自己，而是“像狂暴而冲动的野兽一般扑向敌人，完全没有一丝理性；斧剑之下，他们被纷纷砍倒，但只要身体内还有一口气，这股盲目的狂热劲就未失去。甚至在被箭矛刺穿身体时，他们也还靠着支撑其生命的顽强精神而坚持下去。其中一些人甚至从他们的伤口拔出击中他们的长矛，掷向敌人或用它来刺敌人。”。斯特拉博还述及好战的凯尔特人仍保有某些类似猎头民族的蛮悍风习， “战斗之后，他们把杀死的敌人的头颅挂在马脖子上，像战利品一样带回来钉在家门口……他们把显赫人物的首级保存在香柏油里，并且骄傲地向外人炫耀，即使有人付重金，也不肯出售。”关于凯尔特人的脾性，斯特拉博指出，“除去坦率和天性狂热之外，还极其轻浮，大言不惭”，“胜利时傲气凌人，而失败时又垂头丧气”。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此也有不少类似的评述，抱怨高卢人“性情浮躁，轻于寻衅惹祸”，“气质也很脆弱，完全经受不起挫折”，脾气“反复无常”，行事“轻率”，但又禁不住称赞他们“原是一个极机灵的民族，最善于模仿和制作别人传去的任何事物”。

应该说，这些出自古代作家的记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凯尔特人这个古代族群鲜明的个性特征，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它同希腊罗马人当时所接触、所了解的、大致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制（注：凯尔特人诸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可能是因地而异的。罗马征服前，以高卢地区相对最高，而不列颠、爱尔兰一带则仍较落后，甚至“还残存母权制的因素”。参阅蒙盖特《西欧考古学?青铜铁器时代》，莫斯科1974年版，第277页。转引自詹天祥《凯尔特人社会结构剖析》，《杭州大学学报》 1990年第1期。）这一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风习和伦理价值观念，也是多少相契合的。

凯尔特是欧洲古代文明之一，是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和并存的。在罗马帝国时代，北方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被并称为蛮族，他们之间频繁的冲突与碰撞。可以说，现代欧洲的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们，当然还包括斯拉夫人和维京人。

法国东部塞纳河、罗亚尔河上游、德国西南部莱茵河、多瑙河上游地区是凯尔特人的发源地。约公元前十世纪初，他们首次在这些地区出现。随后的几世纪中，凯尔特人以武装的部落联盟为单位，向周围地区扩散、迁徙，进行军事移民。他们是欧洲最早学会制造和使用铁器和金制装饰品的民族，他们凭借铁制武器战胜了尚处于青铜时代的部落，公元前七世纪已在法国东部、中部各地定居。从公元前5世纪起，他们开始向全欧洲渗透和扩张。

大约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凯尔特人从欧洲大陆进犯并占领了不列颠诸岛，一部分凯尔特人在今天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定居下来，其余的一部分占领了今天的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凯尔特人讲凯尔特语。今天居住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地的盖尔人（Gaels）仍使用这种语言。在英语形成之前凯尔特语是在不列颠岛上所能发现的唯一具有史料依据的最早的格言。

差不多在与进犯不列颠岛的同时，一部分凯尔特人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东北部，在塞纳河以北，阿登山区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定居。公元前500年以后，法国已成为凯特人主要的居住地区。古罗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把高卢人居住的地区称为高卢，面积约60余万平方公里。之后他们曾经一度广泛分布在欧洲大陆上，先后征服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区。

公元前387年和279年，凯尔特人分别入侵和洗劫了罗马和希腊，一些部落甚至曾深入到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鼎盛时期的凯尔特人占据着从葡萄牙到黑海之间的大片土地，几乎可与后来的罗马帝国媲美。然而，他们最终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随着罗马文明的兴起，凯尔特文化开始走下坡路。面对通过严格的纪律和先进的战术组织起来的罗马军队，身材高大、作战勇敢的凯尔特人渐渐处于下风。在公元前385年，凯尔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段惨痛历史一直被罗马人铭记，公元前59～49年尤利乌斯?恺撒大败高卢的凯尔特人才得以一雪前耻。凯尔特文化的中心高卢在此后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据称恺撒对高卢的征服，致使100万凯尔特人被斩杀，100万沦为奴隶。

公元前55年的夏天，恺撒来到不列颠。那时，他的目的未必是想征服不列颠，而是想警告凯尔特人不要支持那些居住在高占的、正受罗马人奴役的凯尔特同族人。恺撒的这次‘不列颠之行’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威信。第二年，即公元前54年的夏天，恺撒第二次亲临不列颠。这次，他在不列颠岛东南部站稳了脚跟，并与当地的凯尔特人发生了一些冲突。恺撒虽然取胜，但并没有能使凯尔特人屈服。不久，他又回到了高卢；在以后的大约一百年间，罗马帝国并没有对不列颠构成很大的威胁。

英国历史上的真正的“罗马人的征服”（Roman Conquest）是在公元43年开始的。当时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Claudius）率领四万大军，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征服了不列颠岛的中部和中南部。随后，整个的英格兰被罗马牢牢控制了。随着罗马军队的四处征战，凯尔特文化在欧洲大陆逐渐消失，一点点并入罗马文化之中，只有在罗马人永远没能到达的爱尔兰，和罗马人永远没能真正占领的苏格兰，他们延续着自己的王国。罗马人占领不列颠长达四百年，直到公元407年，因罗马帝国内外交困，才不得不放弃在不列颠的军事存在。英格兰岛上的古老居民凯尔特人，又重新建立自己的秩序。

大约在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颠。他们是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他们乘船横渡北海，借罗马帝国自顾不暇之机，一举侵入不列颠诸岛。他们遭到凯尔特人的顽强抵抗，征服过程拖延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这过程中的一位部落将军的英勇事迹，再结合了凯尔特传说中的三个英雄人物，在欧洲传讲，终于在后世成就了那位著名的亚瑟王的传说。到了公元六世纪末，不列颠诸岛上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几乎灭绝，幸存者或逃入山林，或沦为奴隶。这就是英国历史上发生的“日耳曼人征服”，亦称“条顿人征服”。

古凯尔特人没有首都，他们是以部族的形式长期存在的，他们在欧洲的扩张可以理解为“举族迁徙”。进入中世纪之后，一些凯尔特人部落逐渐融合在一起，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其中，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从维京人手中夺取了都柏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而爱丁堡则被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即苏格兰人）选为自己的首都。

中世纪早期，爱尔兰岛的凯尔特人仍然保持着小股群居的习俗，直到公元800年前后，岛上的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和阿尔斯特这四个省才联合在一起。公元795年，维京人的入侵爱尔兰岛，并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岛上建立永久定居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定居点就是都柏林。公元1000年前后，布莱恩.博罗成为所有爱尔兰人的第一个国王，并率领爱尔兰军队于公元1014年在克朗塔夫击败都柏林的丹麦人。

当初住在苏格兰的大多是皮克特人。公元6世纪，来自爱尔兰的一个名叫“苏格兰”（Scotti）的凯尔特人部落侵入现在苏格兰地区的南部（如今的阿盖尔地区），在那儿永久定居下来，并用自己部落的名字来为这块新夺取的土地命名。他们向南扩张，并吸收了土著的皮克特人（在此之前，皮克特人一直是南方罗马人的心腹大患）。苏格兰王国基本成型于公元十一世纪，不过，位于南方的英格兰王国很快就表现出对这块土地的浓厚兴趣。苏格兰人则以和法国人订立“古老联盟”作为对英格兰野心的回应。这个“古老联盟”也成了苏格兰人此后数个世纪外交的基础。公元1296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有“长腿”和“苏格兰人铁锤”等别号）吞并了苏格兰。威廉.华莱士（请参考《勇敢的心》）领导苏格兰人奋起反抗，于公元1297年进行的斯特灵战役获胜后几乎为苏格兰赢得了独立。第二年在法尔科克战败之后，威廉·华莱士率领部下和英格兰人展开了游击战，直到公元1305年被同伴出卖并被爱德华一世处死。随后，罗伯特·布鲁斯在暗杀了自己的主要对手后，宣布自己为苏格兰国王。他在公元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大获全胜，把英格兰军队从苏格兰国土上全部驱逐出去。公元1328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被迫承认了苏格兰的独立地位。

威尔士人也应该算是古代凯尔特人的后代，但是，当时的威尔士地区一直处于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从来没有一个诸侯拥有足够的实力来统一这一地区。公元13世纪，英格兰国王甚至采取了和威尔士众多二流诸侯国结盟的方法来阻止该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威尔士虽然常常处于英格兰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堡垒。然而在1282年卢埃林王子阵亡之后，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战役并取得胜利，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的统治之下。威尔士人的民族情绪继续高涨，15世纪初由欧文·格林德领导的起义便说明了这一点。1536年和1542年的联合法令把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英国王储被称为“威尔士亲王”的原因）。

农业

凯尔特人的经济以农耕和牧畜为基础。早在进行军事远征和迁徙期间，凯尔特人已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征服新的土地后，集体占有宜于垦殖的田地，并在各部落间进行分配。他们善役马，会使用铁犁，懂得在当时可谓较先进的耕作方法。高卢北部的凯尔特人以灰泥作肥料施于农田。有的地方使用带犁刃和犁壁（拔土刀）的轮式犁翻耕草地。这种犁需由8头牛牵引，耕地深度比当时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所用的轻犁要大，宜于开垦多石和难以耕作的土壤。依靠铁器工具和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加以凯尔特人懂得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选择不同作物进行种植，所以在正常年景下，高卢的农业收成是相当好的。凯尔特人主要种植大麦和小麦，辅以黑麦和燕麦，还栽培甜菜、芜菁、亚麻、大麻、洋葱、蒜等作物。较为充裕的粮食产量，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据估计，高卢的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的70万人增加到公元前400年的300万人。

畜牧业是仅次于农耕的基础经济。饲养的动物有马、羊、牛、猪等。养马和养羊尤为普遍。有的部落联盟仅饲养单一的某种牲畜，将森林和林间开阔地作为养猪的场所。有的地区流行将半驯化的猪在橡树林中放牧的饲养方法。

从公元前5世纪起，高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过着以农耕或农牧混合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他们用木材和粘土建屋，室内无家俱，仅在地面铺上干草或麦秆，覆以兽皮。住房边的院子内大多挖有储藏谷物的地窖。

手工业

根据考古资料，哈尔施塔特文化的晚期，凯尔特人的手工业已有萌芽，它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简单的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金属开采、冶炼和加工是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在哈尔施塔特文化期，凯尔特人主要是利用沼铁矿和露天铁矿。进入拉登文化期后，开始寻找含铁丰富又易于挖掘的铁矿进行开采，并在矿藏附近进行冶炼，他们通常以木炭为燃料，在立式炉内冶炼铁矿石，炼出的铁块呈长方形，两端较尖，这种条形铁锭每块重约6—7公斤。有的地区人们进行贸易时，以这种铁锭作为一般等价交换物使用。高卢各地都发现拉登文化时代的矿址和冶炼加工制造铁器的手工工场遗址。当时生产的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类型的武器，如短剑、匕首等；其次为各种生产工具，如犁、镰、锉、钳、凿、锯、斧、钻头、剪刀、剃刀等。

凯尔特手工工匠加工青铜、金、银等金属的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生产的带有装饰图案和雕刻花纹的手镯、别针、腰牌等驰名中欧和西欧。他们懂得镶嵌、镀金和镀银的方法。凯尔特人冶炼金属、加工、制造铁器和其它金属器的技术，在当时欧洲处于先进的水平。

除了金属冶炼和加工，凯尔特人的手工业还有皮革、陶器、玻璃、搪瓷、车辆制造等不同种类。公元前2世纪，高卢地区的陶器制造趋于完善，制陶作坊中不仅使用陶轮，还拥有结构较良好的陶窑。高卢人生产的陶器以高超的手工技巧和雅致的风格而著称。皮革除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广泛用于制造战士的皮上衣、佩剑的腰带、马鞍、马具、盾牌蒙皮和头盔等。

手工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哈尔施塔特时代的四轮战车葬演变到拉登时代的二轮战车葬，不仅是葬俗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手工业制作技术的进步。二轮战车的车轮带有铁轮缘。在欧洲，凯尔特人最先懂得利用铁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了把烧红的铁箍套在带辐条的木轮上，使箍冷却时紧紧固住木轮的技术。二轮战车是木匠、铁匠、制车匠熟练配合制造的产物，质量在欧洲堪称上乘。

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为某些产品不再是零星、断续的生产，而是成批地生产。由于铁器普遍使用后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对铁制工具、武器以及其它铁制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那些氏族贵族攫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后为了享受的需要，不仅从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希腊等地输入青铜器皿、饰物等，也要求该地区生产更多的奢侈品。项圈是凯尔特人喜爱的饰物。在拉登早期大多为氏族贵族和贵妇人佩戴，到中期便广泛流行。已有专事项圈生产的工场，产品远销至中欧各地。

商业

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晚期起，凯尔特人开始从事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凯尔特各部族之间，凯尔特人与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其它地区的贸易往来也随之发展起来。公元前7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出现一些希腊移民地。马西利亚（今马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最初，希腊商人和手工业者通过居住在法国南部的利古尔人与内地的凯尔特人建立了交换关系，进而与中欧的凯尔特人从事贸易往来。从地中海沿岸运往内地的主要有珊瑚、象牙、玻璃、酒、青铜器皿等物品，从高卢向外输出的商品是金、银、锡等金属原料及牲畜、皮革制品等。凯尔特人早期与外部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为了满足氏族贵族奢华生活的需要。

从拉登文化中期起，高卢不同地区间的交换变得活跃，交换的物品日益增多。凯尔特人与其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已具有经常的性质。他们在高卢建立了一个道路网，不少水路与陆路的交叉口有易马换货的设施。索恩河上的沙龙、马孔，卢瓦尔河上的奥尔良、里昂，塞纳河上的巴黎、梅龙等都是水陆贸易的商品转口点。沙龙是当时南北高卢商业线路上的重要关卡。凯尔特语中的马古斯（magus）为市场的意思。名字以马古斯结尾的地点大多坐落于渡口或桥边，是当时的贸易集散地。长距离的物品交换也随着商路和贸易集散地的建立而出现。

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加强，从公元前2世纪起，凯尔特人开始铸造钱币，最初在高卢西部地区出现仿造马其顿腓力二世金币式样的钱币。后来，北部、南部和中部各部落集团都相继铸造钱币。钱币的式样和图案或模仿古希腊，或铸造各种人物和几何图形。如布列塔尼流行的钱币，正面为戴月桂冠的头像，反面是拿着矛和盾的战士形象。

货币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凯尔特人的货币活动尚处于原始阶段。这是因为，首先，大多数货币没有度量单位，重量也不相同。几乎在所有凯尔特人的寨堡中都发现用来称钱币的磅称，他们按重量使用钱币。由于不存在货币单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职能的发挥。其次，当时高卢地区还未出现国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体，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具有分散、局部的性质。许多部落集团拥有自己的铸币工场，每一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大约在直径80—160公里的区域内。再次，各种物品在部落集团间的交换中仍作为等价交换物在广泛使用。

可分为以下几个前后相连的时期：　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　Bell-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约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初

似乎多少同凯尔特人的祖先有关，以在其遗址墓葬中觅得与众不同的钟形陶杯和用于作战的穿孔石斧一类随葬品而得名。其他的出土物尚有石制护腕片、日用工具，以及短剑匕首、箭镞一类青铜武器，还发现有冶炼青铜的铸范。墓葬中的马骨，表明该文化的创造者已很重视驯养和役使马匹。可能还会使用车轮了。其墓葬为典型的土墩或土冢形式。通常认为，钟形杯文化发源于盛产铜的伊比利亚半岛，后向东传播，对整个西欧引进金属冶炼和制作技艺曾颇有作用。而战斧文化则来自中欧的匈牙利一带，向西扩展。两者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候于中东欧相遇，并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有人认为，这就是因其在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最初发现地而被命名的乌涅蒂采文化。

Unetician Culture，约公元前17 世纪一约公元前14世纪

遍布于由斯洛伐克西部边界，经摩拉维亚和捷克中部、西北部，至德国中部的广大地区。捷克克鲁什纳山区蕴藏着中欧最丰富的锡矿，加之当地或附近地区露天开采的铜，便为发展青铜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乌涅蒂采文化所处的中心位置，也有利于这种文化同周边所有方向的交往：朝南可以穿越阿尔卑斯山，去往亚得里亚海和北意大利；向北可经易北河、奥得河，通向波罗的海沿岸；朝东南方，循多瑙河可与黑海沿岸相连结；往西，中欧平原几乎连绵不绝地伸向西欧，直至英吉利海峡和不列颠诸岛。倚助于这些贸易通道，乌涅蒂采文化人以输出青铜器具，换回了爱尔兰的金，康沃尔的锡，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毛皮。

Urnfield Culture，约公元前13世纪—约公元前8 世纪

称作一股“哺育凯尔特社会降生的最新文化潮流”。它萌发于中欧东部和意大利北部，随后渐次传播至西欧、北欧甚至东欧的乌克兰一带。这种扩展很可能与广泛的迁移活动有关。该文化得名于作为其文化表征的独特葬俗，即将死者遗体焚化后的骨灰盛入陶瓮，埋于集体群葬的墓地。有迹象表明，这种文化的创造者似乎是一个充满生气、富于创新热情的族群。他们已在使用青铜镰刀收割农作物，用青铜工具修建设防的村落、寨堡，并存留下来诸如德国符腾堡州的布豪一类典型遗址。他们的青铜制作工艺也已具相当水准，能锻制铠甲、盾牌和各种刀矛、马具。瓮棺文化虽则也同希腊、意大利的早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其覆盖的广大区域，尤其是西部地区，无疑同凯尔特人的祖辈相关联。有的语言学家肯定，瓮棺文化的居民是讲凯尔特语的。另据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学者库恩推测，大约与此同时流布于今德国境内的劳齐茨文化（Lausitz Culture），随之扩伸而来的大批人群， 似乎也属于操凯尔特语的人。虽然这些说法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但该文化极可能同凯尔特人存在渊源关系。“瓮棺文化人以他们的自负，其在享受饮食方面的乐趣，以及在武器和首饰制作技艺方面的早熟性，预示着他们凯尔特后裔们的诸多特性。他们居住的欧洲也成为不久之后凯尔特人出没的地方”

Hallstatt Culture，约公元前1100年-约公元前450年

以今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南斯拉夫、奥地利、波兰西部、法国等地。该文化晚于骨灰瓮文化，早于拉登文化。本身可分4期，A、B两期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 750年，实际包括了骨灰瓮文化的内容，因此，晚近研究中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仅指其C、D期而言，年代大体为前750～前450年。这一文化被确认为凯尔特铁器文化的第一阶段。其年代跨度颇大，分布范围也遍及今德、奥、南、波、法等国。这一时期，流行带有铃状把柄的铁剑和带有向上弯曲弧形把柄的铁剑，以及各种斧、刀、箭镞、矛头等铁器，此外，还生产青铜器皿、精美陶器和以玻璃、琥珀、象牙制成的小饰物。墓葬既有火葬高冢墓，又有直肢土葬。酋长、首领和氏族上层人物，死后常伴以四轮战车葬，尸体放于木椁墓室内的战车上。随葬品有武器、马具、饰物等。早期曾包含瓮棺文化、 青铜时代晚期的内容，后渐流行铁器，出现了铁质重型长剑、翼状斧等。从遗址可见，冶铁 业已具相当规模，熔炉、铸范、矿渣均多有发现。陶器制作技艺颇精，多为几何纹饰和素面 两类。墓葬流行火葬高冢；晚期出现战车葬，即将死者置于四轮战车上，并以武器、饰物、 马具陪葬，据信主要是部落首领或其他上层人物。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发现许多希腊工艺品，显示凯尔特人与希腊文明世界间已有贸易交往。此外，哈尔施塔特文化遗址中也包括不少 设防寨堡，以木棚或土坯筑墙，并设有望楼、大门。由此可推知，当时部落间的战事可能已 较频繁。寨堡遗址以今德国符腾堡州霍伊纳堡最著。

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欧进入凯尔特人铁器文化的第二阶段，即拉登文化期。

La Táne Culture，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公元前1世纪末

得名于今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拉登遗址。分布于奥地利、法、英等国。拉登文化以独具一格的装饰艺术著称，它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朴素无华的几何图案发展而来，又受到东欧草原斯基泰文化的怪异动物形象和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成为以曲线螺旋和圆圈图案为主，伴以希腊式花草和斯基泰动物纹样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艺术主要表现于盔甲、盾牌、铜镜等金属器物上。墓葬从哈尔施塔特时期的四轮战车葬转变为两轮战车葬。该文化直接承袭了哈尔 施塔特文化，同时也分别受到了来自希腊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的影响，与各地土著之间发生了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化风格。拉登时期的寨堡比之哈尔施塔特时 期更具规模，四周都是高墙深壕，大约已成为部落的行政、宗教中心，后至罗马时期，不少发 展为城市。像伦敦、日内瓦、维也纳皆起源于这类凯尔特语称呼的或凯尔特人建立的设防据点。拉登时期凯尔特人使用铁器更为普遍,农 业手工业中大量采用铁制犁、镰、锤、钳、锯、锛、斧等工具，在建筑上也已使用铁钉。制作饰物的工艺水平愈臻完善，公元前3世纪起又广泛采用珠宝镶嵌，使产品造型更见精美，熠熠生辉。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诸民族中素以擅造战车而驰名，此时的战车形制已由先前 的四轮改作两轮，更为快捷轻便。他们在制造工艺上创造性地利用了金属热胀冷缩的原理，以烧红的铁箍来紧固轮辋，使车轮既耐用又美观。拉登文化时期，凯尔特人的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出现具有特色的铁犁铧、铁镰刀和带有精致镂花剑鞘的短剑。洛林、中央高原和勃艮第是主要的产铁区。拉登文化的寨堡建筑规模很大，大多位于河流转弯处和难以登临的高地之上，四面有高墙和壕沟，成为部落的行政、宗教中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戈尔施塔特城附近的曼兴城堡占地达380公顷，围墙总长7公里，城堡内有方形大屋，也有长达41米的长屋，发现有各种工具、武器和冶铁、纺织用具及铁锭等，表明堡内有兴盛的手工业。这些城堡在罗马统治时期逐步发展为城市，不少欧洲名城如伦敦、维也纳、日内瓦等均起源於此。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的四轮战车葬此时变为两轮战车葬，表明新式战车已成为战争中的主力。两轮车的形制可能受到了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影响，但凯尔特人也有独创，特别是他们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以烧红的铁箍紧固车轮，使战车的质量在古代民族中臻于上乘。拉登文化时期，采矿和冶铁业均达到较高水平，铁器使用更为普遍，出现铁镰及锉、钳、斧、锛、锯等工具。建筑中广泛使用铁钉。农业方面，使用两牛牵引的重犁耕地。在英国，这种重犁耕作的遗迹已由考古航空摄影得到证实。拉登文化的装饰艺术独具一格，它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朴素无华的几何图案发展而来，又受到斯基泰文化奔放怪奇的动物形像和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形成一种以曲线螺旋和圆圈图案为主，杂以希腊式花草和斯基泰动物纹样的装饰风格，即所谓“拉登风格”。主要施于盔甲、盾牌、铜镜等器物上。拉登文化时期的凯尔特人已形成部落联盟，并对周围的文化产生影响。由于同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接触，在该文化中也可见到细口瓶、雅典作风的杯等希腊式的遗物。

凯尔特人的文化产物，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苏格兰短裙和风笛。有一种说法，苏格兰风笛最初源于爱尔兰岛，首次出现在苏格兰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十三世纪左右。此说实为谬误，风笛并非爱尔兰原产，而是源于意大利北部，随着罗马的征服被传到不列颠。现在意大利北部，民间仍保留着这种乐器，外型与苏格兰风笛大同小异，只不过已不多见了。真正的凯尔特传统乐器，是源于爱尔兰的竖琴，后流传于苏格兰。同时，竖琴是爱尔兰国徽的重要标志。

爱尔兰竖琴，或称凯尔特竖琴（在凯尔特语中称为 “clarsach”）。约90厘米高，55厘米宽。传统的爱尔兰竖琴师用手指甲来弹奏的。传说假如一个演奏者的演奏使听者感到苦恼，他的指甲就会断裂。当凯尔特民族将此种乐器带入非洲时，它的形状是由木头挖空成为响板，有三至五条的弦，外面是用烘干的兽皮包着，上面留有小洞，让声音能发出来。

还有目前流行的时尚运动--高尔夫，也是由中世纪的苏格兰人发明的游戏。

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以德鲁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德鲁伊德”一名源于 dru， 意即“槲树”。高大的槲树是凯尔特人天神的神像，被尊为圣树。凯尔特人的宗教祭祀仪式十分隐秘，往往选择在夜阑人静、满月高悬之际。仪式的举行地点多在一片被称作“圣所”的小树林中或林间空地。德鲁伊德（祭司）身着素服，以金镰割取槲寄生枝条，并在圣树下举行两头白牛的牺牲祭祀。在密布着荒僻、幽暗、寂静森林的古代欧洲，诸民族中视槲寄生枝为神圣之物或崇拜圣树之风，虽不在少数，但极富神秘色彩的德鲁伊德执祭习俗，则是非常独特的。

按照恺撒的记载，德鲁伊德和骑士（贵族）同为高卢人中高踞于普通平民之上的两个特权阶层。德鲁伊德主持公私祭典，解释教义，裁决部落内部的各种纠纷。他们享有免除兵役赋税的特权。他们执掌文化知识，负责向青年进行传授，这种文化的传承，不仰仗于文字写本，而是依靠长期的默念背诵，口耳相传。所以，德鲁伊德在凯尔特社会中，既是宗教祭司，又是法官和学者。恺撒还记述道，德鲁伊德受一位掌握最高权力的首脑领导，首脑死后由地位仅次于他的德鲁伊德继任。若有几位地位相仿者，则由众德鲁伊德推举决定首脑人选。众德鲁伊德每年一度集会议事，届时各地人员俱至，齐集在高卢腹地卡尔努特的圣地。恺撒提到，这套制度起源于不列颠，后始传至高卢。

德鲁伊德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一躯体。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将于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德鲁伊德主持为其献人祭。“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有时， 人祭的目的可能也与为使土地获取更大的增产力相联系。其做法一般是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燔烧。被献祭者多为罪犯，也有用无辜者或战俘的。有关凯尔特人宗教中采用人祭的记述，除恺撒以外，古典作家波塞多尼奥斯、斯特拉博和狄奥多罗斯的著述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人祭仪式的遗风直至上个世纪，仍以民间节庆活动的形式残留在部分西欧国家社会生活中。

德鲁伊德教崇拜的神，大都为地域和部落守护神，而且通常以其部落之名相称。例如，高卢阿洛布罗基人的神称阿洛布罗克斯，阿维尔尼人的神称阿维尔诺克斯，桑东人的神称桑提乌斯，马尔萨克人的神称马尔萨克母神，内尔维人的神称内尔维恩，不列颠布里甘特人的神称布里甘齐娅，今德国西部莫贡蒂亚克人的神称莫贡斯，等等。其后，由于部落间接触和交往益趋频繁，部分神的崇拜范围便随之超越了本部落，而出现了广泛化的倾向，成为高卢乃至不列颠诸凯尔特部落所共同敬奉的对象。这些共神包括贝莱诺斯、卡穆洛斯、奥格米奥斯、埃苏斯等等。有人甚至将其中的林木之神埃苏斯视作凯尔特人信奉的古老的独一神。

很显然，极富权威性的德鲁伊德阶层的影响力，已非局促一隅，而是形成为一种“跨部落集团”； 德鲁伊德教尽管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崇拜的色彩，却已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演进为超部落的几乎所有凯尔特人的宗教，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德鲁伊德教对于凯尔特人文化传统、风尚习俗、性格心理的成型，对于凝聚凯尔特人诸部成员，并将其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无疑有着极深的影响。

凯尔特人的神话一如其宗教，也颇具特色，源远流长，至少缘起于他们早先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中欧内陆地区之时。此后历经种种演化，迄罗马征服前，凯尔特神话的发展在欧洲大陆已趋相对稳定，但在不列颠诸岛则稍显迟滞。其神话与宗教融会交织， 同样以观念形式曲折地映现了凯尔特人的性格、旨趣和社会生活诸特征。譬如，凯尔特人长于狩猎，便有形似野猪、鹿、熊之神；注重农耕畜牧，即出现了田野守护之神，还有埃波娜这样的骑马女神，达摩娜这样的牛羊庇护女神。凯尔特人喜食猪肉，嗜好宴饮，在后来的威尔士神话体系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彼岸世界的豪奢宴殿中，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锅和丰盛的猪肉佳肴。再如，凯尔特人性情犷悍、好勇斗狠， 这不仅导致了一系列战神形象的萌生，诸如贝拉图卡德罗斯、卡图里克斯、科齐迪乌斯等（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5页。），而且其神话传奇也往往营造出一些爱好自吹自擂、 充斥豪侠之气的鲁莽硬汉的艺术形象

在凯尔特男神中，以太阳神卢古斯为最重要。希腊的文学家将卢古斯与太阳神阿波罗相等同，认为二者均精通工艺、护佑音乐。而另一个重要的是长着长鹿角的万兽之神赛尔农诺斯。

在所有女神当中，以牝马女神最有势力，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高卢——埃波娜、爱尔兰——玛查、不列颠——里安农。它与乌鸦女神摩利甘一样，密切控制国王与部落的命运。前者代表生育；后者代表死亡与再生。凯尔特宗教中的女神经常以三种形态或者三位一组的形式出现：如，高卢的马特洛涅三圣母；爱尔兰的布里吉特掌管诗歌、治病与金属工艺；“伟大女王”摩利甘有三种形态，分别代表死亡—预言、战争—惶恐、以及命郧沙场。还有一位神是由卢卡所记录的，它有三面，接受人祭，有三种形态——雷电、战争、神秘牡牛（象征丰饶）

主要节日：

11月1日——亡人节

5月1日——被勒努斯神节（主要祭祀战争、放牧、打猎、求爱）

次要节日：

2月1日——布里吉特女神的初春节

8月1日——卢古斯结婚节（同样也是丰收节）

国外学术界对此所作定义，尚有歧异。有人明确称之为一民族集团（a group of peoples）；也有人认为，它谈不上是一个种族（race）或部落集团（a group of tribes），而是一个语言集团（a language group）或一种语言。

凯尔特人为上古欧洲一个由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凝合起来的松散族群，应属古代型的民族集团。这种族群显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在古代民族集团经过长期的演化，不断分解、融会、重组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今欧洲自然已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古凯尔特人遗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等。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一个语言集团。

“凯尔特人”一词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尚有以下表达形式：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Celta。其词干相似，同源于希腊文的kε′λται或Kελτoι`（拉丁形式为keltoi）和拉丁文Celtae。有人猜测，“凯尔特人”（Celt）的得名可能与一种类似斧、锛的史前砍凿工具celt或selt有关，因为他们十分擅长手工技艺和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岛，东南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辽阔区域内10。而后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规模迁移所形成的北向和西向压力，凯尔特人在欧洲一度称雄的地位逐渐丧失，影响益衰。

凯尔特人在远古时代的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考古材料的研究而被大致推断出来的。据认为，曾经流行于西欧、中欧青铜时代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Bell-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约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初），似乎多少同凯尔特人的祖先有关。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以在其遗址墓葬中觅得与众不同的钟形陶杯和用于作战的穿孔石斧一类随葬品而得名。其他的出土物尚有石制护腕片、日用工具，以及短剑匕首、箭镞一类青铜武器，还发现有冶炼青铜的铸范。墓葬中的马骨，表明该文化的创造者已很重视驯养和役使马匹。可能还会使用车轮了。其墓葬为典型的土墩或土冢形式。通常认为，钟形杯文化发源于盛产铜的伊比利亚半岛，后向东传播，对整个西欧引进金属冶炼和制作技艺曾颇有作用。而战斧文化则来自中欧的匈牙利一带，向西扩展。两者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候于中东欧相遇，并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有人认为，这就是因其在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最初发现地而被命名的乌涅蒂采文化。

由于凯尔特人在欧洲处在一个适当的地理位置，亦即“各种影响交融汇合的必经之地”，他们同周邻的其他民族集团，如日耳曼人、伊利里亚人、利古里亚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也就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交往，通过这种持续的交往，凯尔特人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建树起独具特色的文化。

如同其在文化上所曾经历的广为吸纳、多方采撷，凯尔特人本身的种族背景也十分复杂，带有混合的性质。

但如前所述，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的分布地域极广，又同周边一些族群交往频仍，甚至可能存有某些亲缘关系，如果仅凭古典作家的片断记述而对凯尔特人的种族背景作此过于简单化的该寨堡遗址约建于公元前600年，占地约4.5公顷，所筑土坯围墙，以50万块粘土砖筑成，设有9座望楼、2座大门，为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所罕见。堡内有方形木构房屋，设冶铸铁和青铜的作坊，但无宫室、厅房建筑，采火葬高冢墓。从考古发掘物看，其主人与地中海沿岸先进文化曾有联系，受其影响。实际上，凯尔特人的确切成份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库恩称之为“整个欧洲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除古典作家所接触过的、令其印象深刻的典型诺迪克类型外，由考古材料所见，凯尔特人中也还存在着具有别种体貌特征的类型。

从发掘的早期人类头盖骨的分类来看，与凯尔特人活动区域相关的其实便不止一种类型。在早期凯尔特人发展中心地带的今德国西南部一带，找到的凯尔特人头盖骨材料不多，在被有关学者提及的9个头盖骨中，1个是长头型，4个是中头型，4个是短头型。尽管这些例证数量过少，远不足以披露在其故土的凯尔特人的种族概貌，但也已充分显示圆头成份在这个族群发展中起着一种多么引人瞩目的作用。库恩认为，“这些短头型是从钟形杯文化和金属时代初期形成于莱茵河上游的波雷比（Borreby）文化的较古老的结合类型中派生出来，而持续到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并推测这些颅骨类型“可能已与设想的诺迪克类型入侵者发生混合”。

拉登文化时期在中欧的典型例证，包括这个文化区域向东延伸部分的波希米亚，以及瑞士、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的材料。从波希米亚出土的27具男性头盖骨看，其中多系长头型，也有少量短头型。瑞士拉登遗址及附近墓葬中发现的11具男性头盖骨，情况几乎跟波希米亚的出土物相同，其颅骨穹顶甚至比后者的显得更为低平。瑞士系列中一些高水准的短头型，头颅指数竟高达90。奥地利和巴尔干北部迪纳里克阿尔卑斯山区为数不多的材料似亦显示为比较匀称的中头型，以及某些短头型。由此推知，中欧的凯尔特人可能也已属于一种混合型人群，是从青铜时代起就存留在南德山区的不同短头型成份和从平原地带向北、向东扩展的诺迪克型入侵者的成份融合的结果。

相比之下，今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遗迹则要丰富得多。一般而言，在法国发现的有代表性的高卢人，多为中头型、中脸型、上缘窄鼻、中等身材的类型。但实际上，各处的种族特征的连续性则有很大差异。在洛林和博纳发现的是普通类型，而上萨瓦和旺代墓葬中找到的却明显表现出早期短头型人群的特征，至于布列塔尼半岛尖端的外围，则残留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地中海类型，一直持续到日后罗马征服时期。因而只是在北方,凯尔特人的影响才在那些后来构成法兰西民族的早期人群中留存下深深的印记。不列颠的头盖骨标本，许多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南部。这些不列颠人的颅骨长度比波希米亚和瑞士的标本略长3毫米，而颅容则与法国的差不多相等，脸部特征同所有其他地方都一样。一般可以肯定，不列颠的头盖骨亦为中头型，但似乎缺乏中东欧那种短头型的代表。

总体上说来，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凯尔特人的先祖既包含了某些中欧诺迪克类型的长头型人，他们是由几种地中海亚型在不同时期相继混合而成的，同时也包含着来自今德国西南部一带的短头型人，这是由青铜时代早期进入当地的迪纳里克类型与较早的中石器时代起源的圆头型人混合起来的。很可能就是在一些不同族系的成员彼此相融的基础上，形成了凯尔特人这样一种古代民族集团。

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毗邻而居，存在着颇为密切的边邻关系，由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均可见知。其中，部分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尤其不同凡响，从语言形式，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和武器类型，有时几乎难分轩轾，令人困惑，甚至连恺撒、斯特拉博等人也常常会将两者混同为一。特别对于高卢北部比利其人（Belgae）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集团内的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康德鲁西人（Condrusi）、帕埃曼尼人（Paemani）、特雷维里人（Treviri）及内尔维人（Nervii）等部，均自称起源于日耳曼人，或被有些学者视为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然而实际上更可能是，比利其人诸部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融入过一定数量的日耳曼人或其后裔的成份，比利其人也许在族源方面部分地同日耳曼人存有某种联系，或接受过一些日耳曼人的影响，不过基本属性仍不失为高卢人。由于这种关系，比利其人的体貌特征即便和南方的高卢人或别地的其他凯尔特系族团存在某种差别，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实，民族集团的形成，无论古代型还是现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较为复杂的，所谓纯粹性恐怕只是相对而言,难免受到“隔绝程度、种族混血、杂交群团的构成，以及参与杂交的群团成份的数量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即使在现代民族中，同一族体成员在体貌特征上也还因此而存有地区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汉族北方人和华南人在身材、肤色上的差别，英国东部人与西部人、意大利、法国的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波兰东部人与西部人之间的差异，等等。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同流异源”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作为一个分布地域广袤的古代民族集团，凯尔特人各分支间存在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见到遗痕，同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相比，身高、白肤、金发者颇多，而后者则身矮、体壮、肤略黝黑。

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因凯尔特人之中存有此类差异性而否认其在历史上仍为一个基于相当多共性的古代族群。那么，什么是维系凯尔特人为一体的共性特征呢?

这其中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农牧业经济生活，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神话、风俗习惯、艺术旨趣、性格气质，以及在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后来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生发出的自我认同心理。

如前所述，凯尔特人曾被归结为一个语言集团。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中的确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在远古印欧语言中，“凯尔特诸语言同操意大利语的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据推测，它“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分离的时期，必然与讲意大利语居民的祖先迁赴意大利的时间一样古远，因而也肯定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凯尔特语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大陆凯尔特语即高卢人和加拉提亚人的语言，今已不存；海岛凯尔特语则指尚存于今不列颠诸岛及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语言。海岛凯尔特语依照语音差异又分衍为P、Q两个系统。P-凯尔特语通称布立吞语（Brythonic Language），一般倾向于将它同那些拉登文化时代侵入不列颠的居民相联系，亦即古不列颠语。随着日后不列颠大部分地区被盎格鲁撒克逊化，加之部分居民渡海内迁高卢沿岸，这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仅存于该岛西南部及法国布列塔尼一带，形成今威尔士语、康沃尔语（Cornish，亦作科尼什语）和布列塔尼语。Q-凯尔特语，又称戈伊德尔语（Goidelic Language）， 即古爱尔兰人的语言。后来陆续演化成为今爱尔兰语、曼克斯语、苏格兰盖尔语。尽管凯尔特语在尔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如许歧异，但当时依然凸现出作为一个大体完整的语言集团的基本性质。

在一定意义上，“凯尔特语言实际上是有关凯尔特人共同来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从16世纪起，欧洲学者便开始就此问题展开研究。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南通过研读古典文献，首次将活跃在古代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跟爱尔兰人、古不列颠人，包括苏格兰人联系起来。一个世纪以后，威尔士语言学家爱德华·鲁伊德在编纂一本比较语言学著作时，发现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有着共同的词根,他借用布坎南的术语，统称之为“凯尔特语”。此后，这一名称不但用于语言方面，而且也包含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文化方面。

一般认为，凯尔特人的发祥地大体上位于中欧腹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这恐怕就是凯尔特文化最初的“油渍”点，日后不断向外扩展的根基和起始点。由于人口的增长及其活动地域的延展，还可能因为同其他族群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某些变化，凯尔特人开始陆续朝着各个方向进行扩张。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其占据范围至少已括及默兹河、威悉河与多瑙河之间，阿尔卑斯山与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了。尔后，凯尔特人又持续向西推进，约于公元前6世纪，在高卢北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外扩展。不久，他们的势力即遍布高卢全境。向西南的一路，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中部。另一路则由高卢北部朝西北方向，横渡英吉利海峡，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登陆。与此同时，从公元前5世纪起，凯尔特人又辗转南下，穿过阿尔卑斯山诸隘口，进占并征服了北意大利波河流域，继而向亚平宁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频频发起侵袭。自公元前3世纪初，凯尔特人向东南方推进，沿多瑙河谷而下，进抵巴尔干腹地。一支侵入希腊，大肆劫掠，旋遭迎头抗击。另一支则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转入小亚细亚，以“加拉提亚人”之名在此立国定居。他们虽然远离凯尔特文化的源头，成为凯尔特人“扩张的强弩之末”，但仍顽强维系其文化存在达数百年之久。此外，从较早时候起，凯尔特文化便已活跃在波希米亚，其影响且延及东阿尔卑斯山至多瑙河中下游一带，甚至还伸展到今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凯尔特人在其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

凯尔特人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伴随着武力侵掠的旧式举族迁徙，男女老幼，结队伴行，车马喧嚣，不绝于途。每逢遇有温润丰腴之地，或征掠获胜，便定居下来；如若不适，即再迁移。这同当时其他蛮族的活动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的分布范围，其实远比我们通常想像的要广泛得多。诚然，以其人口之密集、活动影响之显著而论，西欧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高卢、北意大利（山南高卢）、西班牙、不列颠与爱尔兰，但事实上，凯尔特人在中东欧、乃至小亚细亚—带，也还留下过自己的历史足迹。这些地区包括：从东阿尔卑斯山到多瑙河中下游，巴尔干半岛腹地直至小亚细亚半岛，中欧广袤的日耳曼尼亚及其以东毗邻的波希米亚山地和波兰平原。值得—提的是，今德国南部所在的中欧一带，还是凯尔特民族文化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