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朗宁的父亲哈尔沃（二排左一）与其创办的襄樊第一所新式学校——鸿文书院身着校服的学生合影朗宁常自称湖北佬，因为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说。在襄樊电视台最近播出的纪录片《朗宁在中国的故事》中，他地道的襄阳话让很多土生土长的襄樊人感到惊奇。

朗宁1907年随父离开襄樊，移居加拿大，1923-1927年在襄阳建立起鸿文中学（襄樊一中前身）并担任校长，1945-1949年任加拿大驻华使馆首席外交官。

朗宁女儿回到襄樊一中

朗宁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为推动加拿大于1970年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并多次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以国宾身份来华访问。

1973年，周恩来总理邀请朗宁访华，奥黛丽随行，周总理不但破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亲自迎接朗宁的到来，还与朗宁长谈3个小时，并在湖北厅宴请了朗宁和奥黛丽·托平。

朗宁是加拿大的中国问题专家，被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称为“对加拿大与新中国正式建交最高兴的加拿大人”。

奥黛丽：羡慕姐姐的襄樊经历

奥黛丽夫妇现居美国纽约。作为美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摄影记者，她曾经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她几乎到过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

奥黛丽与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奥黛丽自豪地说：“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的标准照就是我拍的。”“我有幸成为第一个报道秦始皇兵马俑发掘的西方记者。我拍摄的400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被刊登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封面上。”

周总理曾对奥黛丽说，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

“《鹦鹉查理》、《东方欲晓》、《西藏奇观》、《北京假日》、《人民公社的一天》，都是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周恩来总理非常喜欢《东方欲晓》这本书。“如果有机会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非常愿意专门写写襄樊。”

奥黛丽说，这一次到襄樊，找到了家族的根，很高兴家族有一个记忆，能被中国人民、襄樊人民记住。

奥黛丽曾经于1971年和1983年先后两次来到襄樊，襄樊的变化太大了，她对襄樊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从襄城到樊城要坐渡船，从武汉到襄樊要八九个小时，火车很破很吵。现在襄樊盖起了大厦，建起了机场，从武汉到襄樊也就两三个小时。父辈如果有知，将会惊叹今天的变化。”

奥黛丽很小就从父亲那里听到关于中国和襄樊的故事，对孙悟空、诸葛亮都很熟悉。她说：“姐姐出生在襄樊，还有一个中国式的小名，而我出生在加拿大，我羡慕姐姐，甚至有些嫉妒。”

“在南京，我遇到了西摩。这也是我在中国重要的记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部科幻小说：祖辈来中国经历的是义和团运动，而今天大家都来中国看奥运会。”

奥黛丽始终关注着中国和襄樊。她把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80多张图片，制成光盘，送给襄樊市档案馆。光盘的名字叫《镜头中的中国历史》，记录了从义和团到北京奥运会的一个个片段，涉及襄樊的图片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从加拿大和美国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将尽最大努力传递友谊。把这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促进发展和交往。”

西摩：在中国经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西摩·托平说，这是他第一次到襄樊，襄樊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作为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襄樊，可以把家庭的历史传递给他们。

“朗宁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他经常告诉我‘中国是沉睡中的巨龙，醒来将震惊世界’。”

西摩1943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院的门口有一对由中国外交官赠送的石狮子。

“那对石狮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每天都要经过石狮子，是它让我与中国产生了最初的联系，并带我走进中国，当了一名记者。”

1946年，西摩来到中国。淮海战役爆发后，他成为美联社的战地记者。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的时候，我就在南京城门口，和市民一起欢迎他们进城。”

“我是最早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西方记者，那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西摩特别强调，在南京，他认识了奥黛丽并与之恋爱结婚，那也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

西摩先生是文革期间第一个获准采访周恩来总理的美国记者。他的作品《穿行于新旧中国之间》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25本必读书之一。

西摩被来自中国的石狮子吸引而来到中国，并最终成为《纽约时报》总编辑、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如今，他还是清华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国际顾问团主席，继续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着贡献。

奥黛丽一家的襄樊之行，是寻找家族之根，也是续写朗宁家族的中国传奇。

奥黛丽有理由感到自豪——在我们那个被曲解和排斥的时候，她父亲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她本人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量作品登上西方主流杂志封面；她的丈夫第一个告诉西方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那是他自视为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对奥黛丽来说，珍视家族荣耀，既是尊重先辈，也能激励后人。

对我们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既是尊重故旧，也能打动新朋。

奥黛丽多次对襄樊人民保留他们家族的历史表示感谢，其实道谢的应当是我们——朗宁家族的历史丰富着我们历史和文化的记忆。

也许这些容易勾起我们的回忆。但，那是真实的。透过这些回忆，我们更能感受到朗宁家族友谊的分量——受到曲解时的几句解释，受到排斥时伸来的一只手，都弥足珍贵。

所幸，我们很好地保护着一段段历史，在保护中，我们也有超越的胸怀。

如奥黛丽所说，她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史看成是一部科幻小说。如今，这部小说的主题变成了和平与发展。

奥黛丽夫妇愿把襄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竭尽所能促进交流和发展。这自然是友谊的延伸，愿意广交朋友的我们当然不会拒绝出于友谊的帮助、基于善意的交流。

朗宁家族也许是特例，更多在襄樊生活、工作、拼搏过的外国人、外乡人，没有朗宁家族的成就，也许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过客，但这不妨碍留下关于他们的资料。

一件实物，一张照片，一段录像，未必会占据多少空间，但它也许是另一个家族的根，也许是另一颗友谊的种子，我们不妨把他们保留下来，也许它会成为我们有心插下的柳枝，开出友谊和关怀的花朵，结出交流和支持的果实，丰富我们开放的花园，充实我们发展的空间。

在中国，加拿大的形象与白求恩大夫精密联系在一起。白求恩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耳熟能详，毛泽东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大夫》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加拿大。中加双边关系史上群星闪耀，除白求恩外，还有包括朗宁（Chester Ronning）、尤恩、文幼章和明义士在内的一大批加拿大人为建立和发展加中友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名垂青史。加拿大外交官朗宁1894年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在襄阳长大，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讲一口地道的襄阳话。1923-27年曾在襄阳樊城中学任教。1927年回到加拿大，任卡姆罗斯路德学院院长，1942年-1945年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1945年抵达重庆，任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是加拿大大使奥德朗将军的高级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南京使馆临时代办。1951年回国后任加拿大外交部美洲及远东司司长，1953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任加拿大代表团特别政治顾问，后任加拿大驻挪威和印度大使，1966年任加拿大大使级特别代表，出使西贡和河内。朗宁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加拿大的中国问题专家。朗宁出生在中国、了解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与加拿大总理皮尔逊、特鲁多，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陈毅、董必武、乔冠华、黄华，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陈立夫等都有密切的接触和交往，他的一生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做出了杰出贡献，特鲁多政府1970年正式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特鲁多总理曾说：“我们都为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感到高兴，最为高兴的加拿大人要数朗宁了。这位退休外交官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呼吁加拿大承认中国”；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碧福认为：“朗宁把他的一身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甚至当他在其他国家工作而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时，他也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中国”。 朗宁不仅获得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最高荣誉勋章，并于1972年获得了由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加拿大一级联邦勋章，以表彰朗宁为推动加拿大承认中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朗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朗宁；1973年周恩来与邓小平和李先念一道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来访的朗宁。朗宁的著作《中国革命回忆录--从义和团运动到人民共和国》经朱鎔基总理批准，由外研社在中国国内原文再版。

1、朗宁的重庆岁月

1942年到1945年朗宁担任加拿大皇家空军情报分析处处长，他负责的加拿大情报分析机构迁往首都渥太华。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盟国对战后的政治安排提上了议事日程，加拿大情报与外交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多了起来。朗宁和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休姆．朗时有接触。日本投降后刚几天，休姆．朗副部长向朗宁提到，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已经建立4年了，那里人手不多，奥德朗大使一直向外交部要人，希望能派精通汉语的人到重庆去，外交部物色了两个候选人，希望朗宁能帮助外交部测试候选人的汉语水平。朗宁发现两个候选人的中文水平都不能与中国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个结论让外交部陷入了困境，而加拿大驻重庆使馆催得很急，副部长突然想到，为何不让朗宁到重庆工作呢？这个念头改变了朗宁的一生…… 1945年11月，朗宁经过短暂的外交工作培训后，从蒙特利尔乘一架由加拿大皇家空军轰炸机改装的客机经过爱德华太子岛、纽芬兰、亚速尔群岛、非洲西海岸、马尔他抵达埃及、随后改乘英航的飞机经幼发拉底河谷、迪拜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经英国陆军和美国领馆的帮助，朗宁拿到了飞往重庆的机票。在机场，朗宁遇到了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之后返回重庆的董必武和章汉夫，三人共同乘坐中国中华航空的C-54道格拉斯飞机飞往昆明。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人，听出了朗宁的湖北口音，三人结伴而行，一路上三人从攀老乡谈到天气，从天气聊到政治。飞机最后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机场班车把朗宁送到美国陆军司令部，加拿大驻重庆使馆的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使馆的车把朗宁送到神仙洞街97号加拿大使馆，奥德朗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列队迎接朗宁的到来。朗宁的房间在使馆二楼，只有一个公共卫生间，热水也要定量供应，房间没有暖气，泥巴墙千疮百孔，窗户突出墙外，站在窗前可以一览神仙洞街的全境，还可以清晰听到对面饭馆和茶馆顾客的大声喧哗。来到重庆的第一个晚上，朗宁在他的新居睡得很香，早上醒来，只见肥皂盒里的肥皂已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晚上，几只老鼠列队站在小衣柜上，朗宁只好抓起皮鞋扔过去，那些老鼠一溜烟蹿回洞里，不久后又溜了出来，朗宁又将皮鞋扔过去，最后只好开着灯勉强睡了一觉。早上朗宁见到大使后报告老鼠夜袭。大使淡然一笑，说到：“这里的老鼠比两年前少多了！1943年我刚来时，每天能见到30多只老鼠，现在每天也不过只见到三、四只。” 朗宁经常陪同大使到中华大学发表演讲并担任翻译工作，中华大学从武昌迁来，学生多为湖北人，他们对朗宁这位加拿大人的湖北口音太熟悉了，朗宁讲了他和湖北的渊源，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郎宁经常为奥德朗大使会见中共驻渝代表担任翻译，有机会见到叶剑英和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1946年1月和平协议签署后，周恩来邀请奥德朗大使和朗宁到周公馆做客，1946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再次宴请了奥德朗大使和朗宁，这是朗宁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朗宁认为周恩来真诚可信、热情感人、没有丝毫做作，谈话直率、尖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3日，加拿大驻重庆大使馆关闭，驻南京大使馆同时开馆。1946年10月，朗宁开始担任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成为加拿大驻华的首席外交官。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来访的朗宁，随后朗宁故地重游，访问了重庆、并游览了长江三峡；1975年10月朗宁再次访问了重庆和成都等地。

2、加拿大驻南京使馆临时代办朗宁为黄华担任翻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0月3日，南京军管会把各国留在南京的原使馆官员召集到外侨处接见厅参加新闻发布会，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向各国正式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宣布完毕后，黄华就坐了下来，大厅里一片沉寂。澳大利亚大使站起来说到“黄华先生，在座各位除去加拿大使馆的朗宁外其他人都不懂汉语，能否让他把你刚才说过的话译成英语？”。澳大利亚大使的话说完后黄华没有答话，过了片刻，澳大利亚大使又站了起来，把他的意思又重复了一遍，黄华还是没有反应。这时朗宁站起来，用汉语对黄华说：“黄华先生，澳大利亚大使说，他们都不懂汉语，想问问你，能不能把让我把你说的译给他们听？”。黄华说同意后，把一开始讲过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并说几天后会以书面形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周恩来外长给各国外长的信交给各国驻南京使馆。朗宁这为加拿大外交官成为了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用英语传递给全世界的第一人。 黄华先后曾担任中国首任驻加拿大大使、首任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黄华和朗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黄华曾经在颐和园专门设宴款待来访的老朋友朗宁及家人。

3、保护中国殷商甲骨功不可没

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James Menzies）博士1910年来华传教，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文物的收藏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位杰出的甲骨学专家。明义士博士1917年撰写出版的《殷墟卜辞》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他为扩大中国文化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明义士收藏了50000多片甲骨，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明义士早年所获甲骨20364片。 南京博物馆所藏的2390片明义士甲骨曾于1937年12月日军攻克济南前埋藏在齐鲁大学校园内，1945年齐大复校，藏品重见天日，为齐鲁大学收藏，并由外国传教士赖恩源代为收藏。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赖恩源将一箱甲骨共2390片由济南运到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加拿大大使馆保暂存。1950年朗宁在关闭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回国前清点使馆财产和打包储藏时，他发现一个旧柜子里有许多骨头碎片，是明义士留下的，他觉得这些东西像是商朝的用作占卜的甲骨碎片，上面有甲骨文。由于当时中国宣布在外交上一律不承认原有的外国使馆，郎宁和南京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的地位都很尴尬，中国在解放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西方集团持敌对态度。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反美英及其西方盟国的空气，在这种时候归还一个西方传教士收藏的国家特级文物无异于引火烧身，如何处理这一箱烫手的宝物这个棘手的难题使郎宁彻夜难眠，当时一些尚滞留在南京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甚至建议他干脆毁掉这箱老古董，以免惹祸上身。郎宁经反复思考决定求助于时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老朋友杨宪益，委托他把这箱甲骨转交南京市博物馆。朗宁为这事受到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反复盘查，离境时他又受到种种非难，非但他的行李受到彻底检查，还在深圳罗湖桥被边防警察搜身，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了个遍。作为外交官，他受到了不应有的侮辱，他的所有私人照片的底片都被没收，还差一点不让他出境。朗宁为保护和归还这批中国国家级特级文物功不可没。

4、朗宁的故乡阿尔伯塔省与重庆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朗宁故居位于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卡姆罗斯市，朗宁从位于阿尔伯塔省首府艾德芒顿市的阿尔伯塔大学获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并经常在阿尔伯塔大学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的记录片《中国使命-朗宁在中国的故事》首映式即在阿尔伯塔大学进行。 阿尔伯塔大学从2004年起与重庆市政府在干部培训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为重庆培训了100多名中高级干部。阿尔伯塔大学校长弗雷泽博士曾于2004年访问重庆，艾德芒顿市市长曼德尔也于2005年来渝参加了亚太市长峰会，并与王鸿举市长签署友好协议，在两市之间建立正式友好合作关系。从1945年朗宁出使陪都重庆，到半个多世纪后加拿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朗宁母校阿尔伯塔大学和艾德芒顿市与重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仿佛是跨越时空的历史巧合与必然，也是我们对郎宁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