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中原大乱，南海是最后一个割据的地方，唐僖宗以后，各个节度使出镇的地方都被割据，天下大乱，唯独岭南地区没有被出镇，所以自刘隐开始割据此地。当时，交州的曲承颢、桂州（今广西桂林）的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的叶广略、容州（今广西北流市）的庞巨昭，分别占据各地；卢光稠割据虔州攻打岭上，其弟卢光睦割据潮州，其子卢延昌割据韶州（今广东韶关）；高州（今广东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县）刺史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全都占据各地，都不受节制。刘隐率兵攻打韶州卢延昌，刘䶮说：“韶州所依赖的人是卢光稠，如若攻打韶州，那么虔州的兵马必然会去解救，那样就会首尾受敌了，这不是一条明智的计策。”刘隐不听，最后果然大败而归，于是就把所有的军务都交给了刘䶮。刘䶮荡平了岭南割据的诸寨，击杀高州刺史刘昌鲁等人，在该地重新设置了刺史，并最终出兵讨灭了卢氏，尽取潮、韶各州。又向西与马殷争夺容、桂二地，马殷夺取了桂州，俘虏了刘士政；刘䶮也趁机夺取了容州，驱逐了庞巨昭，又攻取了邕州。刘隐、刘䶮兄弟自从接受后梁封爵之后，一直奉后梁为正朔，并暗中扩展疆界。

刘䶮在岭南逐步消灭了各个割据势力，初具建立政权的条件之后，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正式即皇帝位，初立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追尊刘安仁为文皇帝，其父刘谦为圣武皇帝，其兄刘隐为襄皇帝，建立三庙。之后建立起正式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朝中设置百官，以杨洞潜为兵部侍郎，李衡为礼部侍郎，倪曙为工部侍郎，赵光裔为兵部尚书，都委以平章事。赵光裔自以为从唐朝起就是世族，不愿意为刘䶮政权效力，经常怏怏不快，希望早日回到中原政权。刘䶮就伪造赵光裔的手书，遣使走小路送到洛阳，召其二子赵损、赵益以及他的其他家属一起到了岭南。赵光裔见了之后十分惊喜，此后尽心为刘䶮效力。

虽然刘䶮在岭南成功建立了政权，但是刘䶮生性也非常苛酷，他亲自炮制了刀锯、支解、刳剔等残酷的刑罚，每次亲眼观看杀人的时候，他都喜不自胜，都像享受口福之乐一样，口水直落下，当时的人们都以为他是蛟蜃。而且他又好奢侈，将南海的珍宝全都搜刮来据为己有，将其建成玉堂珠殿。

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刘䶮在南郊祭天，大赦境内，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䶮起初想要僭越称帝的时候，非常怕王定保不听从号令，于是派遣王定保出使荆南，王定保返回岭南后，刘䶮也怕他不会听从自己的意思，于是派倪曙慰劳他，将他建国称帝的事情告诉他。王定保说：“既然都建国了，可我一进南门，却发现从前清海军的匾额还挂在城门上，这样恐怕会遭到四方的取笑啊。”刘䶮听说之后笑着说：“我防备了王定保非常久了，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怪不得他会嘲笑啊。”

南汉乾亨三年（919年），刘䶮正式册封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是楚王马殷之女。乾亨四年（920年）春天，刘䶮设置选部贡举，选拔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同唐朝旧例，以后每年都按照这个方法选取。

南汉乾亨七年（92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攻入汴京，后梁灭亡。刘䶮非常畏惧，于是派宫苑使何词出使后唐，实则是窥探后唐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何词返回南汉后，说后唐必生内乱，不足为虑，于是刘䶮大喜。

刘䶮生性喜好炫耀自己，岭北的商贾到达南海的，大多都受到过他的召见，让他们进入宫殿，将他搜去的珠宝展示给他们以夸耀其富。自称本来是长安的贵族，耻于接受蛮夷（指沙陀族的后唐统治者）的封王，并且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同年，大长和国皇帝郑仁旻遣使献朱鬃白马向南汉祈求通婚和亲，使者自称皇亲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赐金锦袍虎绫纹攀金装刀，封归仁庆侯、食邑一千户，持节郑昭淳。郑昭淳好学有文辞，刘䶮与游宴赋诗，刘䶮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刘隐之女增城县主嫁给郑仁旻。

南汉乾亨八年（924年），刘䶮建造南宫，王定保献上《南宫七奇赋》为其称颂。同年，改名为刘陟。乾亨九年（925年），据说有一条白龙出现在南宫三清殿，于是刘䶮改年号为白龙，并于此时正式改名为“刘龚”，以印证白龙出现的祥瑞。当时有个胡人和尚说：“《谶书》曾经有言：‘灭刘氏者龚也。’”于是刘龚采用《周易》“飞龙在天”之义，创造“䶮”字，最终改名刘䶮。

南汉白龙四年（928年），雄踞湖南的马楚派水军攻打南汉封州，封州军兵败于贺江，刘䶮非常恐惧，便用《周易》占卜吉凶，得到《大有》之卦，于是大赦南汉境内，改年号为大有。并派遣将领苏章率领神弩军三千援救封州，苏章以两个铁索沉入贺江中，为巨轮于岸上，筑堤以埋伏兵马，以轻舟迎战，佯装兵败逃走，楚军追击，苏章举巨轮挽索锁楚舟，以强弩夹江射之，尽杀楚军。

南汉大有三年（930年），刘䶮派遣将领李守鄘、梁克贞攻打交趾（今越南北部），擒获静海节度使曲承美等人。曲承美到南海后，刘䶮登上义凤楼受俘，对曲承美说：“你经常说我的朝廷是伪朝廷，如今反而为我所俘，这是为什么呢？”曲承美马上顿首伏罪，于是刘䶮赦免他的死罪。同年，梁克贞攻打占城，大肆劫掠了那里珍宝财物而回。

南汉大有四年（931年），爱州（今越南清化）杨廷艺反叛南汉，攻打交州刺史李进，李进败逃回南汉。刘䶮派遣承旨程宝攻打杨廷艺，最终程宝战死。大有五年（932年），刘䶮封其子刘耀枢为邕王、刘龟图为康王，其余诸子皆封为王爵。

南汉大有九年（936年），刘䶮派将军孙德晟攻打蒙州（今广西蒙山县东南古湄），但未能攻克。

大有十年（937年），交州牙将皎公羡杀死南汉将领杨廷艺而自立，杨廷艺原来的部将吴权攻打交州，皎公羡来向南汉求援。刘䶮封其子刘洪操为交王，率军从白藤出发进行讨伐。刘䶮自己率军驻扎在海门，不久吴权杀死皎公羡，在入海口之处迎战，并将铁橛埋藏于海中，吴权的军队乘潮而进，刘洪操前去应战，等到海潮退了之后回军，回军途中船队触碰到铁橛的都遭遇了埋伏，刘洪操最终战死，刘䶮收拢了剩下的部队回撤。

晚年的刘䶮，年高志逸，“见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耻为南蛮王，呼中朝天子为洛州刺史。”他与大多数的传统君王一般，在政局稳定之后，开始期冀在有生之年享受奢侈的生活。其一，大建宫殿，极尽奢侈。刘䶮大建宫殿之余，还“引岭行商以示奢，亦由之而称强盛，凉台之宝不亦辣乎”。其次，滥施酷刑。史载：刘䶮设立了“汤镬铁诸具”，制定了“灌鼻、割舌、支解、跨剔、炮炙、烹蒸”等酷刑。同时，晚年的刘䶮猜忌之心一日重于一日。在刘䶮统治晚期，开始排斥士人们，最突出的表现是：刘䶮对士人们的进谏，不再似建国之初般择善而从。刘䶮不愿意听取士人们的不同意见，士人们的劝谏，反而滋生了君主的厌烦。

南汉大有十五年（942年），刘䶮去世，时年五十四岁，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于康陵。其子刘玢继位，是为南汉殇帝。

唐朝末年，四海鼎沸。相对而言，岭南却是一块平静的“乐土”。从中原南迁避难的封建士大夫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宫的，也都在此落户。这些封建士大夫对刘氏是否支持，对南汉的立国和稳定，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刘䶮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继承了其兄礼贤下士的作风。据史籍记载，当时客居岭表或土著的士大夫，著名的有王定保、倪曙、刘槽、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等。这些士大夫在刘隐作镇岭南时，曾得到刘隐的“招礼”，“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他们为刘隐在岭南扩展势力，巩固地位作出了贡献。刘䶮兄终弟及，在岭南建国后，将这些士人安置在国家的重要职位上。不仅如此，刘䶮还注意解决一些士人的后顾之忧，使他们真心实意，脚踏实地地为南汉政权服务。

在地方，刘䶮接受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建议，一改唐末以来以武人为刺史的流弊，主要任用士人为州刺史，“稗宣政教”，使“民受其福”，这一做法，使南汉地方吏治比较澄清。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南汉地方官施行惠政的记载。如祯州（广东惠州市）刺史简文令“尽心民事”；得州（广西桂平县）刺史刘博古“有惠政，民多爱之”；郴州（湖南郴县）刺史陆光图“至郴，周恤穷民，招辑兵士，民皆呼为‘陆父’”。相反，州县官吏贪浊残暴的记录却不多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南汉地方上真的没有贪官污吏，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南汉的地方吏治，总的来说，比以武人为刺史的中原王朝或其他割据政权要好。文士为官，纵或贪浊，其危害性总不如武人作官，愚鲁不驯，性贪行暴，动辄兴兵作乱，荼毒一方。南汉统治岭南半个世纪，历四主，除刘䶮外，其余三主都属荒淫暴虐，政治腐败。而南汉不致出现重大动乱，这大约与刘䶮用文人治州县，手无兵柄，吏治较清；中央虽乱，地方不乱，岭南人民还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关。

另外，在拓展南汉疆域方面，刘䶮也得到士人的大力协助。例如，刘龚兴师平定镇南（广东罗定县）叛乱，击败马楚对岭南西道的争夺，累战俱捷，尽有五管之地，就是因为得到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协力襄助。

刘隐成为清海军节度使后，竭力延揽中原名士和手下得力干将，日益完善其藩镇体制。待刘䶮时期，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和有决策能力的成熟的藩镇幕职官系统。刘氏藩镇中的幕职官包括文职和武职两大职分。节度使府的主要文职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推官、衙推等；藩镇幕府中还有不少武职，如都知兵马使、兵马使、都虞侯、虞侯、都押衙、押衙、都教练使、教练使、都指挥使、指挥使等，这些人员大抵出自行伍，是藩镇节帅驾驭其魔下军队所倚重的军事指挥骨干。

刘䶮即位伊始，即仿效历代王朝之例，建立起宗庙制度。“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南汉国主除建立庙号之外，还承古制，行祭祀之礼。刘䶮即位的第二年，即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南海百咏》中记载：“一德由来可享天，东磷牛祭亦徒然，荒凉到处游糜鹿，谁识郊坛八面圆。”黄佐《广东通志》中记载：“刘王郊台，在城西硬步，即汉台故址，南汉时郊于其上。”

南汉与楚、南唐和闽相邻。这几个国家，对南汉的治乱安危有重要影响。刘䶮通过通婚、遣使聘问等途径，与诸邻国建立睦邻关系。刘隐在位时，为睦邻，曾嫁女与楚国主，是为马皇后。刘䶮建国后，马皇后已死。当时，楚国势力较强，与南汉争夺岭南西道发生摩擦，两国友好关系陷入僵局。南汉兵部尚书赵光裔意识到楚国对南汉的潜在威胁，对刘䶮说，“自马后崩，未曾通使于楚。亲邻旧好，不可忘也”。刘䶮根据赵光裔的推荐，委派“有使臣才”的谏议大夫李纤出使楚国，重修旧好。楚国也遣使报聘。两国握手言和。南汉与吴、南唐、闽也是使者往来频繁，关系十分友好，极少发生争战；与蜀和云南镖信（唐时的南诏）等政权也有“远交”关系。封建史家对南汉的外交政策很赞赏，说南汉“睦邻封，续旧姻，宁边鄙，弧敌兵”；“行李往来，常勤聘问，区区岭外，晏然小安”。刘䶮“讲信修睦，以通邻好”的外交政策，维护了岭南的安定局面，使岭南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从唐朝中后期始，岭南地区的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成为一个极富特色的经济区，号称“富饶之地”，是唐朝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地。唐末战乱，黄巢义军虽曾进军岭南，但对岭南经济并未造成严重破坏。经济的发达，促进经贸的繁荣；加之刘䶮出自富商之家，具有重商思想，富有从商经济。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鼓励发展经济贸易。当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他“多召之”。还“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这除了推行睦邻政策这一政治因素外，借此进行经济贸易，互通有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西通黔蜀，其经济意义应是占主要地位的。南汉的经贸活动，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在于对外贸易方面。广州地处南海，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很早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五代时期，虽中国战乱，经济残破，对外贸易已大大萎缩，但广州在南汉统治下，对外贸易规模虽不及盛唐之时，却也持续不衰。这与刘袭在位时，着意招徕海商，“笼海商得法”有密切关系。外贸的结果，使南汉获得丰厚的利益，“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号称“富强”。刘䶮重视商业，扶持经贸，主观上纯粹是为了满足南汉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刘䶮接受杨洞潜的建议，兴学校，倡教育，置选部，行贡举。

贞明四年（918年），即南汉建立次年，就举行科举考试，录取进士、明经十余人。以后，科举取士“岁以为常”。刘䶮重视文教，重用士人，刺激了岭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南汉在音乐、历法、诗赋等文化领域，都有一些建树。如陈用拙，自少学习礼乐，“尤精音律”，著有《大唐正声琴籍》十卷，其中载录了琴家对操名的论述，以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事迹；又以古调缺徵音，补新征音谱若干卷。周杰精于历算，鉴于传统《大衍历》中的记述与现存算法有出入，所以著《极衍》二十四篇。黄损曾与都官员外郎郑谷、僧人齐已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宗。

刘䶮尤其好佛，在治内大量营造佛教建筑。他不仅在皇宫内建有皇家寺庙，为应天上二十八宿之数，还在广州城的四个方位各建七间佛寺，合称“南汉二十八寺”。现广州越秀区的大佛寺，其前身就是二十八寺之一的新藏寺。

为了巩固统治，争取士人的支持，刘䶮可以说费了一番力气。如赵光裔，原是中原大族，唐末滞留岭南，虽被委以高官，但“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刘䶮知情，即令人模仿赵光裔手迹，遭使贵书至洛阳，召其二子并其家属皆至岭南，使赵光裔“惊喜，为尽心焉”。刘䶮推诚相待，换取了士人的秉力支持。《新五代史》载，南汉建国后，“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赵光裔在南汉为相二十余年，使南汉“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境无恐”。

刘䶮儿子一多，在立贤与立长的问题上必然要大费心思，要江山永固，必要立贤，若长而不贤则必有纷争。刘䶮晚年对此问题也颇为伤神。刘䶮子皆为“宏”字辈，自宋以来诸史因避讳，时为“洪”或“弘”。因老大刘耀枢、老二刘龟图早夭，故老三刘宏度得立。刘宏度平时整日与无赖小人在一起，刘䶮疏于对其教育，所以即位后一如继往的骄奢淫逸，不亲政事。“高祖在殡，作乐酣饮夜与娟妇微行，课男女而观之。左右件意辄死，无敢谏者。”尽管如此，刘宏度对其它弟弟们还是有所防范，每有集会宴乐，令宦官守门，群臣宗室皆露体搜身而入。人总是有缺点的，刘宏度喜欢手搏，其弟晋王刘宏熙利用他这个缺点，投其所好，令指挥使陈道库引力士刘思潮、谭令梗、林少强、林少良、何昌廷等练习手搏，等刘宏度夜宴长春宫醉酒之后杀之。年二十四，谥曰殇。正在刘氏兄弟阅于墙之时，境内百姓不堪重负，各地相继爆发了动乱。

关于南汉主刘氏的族属，旧史籍多言其为汉族。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在《南汉刘氏之祖先》一文中，怀疑刘氏不是汉族，而是来闽粤经商的大食（阿剌伯）商人后裔。这一论点已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且为《五代史略》等所采用。刘美崧等则认为，刘谦父子是岭南俚僚的武装酋领出身，在建立南汉政权的过程中，冒称汉族，迅速汉化。

《旧五代史》云：“（刘䶮）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新唐书》中作：“刘知谦（刘䶮之父），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新五代史》记载：“刘隐（刘䶮之兄），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隆平集》中有记：“南汉刘鋹（刘䶮之孙），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资治通鉴》中记载：“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东都事略》中有载：“刘鋹，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孙因家岭南。”《文献通考》记载：“刘隐，其祖安仁，上蔡人，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宋史》中记载：“南汉刘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安仁，仕唐为潮州刺史，因家岭表。”《八闽通志》记载：“安仁，南汉主䶮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上述史籍，有关刘氏祖籍有两种记载：上蔡与彭城。

《新唐书》记载：“刘知谦，寿州上蔡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淮南道寿州，本为淮南郡，天宝元年（742年）改名。寿州下辖五个县，分别为：寿春、安丰、盛唐、霍丘、霍山。可见，寿州所辖并无上蔡县。所以，以上蔡县系之寿州，当误。

《东都事略》、《宋史》中皆云：“其先蔡州上蔡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蔡州本豫州，宝应元年（762）更名，下辖十个县，分别为：汝阳、朗山、遂平、上蔡、新蔡、褒信、新息、真阳、平与、西平。上蔡县的确隶属于蔡州。那么，《东都事略》、《宋史》所记上蔡县隶蔡州，无误。

至于彭城说。汉高祖刘邦起家于彭城郡（今江苏徐州），因此，汉朝皇室刘氏的郡望是彭城，故被称为彭城刘氏。南汉刘氏即自称是汉朝皇室的后裔，故以彭城为郡望，将其祖籍说成是彭城。但是，这只是一种攀龙附凤之说。后梁末帝贞明五年（919年），南汉脱离后梁独立后，梁末帝下诏吴越，令其出兵攻伐南汉，即称南汉主刘䶮“益恣凶狂，妄称汉室遗宗”。可见，南汉刘氏将其祖籍说成“彭城”，是南汉刘氏的“妄称”，不足为凭。综上所述，南汉刘䶮祖籍，当为蔡州上蔡。妄称其祖籍为彭城，是刘䶮为了确立自己正统与高贵的出身。

关于刘䶮建国的时间，史籍中记载不一。

《旧五代史》中有云：“梁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号于广州，国号大汉，伪改元为乾亨。”

《册府元龟》中记：“梁末帝贞明二年，僭号於广州，国号大汉。”

《新五代史》中记载：“贞明三年，䶮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改元曰乾亨。”

《资治通鉴》中所记，与《旧五代史》大致相同。“（后梁贞明三年八月）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奥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

《隆平集》中没有记载具体时间，“闻钱镠封吴越王，贞明中，陟遂僭称帝，国号大汉，改元乾亨。”

《九国志》云：“贞明二年八月癸巳称帝，建国号曰越，改元乾亨。追尊祖安仁曰太祖，父谦曰代祖，兄隐曰烈宗。乾亨二年十一月，改国号曰汉。”

《五国故事》中未记其登帝位的时间：“梁朝命册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号，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为王。”

《东都事略》中亦未记载时间：“（陟）遂尽有岭表之地。僭称帝，国号大汉，改元乾亨。”

《吴越备史》中记载：“（贞明四年）夏四月，广帅刘岩僭称大汉皇帝，年号‘大有’，进士王诩之在南海著《昭阳赋》一篇，序云：‘皇帝基搏乾坤，十有八岁矣。甲子春始作兹殿。’计其甲子，则岩本年僭号。”

《宋史》中记载：“贞明三年，僭帝号，国称大汉，改元乾亨，行郊祀礼。”

上述史籍中，记载刘䶮称帝的时间有贞明二年八月、贞明三年八月、贞明四年四月三种说法，难以取舍。《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宋史》，均记载刘䶮称帝在贞明三年，当有所本，可以信实。世纪年代，五代人何松所撰写的《梁吴存愕墓志铭》被发现，其中记载了南汉刘䶮称帝的具体时间：“刘䶮称帝改元在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如是，则《旧五代史》等史籍中“贞明三年八月”的记载，年份无误，月份则当以《梁吴存愕墓志铭》所载为准。

主词条：康陵

刘䶮的陵墓康陵位于小谷围北亭村大香山南坡。是大型砖室墓，前室当门横立着一块哀册文刻，其形如碑，保存完好，高115厘米、宽154厘米、厚20厘米。志文楷书，首题“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38行，满行35行，共1062字。

康陵地处大香山南麓，分地上建筑和地下玄宫两部分。地宫位于山坡南端的一级台阶，为带墓道的竖穴砖室墓。墓穴上方为砖土结构的圆坛建筑；山坡的第二级台阶，在圆坛的东北和西北面筑有方形台基。三者呈倒“品”字形分布，相距约50米。

康陵在历史上已经多次惨遭被盗。据清康熙二十五年版（1686年版）《番禺县志》和屈大均《广东新语》等记载，康陵在明崇祯九年（1636年）遭较大规模盗扰。而考古人员就在现场发现了7个盗洞，其中前后三个较大盗洞直入地宫，一个就打在坛门位置上。由于曾遭多次遭窃，前、后室两个大盗洞凿穿券顶，完整器极少。陶瓷器为罐、碗残片，还有石俑残件、玉石片、银环、开元通宝铜钱等。但特别的是有香蕉、菠萝、芘菇、木瓜、荸荠、桃子、柿子等陶制生果，以及一批碗、杯、瓶等玻璃器皿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