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民国17年），刘仁考入东北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进法学院政治系第四班。他与吴一帆、陈彦之等同学志趣相投，过从甚密，都是学校的进步学生和活跃分子。

刘仁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并十分健谈，兴趣也十分广泛，游泳、滑冰、球类以及琴棋书画，样样都好。他每天清晨都要到宿舍前的大操场跑上几千米，从不间断。他常对同学说，有个壮实的身体，将来不论干啥都能派上用场。他喜欢古典诗词，尤其喜欢岳飞、陆游的爱国诗词。每当吟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与他那强烈的爱国之情发生撞击，对神州动荡、人民疾苦，愤然有力挽狂澜，澄清天下之志。

刘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本来进入本科专攻政治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要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东北易帜后，纳入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张学良当上了全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使得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大学生们对张学良也十分不满。由于刘仁等人在学生中有威信，学校当局极力拉拢他们，但刘仁等人并不买账。有一次，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搞选举，指定两名所谓代表，让东北大学学生投这两个人的票，遭到刘仁等进步学生的反对。刘仁等人组织起来，针锋相对，硬是不选官方指定的人，并且将计就计，另选了两名代表，搞得校长十分狼狈。当时，学校空气沉闷，不允许讲授进步课程。因此刘仁对学校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千方百计寻找进步书籍。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肖伯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书中有关阶级剥削的论述，使刘仁认清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为他后来参加爱国救亡活动打下了基础。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正在策划侵略行动，东北的形势日渐紧张。东北当局对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政策，校园已无民主自由可言。与此同时，以华北的救亡呼声进一步高涨，北平、天津成为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刘仁再也不想继续留校啃那些无用的书本，便于1931年（民国20年）暑假前夕，毅然放弃学业，告别东北大学校园，只身前往北平。

刘仁到北平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东北进步知识分子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到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协会，刘仁立即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他给好友吴一帆写信，让他随西迁的东北大学到北平复学。吴一帆到北平后，发现刘仁根本没有复学，而是在为抗日救亡紧张地忙碌着。刘仁还以吴一帆的宿舍为掩护，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演讲，印刷刊物，张贴标语。他曾对吴一帆说：“一个热血青年如果只想着吃饱睡足，就容易意志消沉，现在国难当头，要想想国家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出点力，甚至流血牺牲，这才称得起炎黄子孙啊!”

刘仁主要活动在平津的工人群众中，为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他在北平西城区组织领导过黄包车工人的罢工。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十分热心，有一次，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操场上讲演，刘仁也到场聆听。事后，他还把听讲演时的照片寄给表哥刘范五保存。

后来，刘仁受救国会派遣，来到天津开展工作。天津有几家英美开办的烟草公司，公司中有许多中国女工。刘仁经常到女工中宣传救国思想，调查外资企业对中国女工的剥削情况。为安全起见，他不时变换工作方式，转移居住地点，宣传和调查也常在晚上进行，有时需要连夜进行整理汇总，邮寄给北平。

恰在这时，刘仁的表哥刘范五随所供职的邮局撤到天津，继续担任邮政支局长。家住在大王庄义信里，这使刘仁大喜过望。表哥有公开身份，他的家成了刘仁从事秘密活动的庇护所。刘仁形成的材料不再经过邮筒，而是由表哥直接从邮局邮寄，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拆信检查，这给刘仁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刘仁高兴地对刘范五说：“表哥，你这里既安全，又方便，还省邮费，真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好基地，你就当我的保护人吧!”

由于有了可靠的保护伞，刘仁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深入到天津郊区的古冶、林西、赵庄等煤矿，在矿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几个月后刘仁完成任务，回到北平。

1933年，日本侵略者向热河进犯，北平也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刘仁在北平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好去摆地摊卖字来维持最低生活。

刘仁参加两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难当救国救民的大任。学水产可以谋生，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政治虽然时髦，却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强盛起来，而且清末以来，赴日留学蔚然成风。于是他决定赴日留学，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回到本溪筹集经费，以中国官费留学生名义，从辽阳乘火车赴大连，又乘船经朝鲜釜山，东渡日本求学。1934年2月，刘仁凭借流利的日语优势，正式进入日本高等师范预科，升入本科后，他选学了语言专业，主攻英语。

刘仁政治敏感，又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一般中国留学生不同，所以赴日后目的十分明确。学习英语，当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外活动，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对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目漱石的《心道草》等作品更是推崇备至，爱不释手。他不仅自己喜爱这些书，还向国内的朋友推荐。

刘仁虽然身在异邦，却心系着祖国，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通过关系从上海购买进步书刊邮寄东京。通过这个渠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刚刚出版，刘仁在日本就读到了。1934年9月，刘仁的弟弟刘维坤来日本留学，当他征求哥哥意见时，刘仁向他建议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急需农业方面的人才，你对农业又感兴趣，还是学农业吧!”刘维坤便选择了东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以中华世界语协会最为活跃。世界语是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掌握世界语，就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交流。刘仁的日语、英语已十分流利，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东京世界语协会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聚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交换学习世界语的心得，以巩固学习成果和提高运用能力。聊天之后，还用世界语唱些流行的进步歌曲，如《国际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广泛联系世界语者，刘仁经常到东京的朝鲜人居住区去，与朝鲜世界语者频繁接触，曾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但未抓住他任何把柄。

这期间，刘仁与日本进步女作家、世界语者长谷川照子相识。1936年3月底的一天，在筑地小剧场，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一道观看了有世界语表演的话剧《拂晓》，两人谈得很投缘。长谷川照子，日本国山梨县人，1912年出生。照子从小喜爱文学，且性格倔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脱离家庭，独立生活。在学校，照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活动，热情地投身于世界语运动，并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使她摆脱了孤独，逐渐活跃起来。他学习世界语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世界语从事翻译和写作了。她阅读了大的进步书籍，注意从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汲取营养，这对她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始把追求个性解放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对日本当局发动的战争极为厌恶。由于她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因此被 署列入黑名单一度被逮捕，并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年底，照子赴东京，继续从事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又参加了日本《世界语文学》的创刊工作。

扎实的文学修养，较高的世界语水平，火热的战斗生活，使照子写作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用世界语创作的小说，如《春之狂》、《一对男女世界语者的独自》、《六个月》等。她还把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节译成世界语，并开始撰写评介文章，如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刊《世界》之约，发表了《日本妇女之现状》，还连续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两篇文学评论。这几篇评论文章，极有见地。

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从相识到成为夫妻和战友，并非偶然。两人都曾参加过进步活动，刘仁因参加抗日救亡而被东北大学开除，照子因参加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和反战活动而被奈良高师开除：两人都酷爱文学和世界语这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语言。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将这对异国青年男女紧密结合一起。1936年深秋，照子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宣布和刘仁结婚。

刘仁虽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36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中日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刘仁认为已无必要继续留在日本，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刘仁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照子不仅全力支持丈夫的爱国之举，并表示追随丈夫一起到中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是两人商定，刘仁先期回国，三个月后夫妻在上海相会。1937年1月，刘仁暂别妻子，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乘上一艘国际邮轮，回到了祖国上海。三个月后，照子变卖了多处积累的衣物和书籍，只带上一架便携式手提打字机，在刘仁的弟弟刘维坤的帮助下，洒泪告别亲人，乘船秘密到达中国上海，与刘仁相会。

照子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决心和丈夫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奉献一切，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

可是，刘仁夫妇在上海，既没有亲属可投，也没有现成的工作去做，因此不得不过一段流浪者的生活，但这丝毫没有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刘仁忽然想到世界语协会，于是他找到上海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主编《世界》杂志的叶簌士。刘仁早在平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就曾与叶簌士有过通信交往。在叶的帮助下，刘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绿川英子则与中国世界语者合作编印世界语会刊《中国怒吼》。刘仁结识了世界语者、诗人徐雉，热情的徐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即将自己的两间屋子腾出一间让刘仁夫妇居住，使刘仁夫妇总算有了安居之所。在上海期间，刘仁夫妇还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的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及声援抗日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 ，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由于上海己成孤岛，刘仁夫妇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居住下去，在叶簌士的帮助下，他们从上海转移到广州。

1938年初，刘仁从《救亡日报》上得知丁克回到广州，喜出望外。丁克在日本曾掩护过刘仁夫妇，后被警方拘捕达8个月之久。当丁克知道刘仁夫妇的尴尬处境后，便把刘仁夫妇安排到一座象样的二层楼房里，这是丁克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刘仁夫妇和丁克成了这别墅的主人，绿川英子给它取名为“绿色之屋。”

刘仁急于参加抗日工作，找到正在广州的郭沫若，请求帮助他们到武汉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当时还没有明确职务，因此只能对他表示钦敬和同情。刘仁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于是他找到丁克商量，准备就地参加抗日斗争，这一想法立即得丁克的赞同。于是刘仁与丁克等人四处游说，积极鼓动，后在夏衍等人的协助下，说服广东军政当局，很快成立了广东国际协会，恢复了世界语组织，为方便开展工作，争取到省方领导挂名，这不仅解决了合法地位，减少麻烦，而且有了经费来源。协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府，下设日语、英语、世界语三个科，刘仁和绿川英子都在世界语科工作，由于这个科集中了部分优秀人才，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刘仁夫妇与同事们积极创办世界语特刊，编印抗日宣传小册子。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绿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当局抓住，硬说她在听到防空警报时用红色手帕为敌机打信号，一定是日本奸细，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带到 局，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绿川英子满腔热血参加中国人民的的抗日斗争，却背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使刘仁和绿川英子感到无法理解。绿川无辜被驱逐，刘仁只好相伴随行，流落香港。在香港，两人举目无亲，囊空如洗，不得不在香港的棚屋里度过了难忘的屈辱和苦闷的生活。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主持工作，安排了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在郭沫若和叶簌士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才允许绿川英子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同年6月，刘仁夫妇结束了4个月的-生活，到达国民政府大本营武汉。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工作，绿川英子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从事对日广播。经过一年多的辗转流离，刘仁和绿川英子才正式实现了抗日救国的愿望。

绿川英子作为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心情十分激动。7月2日19时，绿川来到播音室，开始正式播音：“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恶，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那圆润、清畅的日语犹如一发发重磅 ，大大瓦解了日军的士气，也激怒了日本当局。待他们查清她就是当年反战的长谷川照子时，日本报纸刊登她的照片，用大字标题骂她是“娇声卖国贼”、“赤色败类。”

绿川英子不仅用播音宣传抗战，而且撰写许多文章，讴歌抗战的将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一封《日本朋友的慰问信》，首先向“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挚的敬礼。”她又分析到：“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她在采访一位当过游击队长的老大娘后，以“赵老太太会见记”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她写道：“这位文盲的农妇，乃是从现实斗争中成长出来的最好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她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母亲。”第一厅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献金活动，绿川英子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晚上回到家中，翻遍全部家当，却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下班回家的刘仁得知后，劝她说如果没有什么就别献了，绿川英子听后很不高兴，最后一狠心，摘下戒指和手表，这是母亲和妹妹送给她的珍贵纪念物，她让刘仁帮助选择，看捐献哪一个，刘仁认为还是献戒指好，因为他们工作生活不能没有手表。第二天，绿川英子便将戒指捐献出去。

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后，开始向华中进犯。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刘仁夫妇随第三厅于年底撤退到重庆，住在重庆市区大田湾。刘仁与绿川英子在重庆创办了新的世界语宣传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向国内外发行，建立了世界语排字房，以保证刊物能及时排印和按期出版。

1939年5月初，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市区，第三厅搬迁到重庆乡下赖家桥，刘仁夫妇同10位文化界人士聚居在一起。当时的上海条件十分艰苦，刘仁患有肾炎，面部和两脚浮肿，但他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团结抗战，在第三厅安插了许多特务和顽固派分子，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同厅长郭沫若愤然辞职，退出第三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找到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把这些文化界人士接到延安去，蒋介石深怕这些人去延安为共产党服务，于是同意在政治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担任正副主任。刘仁与绿川英子进入该委员会第三组，从事对敌宣传工作，继续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并为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的刊物《政情研究》撰稿。工作与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刘仁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由于赖家桥原来的农舍光线较暗，不利于开展工作。刘仁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动和同事商议，由个人出钱，自行设计，在山坡上新盖了一些茅草屋，十几户人家联结起来，居然也变成了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将这个新建的村命名为“金刚村。”不久，刘仁和绿川英子的第一个孩子星星出世了，金刚村从此有了婴儿的笑声和啼哭声，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绿川英子在这一时期活动较多，创作颇丰。她应邀在“留日学生训练班”上用日语讲授“对日宣传技术”课程，到日俘管理所作报告，很受欢迎。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由《中国报导》杂志出版。绿川英子的抗日活动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誉。1941年7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举行的-上，周恩来称赞绿川英子：“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人是‘娇声-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她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抗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政论文章，进入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同年10月，绿川英子作品集《暴风雨中的细语》由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出版。刘仁为这部文体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他还亲自为文体撰写了题为《平凡的回忆录》的前言，指出“尽管它是一个平凡妇女的平凡生活的回忆录，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年轻的世界语者自内心发出的沸腾的正义的呼声。这呼声并不大，但难道你不能把它看作为人类正义的旗帜，是爱与恨的标记吗?难道你不能从中见到那些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嘴脸吗?”字里行间，倾注了刘仁对自己妻子、更是战友的作品出版的激动之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五周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刘仁对郭沫若十分敬仰，也非常了解郭沫若的性格和为人，他和9位文化界人士别出心裁，制作了一支如椽巨笔，上面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作为特殊礼物献给郭沫若。郭沫若见了十分高兴，和刘仁等人抬着这支巨笔合影留念。

1945年4月刘仁和绿川英子应邀到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 外围组织，高崇民、阎宝航为其负责人。刘仁夫妇在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部工作，刘仁任主编，绿川英子为。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除接受一些抗日进步人士的热心资助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刘仁夫妇和部人员都是当义务。同年5月，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作品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这期间刘仁夫妇的女儿晓兰出世了。为了方便工作，刘仁以美国新闻处《和平日报》记者身份出现，绿川英子则以世界语协会《解放妇女》杂志的身份随刘仁来沈工作。他们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刘仁听说老同学陈彦之担任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长，便与金沛霖找到陈彦之，说明他们是受高崇民指示回东北开展工作，请陈为金沛霖找份工作以作掩护，陈将金安排到一所中学当老教师。由于工作带有隐蔽性质，刘仁夫妇在沈阳多次变换居住地点。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刘仁夫妇于1946年11月经化装离开沈阳，前往解放区，一路上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到达哈尔滨。由于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哈尔滨大举进犯。刘仁夫妇又随我东北党政机关转移到佳木斯。11月下旬，佳木斯各界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刘仁、绿川英子及其他来佳木斯工作的干部。绿川英子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她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揭露蒋管区的黑暗统治，表示要继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刘仁亲自为绿川演讲担任翻译，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刘仁夫妇开始被安排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方留守处工作。1947年1月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仁和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其待遇与政委会各委员相同。他们还被东北大学和一些社会团体邀请前去讲学报告，并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陈先舟之托，对东北大学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过研究。在为东北大学做的报告中，绿川英子饱含着革命热情，期望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来，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刘仁还撰写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沈阳》一文，刊载于《东北文化》杂志1947年1月号上，该文记述了他与绿川英子滞留沈阳期间的所见所闻，对国民党接收沈阳后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回到大后方，结束了辗转流离之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激起了绿川的创作热情。刘仁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热情鼓励她把《在战斗的中国》第二部和第三部写完。绿川有丈夫的全力支持，特别高兴，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她克服了生活清苦和高度近视等困难，开始伏案疾书，撰写她的回忆录续篇。

正当刘仁夫妇满怀政治热情投身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35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刘仁悲痛不已，他在爱妻灵前，泪如泉涌。刘仁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绿川的逝世又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导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22日在佳木期逝世，年仅38岁。

东北行政委员会为刘仁和绿川英子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俩人为革命烈士。1980年，中日合拍了反映绿川英子和刘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望乡之星》，相继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映。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佳木斯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