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准备回国时，国内在湘潭建“中央钢铁厂”计划正式获批，经北洋大学李书田校长的推荐，国民政府实业部同意刘参与“中钢筹委会”工作，并委任为资源委员会矿冶专门委员，接获相关电报后，即转赴德国学习德语。当年五月随同“中钢”来德国接受二年培训的人员（共约25人）到克虏伯钢铁公司进修学习。

1938年初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失守，国内形势严峻，他与严恩棫、靳树梁，王之玺三位在德培训的专门委员报国心切，主动请缨提前回国，3月赶赴武汉，代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参与军政部兵工署组建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担负将汉冶萍钢铁公司的设备器材，拆运重庆的筹划及相关技术协助工作。期间在汉阳钢铁厂，有两次险在日军轰炸中丧生。

1938年8月随“钢迁会”赴重庆参加大渡口钢铁厂建设工作，任高级工程师，参与总工程师室工作，负责炼钢车间全部冶炼设备的设计。并兼任工作支配、准备两课课长。在毫无国外技术支持、国内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于1940年完成了我国钢铁史上第一次由国人自主设计的炼钢平炉，同行称赞该炉“既符合现实国情状况，又有“国外新式钢厂之措置”。 正式投产后，使用良好，且创造当时国内炼钢117炉仍不需停炉检修的新记录，被炼钢部老领工张宽馀称之为“神炉”，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炉仪式。

1939年4月受邀，参与民营“人和钢铁公司”的创建工作，被选为董事并聘任为总工程师。在当时原材料奇缺，资金严重不足，运输困难的情况下，就地取材，土洋结合，历经五次失败（其中一次风炉爆炸，险遭难），发明了医治小高炉缸冻结的K孔，克服了高炉炉裂、热风炉爆炸、炉缸冻结等问题，1940年11月新式小高炉正式投产，其生产的含硅15%生铁仅为国际价的1/3。且将其掺到土高炉生产的白口铁中或废钢中熔化即能产出灰口铁，既充分发挥原有土高炉作用，又同时也推动了新式小高炉的发展，培养了一批能自力更生的冶金技术专业人员。大大缓解了抗战时期机械工业和军工所需灰口铁的奇缺问题，国民政府经济部为其发明核准专利三年【专利号（30）合字第139号】，并颁发了奖状及奖金。

1941年又兼任民营“蜀江矿冶公司”总工程师，将一个废弃的1吨土高炉添设热风设备改建成10吨高炉，并于1943年1月投产。

1942年5月调离大渡口钢铁厂到资和炼铁厂任副经理兼厂长，应军工需求，自力更生设计出能炼出优质炼钢和铸造所需的生铁，及含锰80%以上的锰铁合金的66立方米高炉。该炉模型曾在1944年后方工业成就展览会上展出。

1943年兼任矿冶研究所“陵江炼铁厂”（该厂是为研究小型高炉特点和规律，以应战时需要而设，厂址在嘉陵江下游童家溪码头）顾问，并被重庆大学聘请为矿冶系教授。当年4月20日被邀参加重庆陈立夫、翁文灏主持的全国工业计划会议第一次会议。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先生对他进行专访，称赞他是后方钢铁工业界的“抗日先锋”。由于其在抗战中贡献，当年国民政府授予二级“景星勋章”。

1944年5月以考察员身份赴美国钢铁公司及琼士拉格来钢铁厂等技术先进的公司和厂矿，考察及工作18个月，在美期间被美国金属学会吸纳为会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于10月回国，拟赴日本进行拆迁广畑、八幡两钢厂设备运回大冶的考察与筹划。

1946年1月因赴日受阻，改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大冶厂矿保管处主任，协助接收敌伪“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大冶铁矿”财产。7月在此基础上成立“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任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负责按美国麦基公司设计的华中钢铁公司年产100万吨钢的钢铁厂的方案（系当时国内最大最新式的钢铁厂建设规划），进行筹划性建设。后因国民政府腐败、内战升级、美国贷款落空、国厍紧张，原建厂计划甚难执行。美方又降低要求设计第二方案，仍无法实现，公司只好根据现实自行设计建设小钢铁厂。

1947年为了让有限的资金能较多地投入生产，公司坚持勤俭办事，减少冗员等措施，以尽量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但下半年建成的炼铁高炉仍因经费困难，相应配套设施不足，而无法投产。8月国民政府东北战场失利后，资源委员会为将从东北撤出人员安排到华中钢铁公司来，强制公司裁减正式员工三分之一，引发了12月4日工人罢工事件（三名工人因拉响厂内警报器，被江防司令部抓走，关押二个月零四天释放）。

1948年7月华中钢铁公司正式成立，总经理职务由东北撤回关内的张松龄代理，刘任协理，分管技术工作，公司建设计划再次变更。

1949年初，由于对国民党派系斗争、严重的贪腐行为的愤恨和华中钢铁公司建厂四年，搞了四次计划，竟未正式生产过一斤钢或铁的失望，决心起义，主动与张松龄一道，响应“中共大冶工矿地下党委”号召，成立保厂的“员工警互助会”。积极接受“资源委员会起义委员会” 保护财产迎接解放的指令，5月初临近解放，由于厂区地形狭窄，傍依长江，极易受到战火威胁，时张松龄出差未回，厂部出现厂级领导“空位”，为了公司的财产、资料的平安交接和2000多名职工及眷属的生命安全，于武汉大学授课结束后（1947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工学院教授），在家属不在湖北情况下，拒绝了国民党省政府为其“南逃”的安排，在长江基本被封锁下，不顾在武汉读中学的长子安危，不听在汉办事人员劝告，于夜间坐公司的小火轮，在两岸国民党驻兵开枪阻击声中，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厂部，组织职工，按资源委员会起义委员会”电令，检查部署 “迎接解放”事宜。并再次拒绝登上国民党省长万耀煌侄儿来接的南逃越野车。5月15 日解放军进驻厂部，实行军事管制。

1949年11月“军管会”撤消后，中共大冶工矿特区委书记兼区长的高芸生调任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刘被委任为华中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不久重工业部第一批拨款4万吨小米和支援华中钢铁公司建设款到达，1950年9月“华钢”的高炉、平炉终于先后正式投产。对当时市场上生产冷铸车轮及硬面轧辊所需原料紧张的问题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此期他听到高经理传达朱德、陈云在“支援东北钢铁会议”上“要重视旧知识分子”的政策讲话精神，陪同苏联专家马尔歇夫去重庆视察重庆钢铁公司所属各钢铁厂时，又受到西南军委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将军的勉励。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来黄石市考察时的特约交谈，深为“钢铁报国”的好时机到来，感到无限欣慰。

1950年12月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钢铁会议在北京灯市口“工程师协会”旧礼堂召开，由重工业部长何长工主持，大会主席团主席是朱德总司令，他荣幸地被邀参加会议，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51年初重工业部为落实钢铁会议要将“华中钢铁公司”建设成“关内第一个大型钢铁生产基地”的规划，刘被借调到北京钢铁工业管理局担任大冶设计组代总工程师，进行实质性设计，此设计完成后，苏联专家又进行 “苏化”性修改，并将厂址建设由黄石市改到武汉青山区，更名为武汉钢铁公司。

1952年元月，因黄石市在“镇反运动”中，根据解放初期“民主改革运动” 诉苦活动期中，部分华中钢铁公司员工（占职工总数的1.45%）所揭发的材料和“1947年罢工事件”，被定为黄石市级别最高反革命分子（国民政府简任二级），将其逮捕入狱。

1953年4月16日（拘押15个月后）黄石市法院以“一贯依靠反动政府势力，豢养亲信爪牙镇压工人运动及虐待剥削工人罪”，判刑五年监外执行，移送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管制。

虽蒙冤陷囹圄，给他个人和家人带来一些不利的负面影响，但他报国志不移，一面教育、勉励子女要坦然对待、勤奋自强，一面以豁达心情，淡泊名利，忍辱负重，抓住一切机遇为国效力。5---9月在炼钢科工作期，他按照国家建设规划要求，完成了两套大冶特钢厂炼铁部的总布置图的设计，供新建大冶特钢厂扩建的参考与选择，后又协助苏联专家对天津钢厂、太原重机厂、太原炼钢厂中某些不妥设计进行了修正或建议。

10月被安排到综合科，在审核1954年各大中厂矿呈报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中，为使国家的钱能用好发挥较大的效益，先后到过上海、唐山、太原、马鞍山厂、天津、重庆等等钢厂进行调查、研究改进措施。为了有利钢铁局加强科学管理，协助科室建立六个专业的成套技术分析用的统计表格及相关标准数据。此外为能学习苏联经验，积极自学俄文，三个月后即具阅读俄文专业书籍能力，

1954年肃反期钢铁局党总支“五人小组”围绕“黄石判决书”和“原华中钢铁公司揭发材料”内容及从工业局同事中收集到刘的某些谈言行，梳理成埋怨政府处理不当、宣扬英美诬蔑苏联、狂妄自大破坏领导威信、工作不负责任等四大罪责进行了“深挖”， 且无故将其家庭成分由中农改地主，要将他遣回监狱重判。幸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未予以同意，才得以免重遭牢狱之灾。

1956年5月调入钢铁工业研究所（即北京钢铁研究院前身），参与组建“热工试验室”工作（1956年至57年），为使研究与实际密切结合，更好地培养青年技术人员，早出成果，他毅然把照顾虚弱有病的爱人和二个上小学年幼孩子们的任务压给身边两个上初中的的孩子。带领青年技术人员们长年在外，先后深入上海钢铁三厂、太原钢铁厂、重庆大渡口钢厂开展平炉热工试验（含炉钵结构改进意见、代为图纸设计等）。在节约能源和缩短冶炼时间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这三个厂的好评和颁发的奖旗。

1956年10月黄石市法院在他一再申诉下，对案情进行了更审，否定了原判罪中的主要依据，决定撤销（53）黄特刑字第040号判决，免于刑事处分（此时离满刑期日期只差两个月20天）。但工资、职务却未因而有任何恢复性改变（57年全国性工资大改革时。还以其工资低为由，将其定为三级工程师，拒绝执行冶金部“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应定2级的审批意见）。

1957年“反对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运动时期，在“帮党整风鸣放”的初级阶段，刘被派往太原钢铁厂协助解决生产中技术问题，回来时“反右”已基本结束，开始转向“大跃进”运动，但仍以在运动中“交心态度”不好；对黄石法院判决不满，企图翻案；长期以来对党不满等罪名，被定为不公布的“内右”（老右派）。

1958年在“大跃进”“大办钢铁”形势下，炼钢研究室技术开发性研究暂停，组成各种“保钢工作组”分赴各地参与夺取年产“1070”万吨钢铁产量的第一线，他被派往湖南长沙新生机器厂，为解决当地生产的生铁含硫过高不能炼钢难题，为该厂设计和建造一座20吨高炉，利用当地含锰矿石与当地生产的高硫土铁（含硫1%-3%）混合装料，使炼出的生铁，含硫量降到0.02%。既为其提供了制造机器所需的优质铸铁，又使湖南省原所炼的高硫土铁“变废为宝”。

1956年和1958年下半年，由于其工作成绩突出，先后两次受到邀请，参加过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筵会厅主持的招待宴会，和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东方红演唱会”的首次演出。

1960年因“政策进一步左移”调离钢铁研究院，到重工业干部学校任教。在教学中他尽可能根据干部学员们的实际水平“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并主动编写些符合他们适用的补充教材，受到校长吴平和学员们的好评。一年以后干部学校停办。

1961年底调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时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撤离，刘代表炼钢教研室参加了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中国第一座氧气转炉炼钢的开炉试验，获得满意成功。

1962-1966年在校担任毕业班及函授生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先后带领学生到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和上海钢铁一厂进行毕业实习，同时协助厂方解决某些技术问题。在指导毕业设计时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带钢六四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除了完成的设计图示、说明的规定外，还要求学生钻研当时英国正在开发的一项Ajax平炉的新技术设计，为此他花费较大的心血，为学生收集提供大量相关技术资料，虽此炉后并未能推广，但这种指导学生进行新技术探索的进取精神做法，受到教学同仁们及学生们的积极评价。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无职、无权、无现行，仍被带上所谓“地主”“历史反革命”“老右”“ 钢铁界反动学术权威—南霸天”等莫须有的帽子，经历抄家、批斗、关押、劳教、下放克扣工资、扫地出门等磨难。

1971年学校开始复课并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入学。72年4月他从“专业（劳教）队”出来回到教研组。1973年5月学院对刘宣布“不再重新处理”决定后，虽“文革”尚未结束，且年已过“古稀”，也没有带教任务，他想到的不是文革中的“身心创伤”，而是“停课闹革命”造成与世界的科技差距，为此他积极搜集外文资料，甘当教研组同仁对国外有效经验的了解与吸收的义务翻释员。

1980年7月18日学校再次正式宣布，决定撤消以往任何“不实结论”，重获新春。

刘虽已进耄耋之年，且患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胆囊炎等老年性疾病，但仍老骥奋蹄，愿肩化作入云梯。

（1）被聘为北京科技大学（即北京钢铁学院）首届研究生指导老师，他培养的研究生欧昌俗，80年代中期毕业后不久，即成为安阳钢铁集团公司技术骨干，尤在炼钢和无缝钢管方面成绩卓赿，94年后几孚每2-3年有一篇论文发表，并有发明专利（详见百度网冶金专家栏）。

（2）继续应同仁们渴望获得更多的国际上的新理论、新技能的要求，积极翻译国外文献或校正同仁的译文。在当时翻译全靠手工操作情况下，他除力求字体工整外，还常在工作之余或节假日仍加班加点，以尽量早的将译文交付给需要者。对其中有较大价值的资料，还特意将译文稿用复写纸复写出来，装订成册，供大家传阅。据不完全统计，73年---86年他自译较大篇章的德文、英文的文献资料，有65篇547页，约70多万字，为19位个人先后译文58次（其中3/4是德文）。1982年应包钢要求，收集了P2O5对炉渣性能的文献21篇及有关相图21张，供其改进“造渣”研究的参考。1987年退休后，发现在凡尔赛举办的第七届国际炼钢物理化学会议论文集中，有“钢液的脱氧”一文(德文)较为新颖，他即主动及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我国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相关“论文集”中,供国内冶金人氏参考

（3）著作方面：独著有《电工硅钢的制造》。为将国际先进的“相图论”引进国内，编写了《相图讲义》。参与了《物理化学和炼钢》的编译（1984年冶金工业社出版），先后在《钢铁杂志》和《钢院学报》上,发表了九篇有关《转炉炼钢》的论文。

（4）科研方面：，从1979年末到1983年初，年过八旬的他仍兴致勃勃，为支持刘新华、董履仁、赵万智三位中年教师组建的“炉龄科研组”与“攀枝花钢铁厂”合作，对120吨氧气顶吹转炉进行延长炉衬寿命的试验研究，刘因身体原因虽不能亲临攀钢现场，但他多次跑“北京国家图书馆”， 为“炉龄攻关组”去查找收集相关德文的参考文献资料，翻译出来后，用复写纸复写装订成册（共译七篇四万八千八百字），分发给相关成员，同时为了弄清攀钢转炉龄低的原因，是否与该厂炉渣含钒、钛氧化物的程度有关，亲自带领研究生欧昌俗，80届学生高峰、李生贵，在实验室内针对钒钛氧化物对碱性转炉渣中MgO饱和度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测试。先后共做了几十炉共近百个实验，测绘出三个含V2O5三元相图，既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又为白云石加入量，加入时间及炉渣岩相检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数据。他对碱性氧气炼钢转炉白云石造渣潜心研发，创造性绘制了CaO-MgO-SiO2-FeO-四元系相图，找出了Kt临界线，并和刘新华、彭志高两位老师一起进行实验室论证试验，获得满意结果。从而增进了对碱性氧气炼钢白云石的造渣机理的认识（论文在钢铁学院学报上发表）。经历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炉龄攻关组”终于运用多元相图理论与冶金炉渣控制，防止耐火材料浸蚀相结合，取得延长炉龄寿命40%的显著效果，为80年代中国转沪炉龄大幅度提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荣获冶金部三等奖。发表的《120吨转炉半钢炼钢含钒渣的研究》论文，83年11月科研课题组长刘新华（冶金系书记、教授）在日本学术会议宣读，受到国际同行们的积极关注。

1987年元月根据国家对“老干、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制度”改革精神，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前后，他又应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 湖北省政协、黄石市政协、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大冶钢厂等单位的邀请，撰写了部分回忆史料，并被北京市昌平兆隆新技术应用研究所聘为顾问。

1992年虽已93岁高龄，仍时刻关心国家的繁荣昌盛，积极主动从收音机、电视、《参考消息》或其它杂志上，听到看到的一些令人振奋的资料摘抄汇集成册，每年一本（坚持至终年，共写了8本），冀愿祖国早日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行列。

退休后仍受到人们的关爱。同仁们先后为其举行了，有校主要新老领导参加的“庆95寿辰”和“百岁寿宴”（ 北京科技大学史中享此誉者仅刘一人）。

1995年其“1949年起义”事绩，在校党委积极协助下，和原“资源委员会起义委员会”证实下，终于获得中共中央统战部和组织部认定，由退休改为离休并享受“司局级待遇”。

1999年4月23日因感冒住院，当日不幸猝逝，享年百岁 。

1949年主动起义，解放后被邀参加“第一次全国钢铁会议”，并推举为主席团成员。1952年“镇反”时被“误判”（56年更审后撤判），从此历受不公正待遇，但其钢铁报国志不渝，在加强钢铁局早期科学管理、钢铁研究总院“热工试验室”的组建与研究、协助“关内”（不含东北地区）的大钢铁厂的“技术攻艰”和钢铁人才培养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1978年“拨乱反正”和 “改革开放” 后，又重获新春，虽已老骥仍奋蹄，除做好研究生导师工作；还为适应我国钢铁工业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无偿为同仁翻译大量国外先进技术资料（约70多万字）;参与攻克“攀枝花钢铁厂120吨氧气转炉炼钢炉龄问题”的研究中，创造性引进国际先进的相图论，取得延长炉龄寿命40%的良好效果，为80年代中国转炉的炉龄大幅度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冶金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其论文于83年在日本学术会议宣读，受到国际同行们的积极关注。88岁退休后，应相关部门和厂矿要求撰写了大量回忆史料。1995年“起义事绩”获承认，改为离休并享受“司局级待遇”。

职位履历

曾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冶专门委员，六河沟炼铁厂工程师，重庆钢铁公司高级工程师，重庆资和冶炼公司副经理兼厂长，人和钢铁公司董事兼总工程师，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主任、协理、总工程师，冶金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大冶厂设计组代总工程师，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重庆大学矿冶系教授，武汉大学工学院教授，北京钢铁学院正教授级工程师，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及北京市昌平兆隆新技术应用研究所顾问等职。美国金属学会会员，中国工程师会会员，中国科协自然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会员，北京金属学会会员等。

设计能炼出符合军工需求的优质生铁，及锰铁合金的“资和铁厂”高炉的模型在“后方工业成就展览会”上展出。对抗战时期自立自强的冶金技术专业人材的建设起了一定的带头羊作用。曾获得发明专利、奖状、奖金和景星勋章。抗战胜利后冶金界有”北陈（北方的陈大受擅炼锡）南刘(南方的刘刚擅钢铁)之说（注：两人同时获得过景星勋章）。

1、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合编 重庆出版社 1987年（p10,12,272,299-300,313,318,323,443-445,510）

2、冶金工业部军工史丛书 （四十三卷）重庆钢铁公司冶金军工史（1938——1985） 由重庆钢铁公司冶金军工史编辑办公室编,1986年出版(p7—11 p377,379,383)

3、汉冶萍公司志 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0年出版 （p241----246）

4、湖北文史资料 （第三辑 总第20辑 工商经济专辑）湖北省政协文史研究室编 1987年出版(p6-11)

5、湖北文史资料 （1992年第二辑 总第39辑 汉冶萍与黄石史料专辑 ） 湖北省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p32---36 p60---66）

6、黄石市文史资料第九辑 湖北黄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 (p151-155,156-161)

7、黄石市文史资料（13） 纪念大冶铁矿建厂100周年专辑 黄石市政协文史资委会、 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合编(p83-85)

8、大冶铁矿志 1890----1985 第一卷上册 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 p78-79

9、大冶铁矿史话 1890----1990（1992年出版）p149-153 中共武钢大冶铁矿委员会 宣传部编

10、大冶钢厂志 1913---1985 一卷（p25, 61—66）二卷（p69） 黄石市大冶特钢 厂史办编 1978年11月出版（内部发行）

11、冶钢史志通讯 1985年第一期 （p1-2）

12、中国冶金史料杂志 1987年第三期 勤奋五十载钢铁志不移 (P61---71)

13、日本《铁钢》第19卷 1984年7月

14、钢铁杂志 1980年第八期 (p1----5)

15、钢铁学院学报 1980年第一期(p22—42) 1984年第四期 (p8—16)

16、四川冶金志通讯 总第六期1986年1月出版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辑办公室主办 (p6---9 p31 p56)

17、满井村---北科大校园人文录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年4月出版（p25—26含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