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7 15:02
刘大年(1915年8月8日-1999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华容,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1915年8月8日,刘大年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东乡三封寺熊家桥。
1936年,于长沙国学专修学校肄业。
1938年,入读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先后在八路军部队,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
1949年11月,历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成员。
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9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刘大年的历史学研究,注意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需要研究。现实生活中要求历史解答的问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研究任务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从宏观角度看,现实的研究任务是:第一,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客观过程,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远前途,仍然是中国历史科学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方面的知识。认识中国全部文明史,就是认识人民是怎样对待、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改造世界的,从中吸取和改造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三,通过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的研究,找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我们今天需要从全世界历史的广度,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科学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上来;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应当认真开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顺利发展,也有重大曲折。顺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乎“国情”的有生命力的制度,而所遇到的曲折,并没有证明这个制度不具有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它需要改革。历史的长河看不到尽头,社会生活中的改变、革新也就不会有尽头。
1990年,刘大年就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提出:“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指出,“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另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近代史期间,“明显地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少了一个民族独立;多了一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统治,少了一个社会工业化、近代化。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基本问题是两个,第一,民族独立问题,第二,社会工业化、近代化问题。”至于这两个基本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刘大年认为:“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两者的内容虽不相同,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
刘大年反复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是历史的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在讨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刘大年认为现在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黎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有两重意思,一是起点不高,二是前程远大。这好比从黑夜到白昼,必须经过黎明那一段。黎明也有两重意思,一是还处在晨光之熹微中,二是跨过这一段,前面就是天光大亮。照我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归结到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是在黎明,世界社会主义是在黎明。”“黎明”是一种文学形象的说法,它讲了眼前,也讲了未来,可以认为是有科学性的形象说法。这里也指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有很长的路要走。
截至1999年12月,刘大年共编著出版了3本专著:《美国侵华史》《台湾历史概述(合著)》《赤门谈史录》;3本论文集:《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抗日战争时代》;主撰、主编了6部著作:《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孙中山书信手迹选》《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文章100余篇。
据1998年9月版《名师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显示,自1985年以来,刘大年先后指导培养博士生3名。
“刘大年对新中国历史学做出重要贡献,并享有盛誉。”(《人民日报》评)
“刘大年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公认的具有非凡学术成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具有前驱先路的奠基之功。”(时任湖北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姚德海评)
“刘大年对于中日史学交流有前驱先路之功,体现出非同寻常的眼光和格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居于关键位置。”(《北方论丛》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