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8日），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至光武中兴，去其庙号。

元帝时期受儒家贤良文学财政思想的影响，减少了政府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干涉。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地主豪强势力对财源的侵占，以及土地兼并形势发展，财政收入渐少的形势是明显的。为此，元帝注重财政蓄积，不断推行节俭政策，如压缩皇室开支、毁郡国庙以减少宗庙祭祀费用、废除徙陵国策（汉初以来在帝陵附近重新建立县邑和迁徙关东豪民来守陵的政策）等。史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但是，对于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势力，重儒的元帝并没有加以约束。汉政府缩减国营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财源的要求，而放弃徙陵不但肯定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也加速他们对公私田的掠夺进程，以至于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部将陈汤对北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应当肯定。

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仍依附汉朝，并获得汉朝的物资援助。一些匈奴大臣劝其北去，汉使韩昌、张猛担心呼韩邪单于北去后难以约束，就与呼韩邪单于杀白马为盟，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尽管公卿们认为这一盟约辱国，但元帝还是追认了这一盟约。等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

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觐汉天子，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遂将宫女王嫱配他为阏氏。

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

汉元帝时，在西域重新设置了戊己校尉一职，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其时西域服从汉朝，唯独罽宾自恃绝远，其王乌头劳屡杀汉使。元帝时，汉朝立的新王阴末赴又杀汉朝赵德使团中副使以下七十余人，随后遣使上书谢罪，但汉元帝将其视为绝域，不接受，在县度遣散其使者，拒绝往来。

永光元年（前42年），陇西郡羌人彡姐的旁支反叛，元帝派冯奉世讨伐，取得胜利，并留兵屯田，强化边防。

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立珠崖郡和儋耳郡（后儋耳郡并入珠崖郡），但当地土著屡屡反叛。

初元元年（前48年），朱崖土著再次反叛，元帝出兵讨伐，但数年没有平定。贾捐之提议放弃朱崖，元帝认为放弃朱崖会“亏先帝功德”，派王商询问其详细理由，贾捐之遂上《弃珠崖议》。丞相于定国也鉴于“关东困乏，民难摇动”而赞成弃珠崖。最终元帝于初元三年（前46年）下诏撤销珠崖郡。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贵族朱蒙率卒攻占了汉朝玄菟郡高句丽县，更国号为高句丽。初期都城为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五女山城)。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此开始衰败。

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司马良娣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

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五人，乘太子来拜见宣帝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很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也是一种不幸。

归附汉朝的属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入长安朝觐汉皇，并自请为婿，元帝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天子又难言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八》

渭陵位于咸阳城北5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是汉元帝刘奭的陵寝。

1956年，渭陵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渭陵北375米，有孝元王皇后合葬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