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学期间与几位名师的邂逅成为刘家和的比较思想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学问方面，对先生影响最大的首推钱穆先生。从他那里，刘家和懂得了“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人手”，以至于这成了刘家和“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位讲述文字学的冯振先生则帮助刘家和打下了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基础。在西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有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唐先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牟先生对逻辑学的讲解，既激发了刘家和“对哲学的终身兴趣”，同时也感到中外学问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思考习惯上的差异，从而“启发了比较思考的习惯”。

刘家和在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撰写引论时，积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谈论了关于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刘家和把学习与研究的关系看作学术活动的内在结构之一种，通过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研究的意义。他考察了中国传统典籍，对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义地说，“学”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狭义地说，“学”字有知道(被教会)、记住和仿效三层含义，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习”字则有反复地做的意思。概括起来，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

重在继承的学习，怎样才能过渡到重在创新的研究？或者说，从学习过渡到研究何以可能？这是刘家和发现并试图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家和认为，实现这个过渡的关键就在“温故而知新”。所谓温故，就是“学而时习之”。它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知”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一点，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的意思是蒙蔽，也就是无知。学的时候没有用心思，也就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既有明确的区别，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刘家和进而指出，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中国有“学问”二字，“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说过，会读书的是能疑，怎样疑呢？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所谓“缝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讲授博士生课程有：中国古典研读及考证方法，古史比较研究实习等。

刘家和正主持教育部重大研究课题《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经费20万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外史学理论比较研究》，任首席专家，经费50万元。

主编《世界古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编 《世界史》（吴于廑、齐世 荣二 教授总主编）古代部分上册（世界上古史）

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

著有《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主编有《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