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学校（1978年正式改称北京舞蹈学院）成立，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舞蹈学校校长。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4位杰出的女性舞者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1956年，刚从南美洲演出归来的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由著名芭蕾舞编导艺术家彼·安·古雪夫等5位苏联专家任教，已熟识并喜爱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也要求去学习。中央歌舞团的领导不同意，但刘庆棠的态度十分坚决，团领导无奈，最后还是放他去了。这样，刘庆棠在24岁“高龄”之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

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1961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的芭蕾舞团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天鹅湖》和《海侠》。国外观众将此次演出誉为“亚洲人的骄傲”，认为中国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和白淑湘一样，刘庆棠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演员，为开拓、发展我国的芭蕾艺术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大家的眼中，刘庆棠和白淑湘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日益加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把目光却大多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

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1964年9月25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正式彩排。刘庆棠跳男主人公洪常青，他32岁。《红》剧从天桥剧场跳到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为他们将这种西洋的宫廷艺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鼓了掌，讲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红》剧成为革命样板戏，江青指定其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刘庆棠由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升为党委书记，1974年，为文化部副部长。他这时脱下舞鞋，志满意得。有民间顺口溜“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指的就是他一舞青云。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10月21日，刘庆棠被正式羁押。1983年11月2日，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确认他“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制造假案，诬告陷害罪”，依照《刑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期自羁押日算起。1986年春天，刘庆棠因患食道静脉曲张，公安部批准保外就医。此时距他17年刑期还差8年。保外担保人是他的二弟刘庆孟。

刘庆棠患食道静脉曲张是肝硬化引起的，肝硬化是在秦城监狱得的。这之前他身体很好，受审查或在狱中一直注意练身，有条件时，做做基本功。有一天，他原配妻子徐杰来监狱提出要和他离婚，他不同意，求徐杰宽谅他。但徐杰毅然决然，几天后把法院的离婚判决书给他。这是对他致命的一击。他没有细看这份判决书，就给撕了。这是1983年底，刘庆棠有3个孩子，大女儿英24岁，二女儿红15岁，儿子忠12岁。1976年入狱至此，他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洗刷政治罪责的同时又失去了家庭，终于悲情伤肝，出现大吐血。

了解刘庆棠和徐杰关系的人说，庆棠在青云得意之时伤害过徐杰，是感情上的伤害，徐杰是借刘庆棠这次政治不幸彻底清算了一次。

1958年时，刘庆棠就是中央歌舞剧院舞蹈队的副队长，形象、舞技、气质和心性都很出色。他主演《天鹅湖》后，就在全国开始引人注目。当时徐杰在中央歌舞团领跳《荷花舞》，也很耀眼。他们那一代人思娶盼嫁之时，正是革命与阶级斗争紧锣密鼓之日。刘庆棠后来说，他当时娶徐杰为妻有两点，一是她出身好，是党员，这在当时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中是极少的，二是徐杰在民族舞方面有成就。后来，刘庆棠因《红色娘子军》而发紫，对徐杰更为轻视。“四人帮”垮台，许多被刘庆棠伤害过的群众不依不饶，徐杰也在公开场合斥责了刘庆棠。

几次吐血后，他去医院诊查，确为食道静脉曲张。食道静脉曲张是癌症级病患，根除不可能，如果出血不及时制止，会随时死亡。公安部将刘庆棠病情及时上报中央，中央很快下了“同意保外就医”批件。他提出回老家治病，公安部门和文化部同意。

刘庆棠老家在盖县太阳升乡光荣村，离县城不远。刘家依山坡有4间破瓦房，一头是鳏居老父，另一头是年过40未娶的三弟庆诗、四弟庆哲，老母已于1983年患心脏病故去。“文革”十年，刘庆棠给这个家这个乡，甚至给整个盖县城都带来了荣耀。那幅洪常青给娘子军上党课的大剧照就矗立在火车站前，大人小孩儿都知道这个洪常青是俺盖州人。他20年未归故里，物是人非，盖州人没有人能认出这个脸色苍白的老者。

刘庆棠10年狱中，对于回家，千百次地梦想过，而今真的回到生他养他的旧屋，欣慰之外，他心有万种凄凉。

第二天，他去了母亲的坟地。他在母亲碑前磕了3个头，把坟上的杂草乱石清了一下。由于心闷和劳累，下午他又便血了。他谁也没告诉，一下午给北京的二女儿小红和刚移居香港的大女儿小英各写了一封长信，晚上又给他早年在白山艺校时的好朋友韩振写了封信。

韩振，是大连歌舞团编导，当年与刘庆棠都是白山艺校学员，因趣味相投，他们多年为友。刘庆棠入狱后，与韩振失去了联系。刘与韩振信中有这样一段：

一晃40年，我们都近晚年了，一个时代的喜剧和悲剧都让我们演足演过了，都可以休息了，可是我，无法退场，恐怕死都无法退场……而今，我为罪囚，不敢有狂妄之想，所能奢望唯有当年小伙伴不弃之情。

韩振接到他的信，立即赶往盖县。大连至盖县约有400里，韩振找到他家时已近傍晚。草棚之下，厚谊之上，是他在芭蕾舞台辉煌之时，在政治舞台得意之际都未曾享有的。两人酒后都流下眼泪。

第三天，韩振领着刘庆棠来到大连。

白山艺校，是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由鲁晋察冀解放区来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白鹰和田少伯、田凤等人，根据中央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要求所创办的一所革命教育文化学校。校址在丹东，后迁瓦房店。白山艺术学校办了两年半，培养三期学员，刘庆棠是第三期的。

韩振把刘庆棠带到大连白山战友的圈子里，刘庆棠很兴奋。

12月16日下午，由韩振领路去见当年白山艺校的二期女学员沙音。关于沙音，刘庆棠有印象，是白山音乐队的，拉二胡，眼不大，很白净，一身列宁服，远则清高，近则随和，不出奇，也不昏眼。韩振跟刘庆棠讲沙音讲得最多，讲她的丈夫3年前去世，寡居，有两居室。刘庆棠急于拜见沙音。

沙音本名陈琦，沙音是白山艺校时所用艺名。1948年底白山艺校改编后，沙音被分到辽南市委，做妇女工作，后编为南下工作团，为革命需要而放弃了艺术。

韩振领刘庆棠去沙音家对沙音来说很突然。韩振一进门，就说：“沙音，你看，我把谁领来了？”刘庆棠叫她沙音大姐，沙音盯着刘庆棠，怎么也认不出来。

后来沙音说，我是二期学员，庆棠是三期学员，我对三期学员不太注意。后来庆棠名气大了，别人指着照片告诉我说，刘庆棠就是这个小男孩，我这才有点印象。他那时很漂亮，梳分头。来的那天我看他很瘦，很苍白，两眼很枯。我对“文革”的形形色色深恶痛绝，但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刘庆棠对沙音记得更细致一些，他讲了许多沙音在白山艺校的音容笑貌。韩振不在时，刘庆棠马上问沙音能不能送他一张她的单人照片。沙音指那几册影集让他随便挑。他挑了很多，最后还是选了一张。

第三天上午，是小雪天，刘庆棠单独去找沙音，只记得是个很陡的山坡，却不知道门牌，他问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

也是这天上午，刘庆棠当天日记写道：

我喜出望外，感动。她的各方面条件比我好许多。我爱她！我需要！她也会如此。近日兴奋劳累，又有血便。生命滋味，婚姻滋味，政治滋味，种种，可谓饱尝。

刘庆棠回到盖县老家，又旧又破的屋子无法抵御风寒，烧着火炕，室温最高8℃，清早的室温都是在零下。所幸是弟弟和妹妹帮着把窗户钉上薄膜，还弄来些煤块，老父亲看着火，整天为他添柴加煤。

他按韩振的嘱咐，给徐杰去了一封短信，说了他的病情。求她春节带着孩子回老家盖县看看，全家团聚一次。此信意在复婚。徐杰很快回信，说盖县不是她的老家，她永远不回去了。

刘庆棠很内疚，也很愁，心如秋蝉。这是他11年狱后第一次自由过年。春节前，大女儿刘英从香港来了一封信，寄了500元钱。小英信中谈到父母的关系：“至于你和妈妈之间的事，我的看法是顺其自然。我没有权力要求你们任何一方服从另一方，因为在一起真正生活是你们而不是我。”

但沙音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意味着一次生机。他又给大连去了信：“我是很愿意能在大连工作的，至少也要常去疗养和旅游的。下回再去也一定想法多住些日子，也要在姐姐家多住几天，你说好吗？欢迎吗？我想念你。”他不敢确定沙音是否有勇气为他打开那扇家门。

年三十早晨，乡投递员给刘庆棠带来一个包裹，是沙音从大连寄来的两本挂历，还有些食品和一封信。信中只有两句话：“我们相识是缘分。你如果为我而来大连，我就在家等你，任你住多久。”刘庆棠有点不相信，他后来回顾说，是“怀着高兴和激动的心情连看了三遍，喜极而泣”。

他给沙音连夜写了回信：沙音姐姐：感谢你的信和挂历。那幅芭蕾明星掀起我心底无限波澜，谢谢你理解我。我已是彻底的孤家寡人。你已为我生命和灵魂全部的渴望，我只想飞到你身边，我就去，我这次去不惊动别人，你到车站接我，直接到你家，哪儿也不去。

沙音没收到他临来发的电报。他在大连下火车时已是晚上。

当晚，刘庆棠悄悄在沙音家住下。

沙音渴望结婚。但刘庆棠沉吟良久，告诉她，他无权结婚。我国婚姻法规定，被判处徒刑的犯罪人员是不准结婚的，刘庆棠是监外执行的罪犯，也在规定之中。他这时距刑满释放还差7年。

刘庆棠说，我不具备结婚的法律条件，另外，瞒你一件事我该说出来，我的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我的食道静脉好比破旧的胶皮管，随时出血，随时都可能死。

沙音问，你离开这儿去哪儿？

刘庆棠说，回老家，等到1993年刑满。等得到，我就来找你，等不到，你就去把我埋了，我在阴间会感激你。

沙音说，你就别想那么远了。

那天晚上，沙音把儿子徐立新、女儿徐虹叫到家，一一介绍给刘庆棠，又指着刘庆棠告诉儿女，这是我的白山老战友，他以后住在我们家。

刘庆棠作了大手术，脾也摘除了。刘庆棠很感动，说，沙音，我大难不死，是你救了我。

刘庆棠与医院院长交了朋友。院长告诉他，食道静脉曲张最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防止食道静脉出血，一旦出血，生死就在一线间。

后来刘庆棠又有三次大出血，又都死里逃生。到1992年，他与沙音都过了60岁了，大女儿小英移居美国后，舍弃了舞蹈，打工谋生；二女儿小红也离开北京歌舞团，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儿子小忠考入北京计算机学院，有了自己的路。

这时，他蓦然发现了孔力。孔力是白山艺术学校第一期学员，与刘庆棠一块儿排过小戏。孔力不算漂亮，宽额方嘴，这大概影响了她日后在艺术表演上的发展，但她的聪明和意志却远非一般女性所能比，这也是当时白山艺校文学部主任谢力鸣独钟情于她的原因。解放后，谢力鸣去北京任《大众电影》主编，孔力一直默默无闻。那时，刘庆棠经常去他们家，在艺术上得自谢力鸣的帮助很多，谢力鸣也很钟爱这位英俊的学生。“文革”不久，谢力鸣病死，还是刘庆棠帮助料理的丧事。孔力自1989年从北京市演出公司拉出一套班子，成立了个体性质的文艺演出部，下了“海”。孔力对刘庆棠依然是“师娘”般的关怀和嘱咐，又漫不经心地送他一件“金利来”衬衫。

第二天，孔力来到沙音家，百感交集地搂住沙音，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替白山战友照看着刘庆棠，我代表他们感谢你了。沙音听出了弦外之音。

刘庆棠自然非常愉快，他甚至说服沙音接受孔力。

他给孔力去了一封信，说他病情不好，想去北京治疗，问她能否帮助联系海军总医院。孔力很快回信，说一切不成问题。刘庆棠跟沙音提出去北京一事，这次去一是办理刑满释放的事情，二是去治病，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并说这是孔力同情他，想帮助他，并没有别的意思。沙音同意了。

这是1993年9月27日，他此去未归。

他以后给沙音写了12封信，每封信都有一点变化，从安慰到解释到表白，从亲切到一本正经到置之不理。

刘庆棠在孔力家住了一年半。

1995年3月20日，刘庆棠的弟弟刘庆诗到沙音家，说，我哥哥让我告诉你，因他和你感情合不来，就让你不要等他了，他让我把他的东西取走。刘庆棠所说的东西是他多年的书信和日记以及过去的各类照片，这是他最为放心不下的。

沙音又来到北京。她到中央芭蕾舞团，找到徐杰。也曾是一代舞蹈家的徐杰已经被类风湿折磨得神摧色朽。沙音触景生情，悲开泪涌。徐杰平静地说，要哭的不应是你我，而应是刘庆棠，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扔到地狱里了，他至死都不会安宁；他是一个精灵，在创造与欺骗中飞来舞去，闪着耀眼的光，但是他落到了地狱。他如果能自救，就让他自救吧！

1995年5月，刘庆棠与孔力登记结婚。

如今，有一所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坐落在北京市燕山山脉的西山脚下。介绍刘庆棠时是这样说的：刘庆棠校长是我国老一辈舞剧表演艺术专家、艺术大师，他曾向苏联专家学习多年，曾任中国芭蕾舞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刘庆棠教授曾主演并首演芭蕾舞剧《天鹅湖》、《海侠》、《泪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他亲自领导的舞剧创作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纺织女工》、《杜鹃山》、《苗岭风雷》、《闪闪的红星》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舞台实践经验。

刘庆棠有两女一子。大女儿在美国，二女儿和小儿子在北京。他自己一人独处。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他说：“除了大蹦大跳不行，其他像什么芭蕾舞史、中外舞蹈名作欣赏等课程，我还是可以胜任的……做些事，生活不会感觉无聊。”

刘庆棠他还编了一出古代题材的芭蕾舞剧《岳飞》：“一共六场戏，从岳飞从军演到他被害。虽是悲剧，但悲壮。主要人物除了岳飞，还有岳母、岳妻；‘刺字’的情节肯定要有！我这个戏，既要表现岳飞对祖国的忠诚、对母亲的尊重，也要表现岳飞的爱情。一个主题是‘爱国’，一个主题是‘爱情’———这两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刘庆棠说：“要编《岳飞》的想法，（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当时，我们到巴西的圣保罗演出。当地有位华人，姓王，福建人，请我们到他家做客。他说，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地位。‘我虽然有钱，可是过去当地政府理都不理我。抗美援朝以后，我被选为当地的议员了！’王先生还给我们唱了岳飞的《满江红》，一边唱一边流眼泪……”

正是这件事，激发了刘庆棠创作芭蕾舞剧《岳飞》的灵感。凡是与岳飞有关的书籍，他都找来反复阅读，还到岳飞的家乡河南省汤阴县呆了半个月。芭蕾舞剧《岳飞》的主调和舞美设计均已完成。排戏需要钱，而且并非小数目。刘庆棠说，也有几个剧团上门找他商谈芭蕾舞剧《岳飞》的排演事宜，但最后都因筹集不到资金而作罢。“我非常热爱芭蕾舞事业。排不成《岳飞》，我不甘心！”刘庆棠双眸发亮，“我想用它们报效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