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04 17:51
刘达（1911年2月5日—1994年4月），出生在黑龙江省肇源县，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
1911年2月5日，刘达（原名刘成书）出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西乡新站村一个较为殷实的农民家庭，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
1926年，15岁时在父亲的张罗下娶了妻。
1929年，改名刘成栋，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受现代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19日，齐齐哈尔沦陷，在沦陷前夕，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宣布放假，让学生各自回家。
1932年，在家乡的小学做了几个月的义务教员。
1933年春天，辞别父母妻女，和同学王喜民、韩相励等结伴逃出沦陷区，去找寻抗日救国之路。刘达去了北平，一边到东北中山中学高中补习班学习，一边参加。
1935年，因为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的活动，被东北中山中学开除。同年暑期，他改名刘骥，考入录取率很低的北京辅仁大学，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1935年底，在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刘达参与到这个运动之中。
1936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等组织；7月，因为旷课过多而被学校勒令退学，进而变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根据上级的安排，他从北平前往延安，到中共中央党校接受培训；12月，培训结束，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他到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从事抗战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为刘达。随后几年，他担任北岳区地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5年8月，被任命为大同市委书记兼市长。不久，他又被改派到东北，名字也改回为刘成栋。
1946年4月，被任命为哈尔滨市——由解放军控制的全国第一座大城市的市长。
1948年4月，因为“右倾”表现，被降为副市长；8月，主动向东北行政委员会请缨，提出要从无到有创办一所农学院。高岗当即任命他为拟创办的东北农学院的院长。在随后的十来年，刘达在黑龙江先后创办了东北农学院（后改名为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学院（后改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三所高等院校。
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运动中，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讲话、看法、意见和做过的一些实事，被错误看成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党的领导、破坏领导同志的威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党唱反调等。他也因此被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先是于1959年8月下旬在黑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长达18天的批判，接着又于1959年10月在哈尔滨市委文教系统整风会议上受到批判，于1960年2月在东北林学院受到批判。
1960年4月9日，他被正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予以降职处罚，被免去兼任的黑龙江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和东北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职务，只担任东北林学院分管后勤的副院长，行政级别从5级降为6级。
1962年6月22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之后，哈尔滨市委宣布给刘达平反。1963年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相关报告。
1963年5月，刘达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哈尔滨，只身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1967年春夏之交，以原调查、看管刘达的学生为主成立了专门保刘达的“干联站”，为“解放”他而殚精竭虑。其他反刘达的一些组织也有大量人员转变过来。事情本来已有很大的转机，可1967年11月23日的攻击令刘达长期得不到“解放”。
1972年9月26日，在张腊狗、董会双等“干联站”人员的长期努力和生死之交王震的大力帮助下，刘达终于得以“解放”，并重新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
1975年11月，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团结和发展，刘达离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并在不久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一次遭到严厉批判。
1977年4月，经胡耀邦提名、李先念“三顾茅庐”，刘达到清华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后来改为校长）之职。
1982年，清华基本完成了恢复和调整工作，开始进入“着重提高”的阶段。刘达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于当年辞去了党委书记职位。
1983年4月，辞去了校长职位；5月，被授予清华大学名誉校长称号。
1994年4月，因病逝世。
1937年至1945年，刘达担任北岳区地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枪林弹雨中，他与王震等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并和彭真、刘仁、康生、杨成武等产生了工作关系。在建设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
1948年至1958年，刘达在黑龙江先后创办了东北农学院（后改名为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学院（后改名为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三所高等院校。中间虽然一度被中央调到北京去当林业部副部长、森林工业部副部长，他还是设法辞掉那些工作。他也不肯当黑龙江省管教育的副省长，而是坚决回学校当校长。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教育大革命”等运动中，学校出现了一些违背科学规律、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刘达冒着风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他还给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写信，向后者转述群众对办食堂、深翻两尺、浮夸等的不满。
1963年5月，刘达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培养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或者说科学家。刘达和各种人谈话，尤其是到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向科学家请教。在调查了三个月之后，他成竹在心，并在随后几年大刀阔斧的采取了一些举措。刘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展才华的时间非常短——在“文革”前只有三年，而这三年他还不得不领导和亲自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包括并不严厉的处分在工作中略有瑕疵的干部，给“五反”运动收尾；还包括带队去农村“四清”，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文革”爆发后，许多谣言产生并流传开来，一些被“文革”理论蛊惑的年轻人于是把刘达作为“走资派”、“三反分子”等予以打倒，刘达在批斗大会上和“牛棚”中不失尊严、并不违心认错、更不撕咬他人的态度赢得了很多以前并不了解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的尊重，那些原本就有英雄气概的人更是受到感染。
1977年，刘达在清华大学采取了诸多举措，如撤销清华的绵阳分校、三门峡基地、团河农场、西山林场，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修缮受损严重的“清华学堂”等历史建筑，等等。
刘达是优良办学理念的维护者，他在国家“左倾”的时候，能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努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他参与创立的制度、参与塑造的文化、所培养出来的人才等，还在他工作过的大学持续产生影响。
刘达早年投身革命，浴血奋战，屡立战功。新中国诞生前夕转而从事教育事业，筚路蓝缕，奋进开拓，先后创办了东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并历任黑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三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清华大学校友总会评）
在祖国的教育事业上，刘达先生赤胆忠心、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立足长远，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思想超前，主张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办学思想。（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评）
刘达同志直率、达观，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令人可亲。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公正坦诚的胸怀，体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格，是永远值得我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惠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