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刘易斯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1968年起他在该校公共和国际事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担任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兼任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联合国皮尔逊委员会成员。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重点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

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住在巴巴多斯岛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学的科维·希尔校园附近。在这里他继续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1991年，刘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美国人自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的经济学者会称之为结构性失业，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刘易斯在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既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刘易斯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

奇怪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刘易斯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因此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税以及增加货币供应，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但此举也可能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以上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刘易斯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刘易斯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他个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他还记得7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的聚会。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他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刘易斯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他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他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刘易斯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刘易斯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他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他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刘易斯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10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刘易斯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了部长。

这段故事可以用来阐释刘易斯著作中的一个重点。刘易斯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给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刘易斯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他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刘易斯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刘易斯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他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收入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刘易斯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100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这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斯里兰卡，又是怎么回事？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刘易斯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各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

在1957-1973年之间，刘易斯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部门，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炼（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观察访问），让刘易斯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当时刘易斯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刘易斯在巴巴多斯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刘易斯问他为何没有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了。”刘易斯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刘易斯一生出版了12本专著，撰写了10余篇政府发展报告和70余篇论文。尽管对他的许多观点，经济学家颇多争论，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工作方面的贡献受到赞扬。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他，正是对他一生工作的肯定。

《经济计划原理》(1949)；

《经济增长理论》(1955)；

《经济成长面面观》(1969)；

《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1978)。

各位陛下，王储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高兴地接受学生的一直给予我的问候。我作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欢迎同学，科研的道路并不那么好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曙光，经济学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因为今晚的两名获奖者都在世界的贫穷地区出生的，却在目前世界事务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它有时也被称为第三世界，经历了许多种革命——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莫过于科学革命，这是所有其他革命的根本。科学影响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无论是遵循简单的规则的物质世界，还是更令人费解和难以预料的人类世界。

我们的国家落后了几个世纪，并正在拼命追赶。我们会在一个更短的时间内走过相同的发展历程。但它们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在成长的过程中舍弃了它衰老的皮肤，而且引发了几场革命。这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或经济学或社会学中尤其明显。但它也适用于物理，在技术水平，解决一个问题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总有一种方法是最快最严谨的。因此，我们第三世界不能简单地借阅或购买摆在我们面前的科技。纯理论科学可以这样，但应用科学方面我们一定要自己研究。第三世界在过去30年以来，构建管理了各种新的研究机构，并已经有实质性回报。

除了上述机构，任何国家发展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其总的教育水平，不仅在于提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头脑，还要确保舆论认为在尊重科学和批准的财政支持。教育是第三世界巨大的潜力行业。自第二次世界战争以来，我们小学在校生人数翻了四倍，中学生和大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不能满足我们学生的所有要求，他们都希望通过他们的学业，或由他们希望能获一份高质量的工作。学生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他们推动我们的社会更快地发展。

我祝瑞典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希望有机会为社会作出贡献。

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发展经济学的成就者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原来的前提的一系列发展和补充，该模型亦被运用于实际以验证其应用性。有趣的是刘易斯的简单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视。

——197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