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伪纷争”、“藩灭文章”、“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求遗书于天下”的背景下，书籍的流传、创作和整理都会受到影响，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王葆弦先生指出，汉成帝时篇籍大增，各种书的藏本颇多。

刘向自恃为《谷梁传》学名家及朝野公认的宿学通儒，又属刘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以及与元成两帝接近的便利条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统，与经学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礼。他所拟订的篇次、篇数都是与旧本不同的，就连书名也要重新拟就。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

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而诸子百家被称为中华文化正统渊源，刘向当时整理了已濒临亡佚的散乱诸子残篇，虽然这些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刘向整理先秦诸子古籍贡献功不可没。

刘向、刘歆父子是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

在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例如，刘向说： 《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 ① 荀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 ， 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②。至于道家，刘向则认为 （道家）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 ③。除此之外，还在《说苑》《新序》中直接采用并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年的《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

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其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

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

但是，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观点。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当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曾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说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列女传》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也有观点认为该书是一部妇女史。作者是西汉的儒家学者刘向，不过也有人认为该书不是刘向所做，因此，现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处会标注佚名。也有人为认为，现代流传的版本是后人在刘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来的。

《别录》是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凡二十卷。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其子刘歆据此序录删繁就简，编成《七略》。《别录》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编集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经过西汉时期刘向整理编辑，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篇，分国别编辑。依次是：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四篇，赵四篇，魏四篇，韩三篇，燕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所记史实从东周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西汉阳城侯刘德之子。好儒学，能诗赋，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

刘向初以父荫任辇郎，后擢任谏大夫。宣帝时选为儒俊材，曾应诏献赋颂数十篇，官至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因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弘恭、石显及外戚许、史，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后被启用，拜中郎，使领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刘向多次上书，建议削弱外戚权力，甚为成帝嘉许，但终不能用。其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潜心学术，昼诵《书》《传》，夜观星象，常常通宵达旦。刘向喜言五行灾异之说，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

其学问渊博，曾奉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近20年，对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撰成《别录》，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衍行事，以类相从，撰成《洪范五行传》11篇，为中国最早的灾异史。文学上以辞赋和散文见长，《汉书·艺文志》载有其赋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叹》系拟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辞中寄托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点校古籍的叙录，著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其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从容不迫，对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响。又采集前代史料轶事，撰成《说苑》《新序》《列女传》，其中有一些很有意义和文学特点的故事，是魏晋小说的先声。明人集有《刘子政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