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29 16:58
刘松龄(1703-1774年， Ferdinand Augustin von Hallerstein)，斯洛文尼亚人。刘松龄精通历算，在钦天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持制造天球仪、玑衡抚辰仪等天文测量仪器，修订《灵台仪象志》、《仪象考成》等重要天文学典籍。刘松龄还擅长地理舆图之学，1749年曾踏勘绘制过木兰地图，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他在西北地图绘制中也起过一定作用。刘松龄对中国人口的统计工作很赞赏，曾把1761年的中国民数介绍给欧洲，多次被外国学者引用。刘松龄还直接参予接待葡萄牙使团以及清朝与欧洲国家的有关交涉事务。刘松龄在科学上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有关刘松龄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本名费尔迪南德·奥古斯丁·哈勒施泰因（Ferdinand Avgu?tin Hallerstein），1703年出生于卢布尔雅那，
1721年，在奥地利教区加入耶稣会。
1736年，被派往中国传教。
1739年获准来到北京，进入清朝钦天监工作。
1743年，补授钦天监监副，成为另一位传教士戴进贤的副手。
1746年，戴进贤去世，刘松龄补授钦天监监正，成为第八任西洋人监正，任职长达28年，直至去世。
刘松龄自然知道博什科维奇（比刘松龄小几岁），因为他使用过博什科维奇的著作，而且刘松龄的弟弟韦查德是皇帝在布鲁塞尔（Brussels）的兄弟的告解神父，而博什科维奇经常去布鲁塞尔拜访他的朋友——来自刘松龄家乡卢布尔雅那的哈布斯堡荷兰的统治者康本瑟伯爵（Habsburg Netherlands' Governor Count Cobencl）。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埃皮努斯的其他关于电的数学理论，也是北京耶稣会士电学研究所从属的主流中的一部分。在他们准备电学实验（在本质上与富兰克林的成果有所不同）之前，刘松龄和他的同事们可能看过英国（1751）或法国（1752）出版的富兰克林写给柯林森的有关莱顿瓶的信件，亦或是贝卡里亚（Beccaria，这里可能指意大利物理学家乔凡尼·贝卡里亚（Giovanni Beccaria——译者注）的拉丁汇编（1751））。桑切斯和柯林森同时为两个研究团队，美洲的富兰克林和北京的耶稣会士提供了必需的设备，而两个目标团队都极其成功地完成了试验，并回报了出乎意料的、非凡的新发现。桑切斯和柯林森都与伦敦皇家学会保持着联系，但富兰克林和北京耶稣会士却没有合作，尽管欧洲耶稣会士首领博什科维奇是他的好朋友。因此，在美洲和中国的两个目标团队只能通过古老的欧洲（good old Europe）进行交流。富兰克林可能没有刻意去亲自重复北京耶稣会士的实验，因为他在电学方面获得名声之后便很快转向了外交与政治领域；而北京耶稣会士是否重复了富兰克林的实验，亦或是将避雷针（lighting rod）介绍到中国，也并不完全明确——不过，严格地说，他们的实验为伏打的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成果，尽管他们远没有获得富兰克林那么大的名声。
当博什科维奇在维也纳出版他的杰作时，埃皮努斯向科学院递交了关于电力和磁力的演讲，并于1758年9月7日将它献给女王。他用莱顿瓶实验推进了电和磁的类比研究，虽然他使用了北京耶稣会士的数据，然而他没有提及北京的报告。
1758年秋，埃皮努斯发展了他的关于电与磁效应的数学理论。1759年6月4日，埃皮努斯向科学院提交了他的专著。这本著作于11月底出版，并献给了拉兹莫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