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07 16:32
刘树屏（1857年—1917年），字葆良，号雨溪。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第三甲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甲午战争后，提倡教育改革。调任安徽候补道，创办皖南中学。不久，代理南洋公学监督。清光绪二十八年冬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后，刘出任公学总理。他根据盛宣怀的指示和自己办学的经验，公布了《整顿学堂条陈十则》，同时又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查官，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经盛宣怀保荐，任津浦铁路南段总办。民国后隐居不出。民国六年（1917年）卒。工诗。
幼年即有文名，初考县试时获第一名，与从兄刘可毅、弟刘欢并称常州“三刘”。刘树屏家境清寒，曾在乡里设帐授徒，聊以自给，生徒甚众。1885年被江苏提学使黄体芳赏识，拔为贡生，选送京城国子监就读，1890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刘树屏与蔡元培是贡士同年、翰林院同事。在翰林院供职期间，为博览西书，吸取新知，蔡元培与刘树屏、唐文治、王书衡等人在北京羊越胡同江宁试馆组成了一个日语学习班，聘请绍兴人陶大均及日人野口茂温教授日语，这个日语学习班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引领中国教育革新的风云人物。
刘树屏一生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常州倡导新学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没有留恋翰林院的优裕待遇与锦绣前程，而是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内忧深重、外患频仍的国家，毅然南下兴办教育，试图用教育科技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他积极奔走于苏沪皖三地，办学经历几乎涵盖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所有门类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先驱。甲午战争后，“鉴于排偶声韵之文，学非所用，慨然有改革之思”（张维骧编：《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版）。他从京城回到常州，矢志改革旧学，于1896年与地方士绅恽祖祁、刘保良等，将局前街龙城书院（今常州局前街小学）改为常州致用精舍。聘请近代数学家华衡芳任山长，开设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有益社会、经世致用的课程。成立修学社，翻译编辑各种科技方面书籍，并购置上海制造局格致书院广学会翻译出版的《梅氏丛书》《续几何原本》《数学精蕴》等书用于教学。该校因而成为常州地区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吸吮了一批有志青年来校就读，如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蒋维乔、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汤爱理、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等，就是第一批来此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1902年，刘树屏与恽祖祁等又改组常州致用精舍为武阳公立两等小学堂，教授新学，该校为常州最早的新式公立小学。
1900底，实业家叶澄衷在沪上捐资兴建的澄衷蒙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即将竣工，常州人赵凤昌受校董樊时勋之托，推荐同乡好友刘树屏任总理（校长）。1901年正月，热衷教育的刘树屏欣然就任。然而，新式学堂之设，此前朝堂未下诏令明示，尚无先例可循。他面前一张白纸，亟待他画出新教育的蓝图。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识见。刘树屏旋即与校董们马不停蹄地谋划开学的各项工作，他在为校董樊时勋祝寿一文中回忆道：“予间关至沪，叶氏介樊君推为蒙学校长，时筑学未竟，尝与樊君商量校室之部位，书籍之庋置，教育之方法，学业之程限。或日一见焉，或日数见焉。”（刘树屏：《樊公君芳六十寿序》，《蛟川樊氏宗谱·卷四》，1911年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刘树屏创造性地订立了《澄衷蒙学堂章程》，确立了澄衷蒙学堂的学制、课程、规章、制度，明确了教习、堂董、监起居、学生等不同人员的职责、要求，强调教习训蒙 “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解教材紧缺的燃眉之急，刘树屏专门设置“编纂室”和“澄衷印书局”，组织教员编印新式教材。《字课图说》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刘树屏利用其地缘人脉资源，广纳贤师，组织了一支精干强大的编纂队伍，既有如蔡元培、章梫之类博古通今的“宿学通儒”，又有沈颐、严保诚、夏清贻、姚明辉等脱颖而出的年轻新秀。由总教章梫总揽《字课图说》的编纂事务，蔡元培负责此书的主审定稿，武进书法家唐驼缮写课本，吴县吴子城专事绘图。刘树屏则亲自主持策划，确定编写体例，撰写凡例。在《凡例》中，刘树屏阐明了本书的编写宗旨、选字原则、词类划分、编排体式、教学方法，强调“是书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对于难字难义，“不特艰于讲解，且恐阻窒其性灵也”。在编写过程中，刘树屏要求教员结合儿童心理特点，舍弃深奥艰涩的传统蒙学内容，借鉴西方教科书生动活泼的形式，力图做到通俗易懂，兼容并蓄。《字课图说》共选择3291字，为当时“世俗所通行及尺牍所习见者”，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儿童识字，又汲取了近代科技文明成果，为儿童普及科技知识。可以说，《字课图说》自始至终就是在刘树屏的组织策划和思想主导下编纂而成的。此后，由澄衷蒙学堂自己编印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最新几何画法教本》、《澄衷学堂格致读本》、《溥通国文读本》（六卷）、《新编外国地理》（四册）等校本教材相继问世，影响甚巨。《清史稿》对此亦有记述——澄衷蒙学堂“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刘树屏亲自撰写了《澄衷蒙学堂落成记》，详述学堂兴建的缘起与规模，阐明为师之责及为师之道，鼓励学童“相与淬厉奋发，以无负乎君之所期”。此文由清末状元张謇书写，铭刻成碑，现竖于澄衷高级中学碑廊内。澄衷蒙学堂是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班级授课制学校，作为首任校长，刘树屏和同仁一道，开时代风气之先，建立了较完善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开设了门类齐全、中西兼容的学科课程，将西式教育的理念融入了学校的教学管理之中，奠定了澄衷百年名校的基业，亦为日后清政府“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提供了最佳样本，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1902年12月，刘树屏应督办盛宣怀之邀，出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刘树屏与盛宣怀系同乡好友，交往甚密，刘树屏此番赴任，颇有些“救火”意味。在此之前，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为抗议总理汪凤藻强行开除学生的专制行为，二百余名学生愤然集体退学。刘树屏到任之初，根据盛宣怀的指示，颁布了《整顿学堂条陈十则》，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整顿教学秩序。依据其多年积累的办学经验，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增设提调，专管教务和行政工作；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査官。斋务长主要职责为考察学生品行，管理学生宿舍，并稽核监学官、检査官的工作。
经过几番苦心孤诣的整治，学校各项工作趋于稳定，刘树屏也因此深得盛宣怀的器重。1903年春，刘树屏卸任南洋公学总理，以候补道员身份，赴安徽代理徽宁池广太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此后，他与南洋公学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应盛宣怀之托，于1904年9月东渡日本考察商务学堂，以为南洋公学开办商务学堂提供有益借鉴。刘树屏走访、调查了日本东京、京都、神户、横滨、大阪、长崎等城市的商业学校，历时两月有余。刘树屏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记述了日本之行的观感：“自马关沿内海至神户，又自神户坐汽车至东京，风景之佳，固令人应接不暇，而树屏所心折者，尤在农政。观其田禾之茂美，林木之郁葱，几于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此邦之盛亦有由也”。（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1013页）回国后，刘树屏向盛宣怀书面汇报了日本商业学校的办学情况，并提出了关于设立商务学堂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建议开办商务学堂“其规模不能过隘，然值商务幼稚时代，其程度又不能遽高，必兼中等高等而有之方为合格”，应当分层设学，循序渐进。同时在商务学堂外，应添设商学教员讲习所，以备商务教习之选。认为“理化一科于商务大有影响”，课程开设除商业类课程外，宜增设理化速成一科（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44486—1）。后来南洋商务学堂在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吸纳了刘树屏的一些建议。1904年南洋公学更名为“高等商务学堂”。
在安徽任职期间，刘树屏仍热衷地方教育事业，倾心于兴建校舍，创办学堂。上任几月，即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革除陋规积弊，没收官员舞弊之款以筹建学校。1903年3月，刘树屏将安徽芜湖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随即在芜湖赭山之麓兴工创建校舍，聘用当地开明士绅主持校务。中江书院在芜湖东内街办学长达133年，为读书诵经、讲课授徒、藏书研修之所，学习内容多囿于儒家经典义理。刘树屏将书院改制为学堂，增加了物理、化学、地理等西学科目，开芜湖近代官办中小学新式教育之先河，至今为皖南人士所称道。至1903年底，皖南中学堂搬出东内街，迁至赭山，以后八易其名，逐步发展成为今日的芜湖市第一中学。刘树屏对安徽近代高等教育亦有建树，1903年，刘树屏担任安徽大学堂（今安徽大学前身）总办（校长）。安徽大学堂位于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是安徽省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堂，刘树屏以候补道身份担当此任，足见安徽官府之重视。但当地官僚士绅各怀心事，学堂管理颇受掣肘。刘葆良倚重地方力量，协调各种关系，聘请著名经学大师姚永概担任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强化教学管理，安徽大学堂逐步走向正轨。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国文、东文（日文）、伦理、舆地、中外政治、中外历史以及经学大义、群经源流等，“一切规制，略仿沪上诸学堂”（《安徽省城大学堂》，《苏报》1903年5月26日）。但受1903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的影响，安徽大学堂风波迭起。众多学生参与陈独秀、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的演说会，引起安徽官府关注。后有学生向校方提出停课专习体操、废自修日记、上书中丞等三项要求，总教习姚永概严词拒绝，引起近十名学生退学抗议。1904年二月下旬，安徽官府为加强文化钳制，撤去学堂提调，添设副办二员，一官一绅，情势由此骤变。五月二十四日，刘树屏因受地方势力“多所要挟”而提出辞职，乘舟回上海（沈寂：《〈慎宜轩日记〉前言》，载于《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姚永概率学堂同仁为之送行，并赋诗二首，“人才新旧将谁恃？国病膏肓敢望痊”（《送刘葆良观察之上海兼问夏穗卿》其一），抒发了国势垂危、雄图难展的感慨。姚永概在当天的日记中言：“葆翁（即刘树屏）赴上海，谢学堂总办矣，偕堂中诸人送之上江裕船，日落乃归。”（沈寂：《〈慎宜轩日记〉前言》）
刘树屏虽然多年做官在外，仍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关心家乡的贫寒子弟。为了振兴家乡教育，培育有用之才，1904年，刘树屏与盛宣怀合资创办了常州正则高等小学堂。刘树屏具体负责学校筹备事宜，对正则学堂的师资聘任、办学规模、课程设置、章程制定等作了全方位的规划与指导。他起草、颁布了《常州正则高等小学堂章程》，申明学校“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智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特设不收修金学额二十名，以惠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者”。聘请常州人沈颐为总教习，主持学堂开办及教学事宜。其余教员公开招考，录用后送至南洋公学、澄衷学堂习师范教法一月，方准上堂授课。学堂分东西两堂，东堂在周线巷盛氏老宅内，西堂租用西下塘民房，常年经费2400元，盛宣怀、刘树屏各出资一半。学堂内分初等、高等两斋，每斋招收学生40名，初等学制三年，高等四年（《常州盛氏刘氏公立正则小学堂招考详细章程》，1905年1月1日《警钟日报》）。开学前，刘树屏高兴地致函盛宣怀，称“连日得常州正则学堂沈总教来函，知学生已收满，八十人数呈敷四斋，此皆宫保（盛宣怀官名）大名见重乡邦之故，曷胜钦慰！”（《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26810）正则学堂的顺利开办，让乡亲喜笑颜开，感恩于怀。1905年12月5日，盛宣怀致函刘树屏，称赞“梓乡学务得公热心教育，毅然提挈纲领，阖郡之幸”（《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57738）。
1909年1月，经盛宣怀保荐，刘树屏任津浦铁路南段帮办，随后升为总办（陈华新主编的《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提及刘树屏任此职的时间为离开南洋公学不久，即1903年，多数研究资料均同此说。笔者认为此说有误，有史料记载，津浦铁路南段总局始设于1909年，不可能在1903年就设此官职。另据1909年1月10日《申报》报道：“津浦铁路南段工程业经督办吕尚书会同江督举行开工礼，又以事关紧要，非多派熟悉路工之员难资襄助，特于日前添委候补道刘树屏为该路南段帮办。”再者，1909年12月29日《申报》登载的《葆良启事》落款为“津浦南局总办刘树屏”，笔者故依此说。——笔者注），在此任上，著有《述铁路建筑时之弊》，经其四处斡旋，促成了蚌埠淮河铁路大桥的兴建。辛亥革命后，刘树屏隐退不仕，一度避居沪上，以遗老自居，过着诗酒唱和、诵经读书的闲逸生活。他多次参加逊清遗老郑孝胥等人在上海发起的读经会，读经会始于1912年7月，历时一年，约每周一次，所读经书有 《孟子》《礼记》等。刘树屏是读经会的重要成员，有时还携孙子同往。刘树屏还常与同道之人寄情山水，闲游四方，据1914年10月23日《申报》报道：刘树屏与农商总长张謇暨汤寿潜、黄旸笙诸君于西湖灵隐寺盛开宴会，“座中不谈国事，俱以赋诗为乐，至宴毕，一叶扁舟游览公园放鹤亭，并谒徐秋诸烈墓”。刘树屏晚年居于京城，参与了《清史稿》的编撰，任清史馆协修、《邦交志》分纂，著有《陈述“邦交志”意见书》（收入《清史述闻》13卷）、《外交纲要节本》（1915年8月北京京华印书局铅印本）等。刘树屏酷好诗钟，擅于楹对。早在1901年，他就和江阴人金武祥在常州共建鲸华社，专作诗钟，“诗钟之为物，似诗似联，于文字中别为一体”（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主要供文人“觞政诗酒之会”。他创作的楹联，为人称道，流传甚广，多见于沪杭等地景区、学校、馆舍，著名的如：
渐不为人识，时还读我书。
——题愚园新厅书房
愚园建于1890年，位于上海静安寺东北约半里，据史料记载，愚园由四明巨商张氏所建，为沪上三大名园之一，后屡次易主，最后由刘树屏弟刘树森以11万元购下，为其母董太夫人颐养之所。此为集联，上联出自苏轼的《答李端叔书》“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下联出自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刘树屏以此联题愚园新厅书房，流露其超然物外、专于读书的心境。
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
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题上海澄衷蒙学堂
这是刘树屏根据澄衷学堂创办人叶澄衷生前旨意代拟的一副对联。上联介绍校主身世。叶公自幼孤苦，漂泊申江（“春申江”简称，“黄浦江”别称），髻年失学，老大无成，深感失学之伤痛，求知之重要。下联申明办学主旨。勉励少年学子珍惜光阴，矢志不渝，发奋好学，努力成才。全联以第一人称现身说法，情动于衷，循循善诱，发人深省。此联悬挂于学堂大礼堂两侧，彰显了叶公办学的卓越智慧与良苦用心，寄托了叶公对澄衷学子的殷殷期盼。
刘树屏1917年病卒于北京，他的同乡好友、著名清史学家孟森为他撰写了一幅挚诚恸人的挽联：
大隐市朝臣，日共清谈，自谓谶言几相见；
故人生死别，春深病榻，岂知后约已无凭。
出身小商人家庭，祖父刘养浩为秀才，教书乡里，著有《淡菴遗训》《蓼花村题壁》，父亲刘凤书为商人，经营埠际贸易。
刘树屏有弟兄六人，皆为常州杰出之士。大弟刘欢，光绪年间恩科举人，以誊录议叙知县，形貌魁伟，学问杰出；四弟刘树森，为近代沪上知名商贾，曾与盛宣怀合资兴办三星香烟公司，经营多家棉纺厂和造纸厂；五弟刘厚生，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后随张謇办大生纱厂，深得张謇爱重；从兄刘可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博学强记，工于诗文。
刘树屏一生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常州倡导新学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没有留恋翰林院的优裕待遇与锦绣前程，而是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内忧深重、外患频仍的国家，毅然南下兴办教育，试图用教育科技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文汇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