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16 16:53
刘正亮，中国著名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慈善家。现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儿童音乐文学学会、群众喜剧学会理事常务理事。
《老爹老妈兄弟姐妹》饰李主任
《深牢大狱》饰女一号之父
《暗算》饰男二号孙书记
《欲火凤凰》饰男二号古祥伯
《了凡》饰账房
《夏天故事》（亦名《石头村》）饰男二号杨茂成
2006年新参演北京电影学院、西影电影电视剧等：
《愤怒的拳头。代价》领衔主演男一号父亲
《第一场》领衔主演男一号父亲
《泥人》领衔主演男一号父亲
《金德旺和他的儿女们》主演父亲郑三
歌剧《叔牙荐贤》作曲
舞剧《五羊的传说》编舞、作曲
京剧《黛瑶寨》编剧、作曲
《太阳花》（田震演唱）作曲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白杨》（郁钧剑演唱）作曲
《告别军营》（刘和刚演唱）作曲
《故事的启迪》（阎维文演唱）作曲
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50只羊，花费1.2万元，运到村里后不到两个月这批羊就只剩下了7只，损失惨重，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刘正亮的决心。刘正亮自己上山放羊，研究羊的习性和当地的自然环境，规划出一个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发展经济的生态链工程。“简单来讲，就是要当地农民种植甜高粱，来养奶牛、山羊，甜高粱的杆可以酿酒。”说到这些时刘正亮显得异常兴奋。“这个项目已经在当地政府正式立项，但资金一直无法落实。”刘正亮沮丧地说。
在采访中，笔者也见到了刘正亮的老伴段莲桂，略显发福，一说话就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告诉记者，刘正亮差不多每年只回一次家，回家后只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筹钱，不筹到钱他睡不着觉，“有一次他要看家里存折有多少钱，我心想反正他也不知道密码，就把存折给了他，谁知道他到干休所用存折做抵押愣是从干休所里筹到了5000元钱。”老伴说到这些时一直在叹气。第二件事就是看中央七套的农业节目，把他看到的节目都要录下来，整理成资料，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每天刘正亮都霸着电视看农村节目，儿子想看娱乐节目，刘正亮就骂儿子俗。第三件事就是跑科研单位，只要回北京来就要去农科院、中科院，为伏琴村的农民买种子、买书、买肥料。
凭着刘正亮的这份执着，几年时间里，他积累了200多分钟的录像材料、3000多张摄影图片、十几万字的调查材料、研究论文。他深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存现状，积累大量一手材料，对一些生态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发表了不少反映有关中国西南石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性文章和意见。其中《推翻一个理论造福一方经济》、《西南石山地区一个巨大的生态链怪圈———养猪》等得到了包括国家农业咨询机构负责人、院士在内的专家的重视和肯定。
■刘正亮把失学孩子送到中学上学，每年300元费用，而他身上连买烧饼的钱都没了
廖边利今年即将高中毕业，刘正亮资助她已有六个年头。刘正亮说当时廖边利有两点打动了他。廖边利家住在刘正亮家的对面，一天清早刘正亮总是听到收音机中传来的吱啦声，第二天清早就传来了音乐声，后来知道是廖边利自己修好的。刘正亮说这孩子有心。另外就是孩子的父亲是神经病，母亲有些弱智，但是孩子却很有上进心，不甘于就此辍学，经常来找刘正亮问一些问题。
刘正亮把孩子送到南宁市那马中学上学，每年300元的费用由他负担。送完孩子上学后，刘正亮的身上连买两个烧饼的钱都没有了，只买了一个一毛钱的西瓜填饱肚子。“孩子很争气，成绩很好，一定能考上大学。”刘正亮欣慰地说。
■资助失学儿童廖边利
刘正亮的家中有很多来自伏琴村的感谢信，其中一封是廖边利寄来的信。信的结尾写道：“您的腰腿好点儿了吗？做没做检查？我想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因为好人一生平安，而您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要说是一生，两生都会平安的。”
■不顾邻居闲言闲语，把艾滋孤儿领回北京家中
去年夏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举办过一次领养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当时因为刘正亮报名已晚，并没有选入“爱心家庭”的名单。但是有个定好的家庭临时退出，这样16岁的艾滋孤儿小冰就没人认领了，老人怕孩子心里有负担，没和老伴商量就把小冰带回了家，住了两天。正值北京的桑拿天，刘正亮带着小冰去天安门、北海游览。临走时还送给小冰一个随身听，另外还送了他一双旧袜子，是两层的，外边比较完整而里边已经破旧，刘正亮说送给小冰这件礼物是要他永远记得无论条件多好，都要艰苦朴素。
刘正亮的13年艰辛扶贫路
61岁的刘正亮黝黑、清瘦，言行间透露出军旅生涯所形成的严谨、干练、有序。尽管黑发中夹杂的缕缕银丝已证明他不再年轻，可他仍然笑称自己是60岁的年龄，16岁的活力，甚至尚未“成熟”，像个老小孩。“志愿者是不该有年龄限制的”。刘正亮意味深长地说。这位曾从事了20多年音乐创作的军旅作曲家，从1993年退休就开始寻求加入志愿者组织，但由于年龄偏大，屡遭谢绝，只好自称志愿者，往返于北京、桂西南大石山区之间，为扶助贫困农民驻足、奔走。
与农民廖元星的缘分
1993年，因见义勇为被打伤的刘正亮在广西303医院治疗，其间，认识了因掉入未填的废弃矿坑而被砸断腰的年轻农民廖元星。廖元星付不起手术费，每顿也只吃一碗稀稀的米粉。热心、善良的刘正亮不但把自己的饭菜让给廖元星吃，而且为他垫付了2000元手术费。随后，他还为廖元星和其他几个掉入矿坑而受伤的农民讨回了公道，使他们得到了应有的赔偿。手术后，廖元星竟然可以拄着双拐站起来，不久，便出院了。
一天，刘正亮来到百色地区平果县破造镇扶琴村看望廖元星。他本想顺便问问廖元星能否还上借他的2000元钱，但一看到廖家倒过一次又用钢缆拉起来的摇摇欲坠的木楼，便打消了“讨债”的念头，立即和村民一起扛来三根粗木头支撑起倾斜的木楼。自此，帮助扶琴村村民们脱贫成了刘正亮生活的一部分。
已经退休的刘正亮开始在广西和北京之间奔波。在北京的家中，他成了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的忠实观众，只要看到适合山区发展的农业项目，便跑去中科院、农科院咨询，然后购买种子，寄回广西。他还买来各种农业书籍，了解农技知识。1999年，廖元星家种植的美国甜高粱种子获得丰收。为了帮助他进行随后的酿酒工程，刘正亮放弃了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经理的职务，正式“走进”大山，住进了扶琴村廖元星的危房。
廖元星家的房子一天天倾斜得更厉害了。刘正亮为此找了三级政府和残联，但类似廖元星家的困难户不只一户，他们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为倒房户提供一点资助。刘正亮只能另寻出路。
扶琴村是一个典型的处在喀斯特地貌环境中的贫瘠山村，人均只有8分耕地，为了生存，村民们无休止地烧山毁林，开荒种粮，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经过考察，刘正亮发现只有种树种草，发展食草型、节粮型畜禽业才是快速致富的出路。于是，他为廖元星设计了一条养
羊致富盖新楼的计划。他背着妻子，拿出1.2万元退休金，从隆林县买来42只羊送给廖元兴和另一户村民养。谁料，由于缺乏经验，买来的都是病羊和老羊、刚拉到村上就几乎死光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小学教师廖清海的母亲被砸死在倒塌的危房里。这让刘正亮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不得不四处求援。在朋友介绍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国际助残”组织，并亲自领着工作人员来到扶琴村考察。原本只为有组织的志愿团体提供资助的“国际助残”组织，最终被刘正亮的执着和廖元星家的极度贫困所打动，同意额外为廖家拨款盖新房。2003年4月28日一座面积近二百平米的两层砖楼剪彩了！
5000元改造了一个“刁民”
2002年，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栏目，得知刘正亮的志愿者经历后，资助了他1.5万元搞扶贫。他用其中的一部分钱租土地，请专家指导，建立中草药材基地和试验、投建原生树种苗圃，如任豆树、印度木豆树。
■出资买农用品
剩下的5000元钱，被刘正亮用来培养了一个有经济头脑的村民——廖尊瑞。廖尊瑞为供2个孩子上大学，曾借过世界银行小额贷款。当时，还款期已过，对方屡次追款，因无钱还贷，廖尊瑞便放出话来：“若再要就放狗咬人！”镇上的干部都称其为刁民，甚至对整个村子都丧失了信任感，他们对前来为农民申请贷款搞项目的刘正亮说：“老刘啊，你扶贫扶对了，但扶村扶错了。”为了恢复整个村子的信誉，刘正亮找到廖尊瑞，屡次劝说后，倔强的廖尊瑞终于从心里服了这位北京来的志愿者，同意还款并检讨，但没上过一天学的他一个大字也不会写，只好照着刘正亮写好的检讨书描了一遍。在东拼西凑还清贷款后，廖尊瑞和刘正亮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刘正亮发现这个倔汉子居然是个“倒牛”的好手，可以把买来的瘦牛、老牛育肥后，作肉牛卖出。于是，他把5000元钱借给廖尊瑞做资本，让他开始自力更生的生活。
穷孩子廖边利的恩人
刘正亮第一次见到廖边利，是在6年前。一天，住在危房里的刘正亮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哇啦哇啦刺耳的噪音，走出去一看，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正在摆弄一个收录机。问他是否学过修理，他摇摇头。第二天一早，刘正亮听到了悦耳的音乐声，再一看，那个男孩正用修好的收录机放音乐呢。“这孩子真聪明”。刘正亮暗想。很快，他得知男孩叫廖边利，父亲精神病，母亲弱智，因家中贫穷，刚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务农。一次，廖边利正在自家菜地里浇菜，被刘正亮看到。“多懂事的孩子！”刘正亮心生怜爱。这时，有人带话给他，说廖边利想上学，希望他能帮忙。刘正亮立刻找到男孩，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家，去远方读书。男孩坚定地点点头。然而，孩子的父母极力阻挠，在得知读书的一切费用由刘正亮承担后，才勉强同意。不久，廖边利跟着刘正亮来到南宁，在那马中学就读。一年后，刘正亮又将他的爸爸安排在朋友开的那马奶牛厂种草。如今，6年过去了，廖边利已经上了高中，这期间，刘正亮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资助，并用通信的方式关心他的学习和成长。
廖边利并不是刘正亮资助的惟一贫困生，廖英红，王小玲，苏文华……这些穷孩子都曾经受过或正在接受他的资助。刘正亮深知：只有知识和人才才能彻底改变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北京“卖艺扶贫”
由于长期生活在特困户家中，三餐吃的是稀稀的棒子面粥，下粥的菜上半年是南瓜叶、下半年是红薯叶，营养极度不良，加上终日奔波，常常一走就是上百里地，刘正亮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次昏倒。他的膝盖更是疼痛难忍，蹲不下、站不起。乡亲都劝他回北京治病。2003年非典期间，他被村民用马驮出了扶琴村。
回到家，妻子见到身无分文，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刘正亮又气又恨，甚至用离婚威胁，反对他再回广西扶贫。为了缓和与家人的矛盾，也为了筹集扶贫资金，他只好留在北京。然而，3年来，刘正亮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千里之外大山深处的穷乡亲们，扶贫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下。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为村里联系致富项目、引进资金四处奔走、游说。公司、饭店、商场…他跑了数不清的地方，碰了数不清的钉子，甚至被人当疯子轰出来。无奈之下，他只有“卖艺扶贫”——写些歌曲或参加一些影视剧演出赚点扶贫经费。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从不言弃，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去争取。不久前，刘正亮参观了世界银行项目展，将各国银行项目官员的名片收集了厚厚一沓——他准备着眼世界范围的援助，为大石山区的乡亲们带去更大的希望。
“永远不要低估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
记者：退休后为什么放弃从事多年的音乐创作，而去搞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扶贫？
刘正亮：谁让我机缘巧合地碰到了廖元星、走进了扶琴村、看到了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我是一名老党员，退休不是退党，卸任不是卸责。我们这代人受过几十年党的教育、部队教育，雷锋精神早已融入血液，做志愿扶贫者是惯性使然。再说，搞艺术创作是自己出名，扶贫却能为更多人带去幸福。
记者：除了家人，周围的朋友有对您的想法表示不解的吗？
刘正亮：那时，很多朋友们都以为我神经出了毛病：扶贫哪里是你老刘个人该干的事啊？明明是总理、政府管的事！可总理只有一个，领导也只有一群人，有时候上面制定的政策方针到了基层并不能有效贯彻、执行，我们这些退下来的党员有责任去参与监督。真正要支撑整个共和国大厦，需要国人凝聚13亿颗心才行。
记者：您认为对那些贫困村民给予的最有效的帮助是什么？
刘正亮：村民们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大山深处，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他们思想不开化，并养成“等、靠、要”的不良习惯，因此为他们带去信息和希望，让他们自食其力是最重要的。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他们思想转变了，穷根才能拔掉。那年，村里要修路，上面不给拨款，只提供了雷管、炸药。大伙一听修路出工不给钱，都散了。我劝他们为后代着想，他们却说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管得了后代？经过再三劝说，村民们终于觉悟了，家家户户带着用矿泉水瓶装的棒子面粥，顶着烈日开始修路，其中还有70多岁的老人，那场面让人感动。
记者：扶贫工作得到当地干部的支持了吗？
刘正亮：我经常和村干部打交道，他们对我的工作比较支持。有些村民也曾向我反映某些村干部的问题，我一般很少介入，毕竟去那里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搅入纷争。但有时候也忍不住会“管闲事儿”，一次，看见村里31个水柜，只有一个存水，其它都闲着，就向上级部门打了报告希望立即停建不存水的水柜。
记者：扶贫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刘正亮：2000年，我为扶琴村里争取下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建立扶琴退耕还林还草示范村和奶山羊、奶水牛、肉奶兼用食草动物种畜基地，但这两个项目最终因没有资金投入而被搁置。如果国家能对有能力的志愿者个人也给予相应的经济支持，很多好的项目就不会搁置，造成资源浪费。
记者：您在山区里扶贫感到过孤独吗？
刘正亮：一天到晚不停嘴地讲解、宣传，嗓子都喊哑了，哪有时间孤独啊？
记者：您做志愿者快乐吗？
刘正亮：岂止快乐，简直上瘾！以前当兵保卫祖国，现在保卫地球的一部分，比原来还有成就感。获得2000年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的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就是我的榜样。苏菲基金会有一句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永远不要低估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刘正亮的妻子段莲桂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到记者，丝毫没有掩饰对丈夫的不满：“老刘为山里的穷人花光了钱，可对家里却抠门儿得出奇。自行车脚蹬子掉了凑合骑，车带扎了连花两元钱去补都舍不得。为了同情卖菜人，竟买回家一堆小土豆和烂洋葱头。那年夏天还带回家一个艾滋孤儿，30年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过就够累的，大热天还要照顾他……”提起老伴的种种“劣迹”，段莲桂一肚子委屈。
刘正亮的家在北京城北的一处干休所里，简朴、陈旧。家具不是和老伴结婚时定做的“老古董”，就是亲戚家淘汰的旧货，至今卧室里没有一张“真正”的床——几个木头箱子一拼，上面搭块木板。深感对妻子、对家庭亏欠太多的刘正亮从不埋怨妻子，他甚至一度抵触媒体：“对我宣传多了，对家人是一种伤害。”但是，扶贫是他无论如何难以割舍的情结，为安抚妻子，他只能搞“地下”活动，譬如偷偷给被资助的孩子们寄信、寄钱。
刘正亮最爱看新闻联播节目中的《永久的丰碑》，每当看到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年轻将士，这位老兵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所有的辛苦、艰难都被抛在脑后。而那些来自熟识与陌生者的支持和鼓舞更让他充满了前行的动力。采访中，他不时接到热心战友打来的电话，得知联系到新扶贫项目的刘正亮，双眼发亮，感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刘正亮的13年艰辛扶贫路（2）
在北京“卖艺扶贫”
由于长期生活在特困户家中，三餐吃的是稀稀的棒子面粥，下粥的菜上半年是南瓜叶、下半年是红薯叶，营养极度不良，加上终日奔波，常常一走就是上百里地，刘正亮的身体每况愈下，
多次昏倒。他的膝盖更是疼痛难忍，蹲不下、站不起。乡亲都劝他回北京治病。2003年非典期间，他被村民用马驮出了扶琴村。
回到家，妻子见到身无分文，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刘正亮又气又恨，甚至用离婚威胁，反对他再回广西扶贫。（改善性爱质量必备的八大准则）为了缓和与家人的矛盾，也为了筹集扶贫资金，他只好留在北京。然而，3年来，刘正亮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千里之外大山深处的穷乡亲们，扶贫的脚步也一刻没有停下。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为村里联系致富项目、引进资金四处奔走、游说。公司、饭店、商场…他跑了数不清的地方，碰了数不清的钉子，甚至被人当疯子轰出来。无奈之下，他只有“卖艺扶贫”——写些歌曲或参加一些影视剧演出赚点扶贫经费。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从不言弃，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去争取。不久前，刘正亮参观了世界银行项目展，将各国银行项目官员的名片收集了厚厚一沓——他准备着眼世界范围的援助，为大石山区的乡亲们带去更大的希望。
“永远不要低估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
记者：退休后为什么放弃从事多年的音乐创作，而去搞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扶贫？
刘正亮：谁让我机缘巧合地碰到了廖元星、走进了扶琴村、看到了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我是一名老党员，退休不是退党，卸任不是卸责。我们这代人受过几十年党的教育、部队教育，雷锋精神早已融入血液，做志愿扶贫者是惯性使然。再说，搞艺术创作是自己出名，扶贫却能为更多人带去幸福。
记者：除了家人，周围的朋友有对您的想法表示不解的吗？
刘正亮：那时，很多朋友们都以为我神经出了毛病：扶贫哪里是你老刘个人该干的事啊？明明是总理、政府管的事！可总理只有一个，领导也只有一群人，有时候上面制定的政策方针到了基层并不能有效贯彻、执行，我们这些退下来的党员有责任去参与监督。真正要支撑整个共和国大厦，需要国人凝聚13亿颗心才行。
记者：您认为对那些贫困村民给予的最有效的帮助是什么？
刘正亮：村民们生活在远离都市的大山深处，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他们思想不开化，并养成“等、靠、要”的不良习惯，因此为他们带去信息和希望，让他们自食其力是最重要的。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他们思想转变了，穷根才能拔掉。那年，村里要修路，上面不给拨款，只提供了雷管、炸药。大伙一听修路出工不给钱，都散了。我劝他们为后代着想，他们却说连自己都顾不上，哪里还管得了后代？经过再三劝说，村民们终于觉悟了，家家户户带着用矿泉水瓶装的棒子面粥，顶着烈日开始修路，其中还有70多岁的老人，那场面让人感动。
记者：扶贫工作得到当地干部的支持了吗？
刘正亮：我经常和村干部打交道，他们对我的工作比较支持。有些村民也曾向我反映某些村干部的问题，我一般很少介入，毕竟去那里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搅入纷争。但有时候也忍不住会“管闲事儿”，一次，看见村里31个水柜，只有一个存水，其它都闲着，就向上级部门打了报告希望立即停建不存水的水柜。
记者：扶贫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刘正亮：2000年，我为扶琴村里争取下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建立扶琴退耕还林还草示范村和奶山羊、奶水牛、肉奶兼用食草动物种畜基地，但这两个项目最终因没有资金投入而被搁置。如果国家能对有能力的志愿者个人也给予相应的经济支持，很多好的项目就不会搁置，造成资源浪费。
记者：您在山区里扶贫感到过孤独吗？
刘正亮：一天到晚不停嘴地讲解、宣传，嗓子都喊哑了，哪有时间孤独啊？
记者：您做志愿者快乐吗？
刘正亮：岂止快乐，简直上瘾！以前当兵保卫祖国，现在保卫地球的一部分，比原来还有成就感。获得2000年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的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就是我的榜样。苏菲基金会有一句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永远不要低估个人改变世界的能力。”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刘正亮的妻子段莲桂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到记者，丝毫没有掩饰对丈夫的不满：“老刘为山里的穷人花光了钱，可对家里却抠门儿得出奇。自行车脚蹬子掉了凑合骑，车带扎了连花两元钱去补都舍不得。为了同情卖菜人，竟买回家一堆小土豆和烂洋葱头。那年夏天还带回家一个艾滋孤儿，30年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过就够累的，大热天还要照顾他……”提起老伴的种种“劣迹”，段莲桂一肚子委屈。
刘正亮的家在北京城北的一处干休所里，简朴、陈旧。家具不是和老伴结婚时定做的“老古董”，就是亲戚家淘汰的旧货，至今卧室里没有一张“真正”的床——几个木头箱子一拼，上面搭块木板。深感对妻子、对家庭亏欠太多的刘正亮从不埋怨妻子，他甚至一度抵触媒体：“对我宣传多了，对家人是一种伤害。”但是，扶贫是他无论如何难以割舍的情结，为安抚妻子，他只能搞“地下”活动，譬如偷偷给被资助的孩子们寄信、寄钱。
刘正亮最爱看新闻联播节目中的《永久的丰碑》，每当看到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年轻将士，这位老兵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所有的辛苦、艰难都被抛在脑后。而那些来自熟识与陌生者的支持和鼓舞更让他充满了前行的动力。采访中，他不时接到热心战友打来的电话，得知联系到新扶贫项目的刘正亮，双眼发亮，感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军旅音乐家自费扶贫整十年
刘正亮与他资助的失学少年在一起
日前，北京市举办了“北京市十大志愿者”评比活动。在30位候选人名单上，一位军旅音乐家名列其中。他就是十年如一日自费在广西贫困地区扶贫的刘正亮。
或许这个名字对你还稍显陌生，但说起他的创作经历却让人十分敬重。1979年至1986年，在广西某部服役期间，他相继发表了上百篇文学和音乐作品，并加入了广西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他创作的歌曲《战士上战场》，由总政治部向全军推荐。1985年5月，刘正亮出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誉为“中国惟一在边防前线的音乐家”。
1993年6月，因见义勇为受伤，刘正亮住进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其间认识了广西平果县坡造镇伏琴村的农民廖元星。廖因不慎掉入废井以至腰椎骨折，却交不起2000元的手术费。为了不耽误治疗，刘正亮就把钱借给了廖元星，可没成想，廖元星病好后，竟没和刘正亮打声招呼就偷偷地回村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正亮到平果县参观葡萄园，来到了伏琴村。“我还记得当我出现在廖元星面前时，他马上愣住了，以为我是来讨债的，手不停地抖，可当时我根本没想那事。”刘正亮还记得当时廖元星家的房子已经倾斜得很厉害，整个房子只用6根木头架着，四面透风，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而房子里面还住着廖元星、他的耳聋父亲和不识字的母亲。刘正亮多方联系，最后筹到1万多元钱给廖元星家建了新房。
就这样，刘正亮自廖元星开始了对伏琴村的帮助。刘正亮的老伴段莲桂告诉笔者，刘正亮差不多每年只回一次家，回家后只做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筹钱，不筹到钱他睡不着觉。“有一次，他要看家里存折有多少钱，我心想反正他也不知道密码，就把存折给了他，谁知道他到干休所用存折做抵押愣是筹到了5000元钱。”第二件事就是把中央七套的农业节目录下来，整理成资料。第三件事就是跑科研单位，为伏琴村的农民买种子、买书、买肥料。
凭着刘正亮的这份执著，几年时间里，他积累了200多分钟的录像资料、3000多张摄影图片、十几万字的调查材料和研究论文。他深入了解当地农民的生存现状，积累大量一手资料，对一些生态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发表了不少反映有关中国西南石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性文章和意见。其中《推翻一个理论造福一方经济》、《西南石山地区一个巨大的生态链怪圈——养猪》等论文，得到了国家农业专家的重视和肯定。
一位老志愿者的心
电影《志愿者》总制片李馨雨、总监唐季礼、导演郑克洪、剧组领导们、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京评选2005年十大志愿者候选人之一的解放军老兵刘正亮、原广州军区文工团的专业演员，我是来参与你们筹拍的电影《志愿者》，应聘演员的。原想上网应聘，后考虑超过了竞争年龄，只好另写此信以表绝对热衷献身公益事业的痴情。敬请你们咬牙坚持把我这封信看下去，谢谢！我是一名解放军老兵，是从1993年自费志愿为广西百色地区的平果县坡造镇伏琴村扶贫助残的，1999年10月21日离开北京住进当地布尧屯的特困残疾青年廖元星家里以来，在大山深处默默工作了十几年。为此，2002年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栏目支持过我，北京市政府军休军退办特撰长篇报道《真情人物刘正亮》，在2002年第八期《军休之友》杂志上介绍过我。2006年3月16日《北京青年》又特发专稿《刘正亮自费扶贫整10年》以及2006年4月5月《中国老年报》发表《刘正亮的13年艰辛扶贫路》的文章，2006年4月10日的《解放军报》又专题报道《军旅音乐家自费扶贫整10年》，从不同侧面介绍了我自费扶贫助残志愿服务的情况。我是走进大山深处，当初一天步行上百里山路说服动员壮族老乡改变命运，搞生态环境治理，后来翻车下山没翻死，到2003年闹“非典”出村竟是连上厕所蹲下、站起和走路都十分艰难，几乎累、病死在大山里，得了极度营养不良的肝癌前期病脂肪肝和至今双腿浮肿的肾病、骑马出村回到北京的；回到北京后，为了继续扶贫，
两年来又重新操起了艺术生涯的旧业，参演电影、电视剧，用“卖艺扶贫”的方式、用片酬继续资助穷孩子上学，为山区改变命运游说四方招商引资。去年，先后参演过海岩创作、汪俊导演执导的电视剧《深牢大狱》女主角小柯的父亲（亦名为《阳光象花儿一样绽放》）、王晶执导的《浴火凤凰》中男二号角色的古祥伯和麦加创作、柳云龙主演、执导的电视剧《暗算》第二部《看风》中男二号的孙书记，还有一些获国际大奖的电影、马俪文执导的《我们俩》等影视作品中的一些小角色等。今年又参演了三部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中的几个从事不同职业的拳王、出租车司机、泥塑老艺人父亲的领衔一号人物角色，最近，又刚刚结束了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影股份筹拍的电视剧《金德旺和他的儿女们》副线一号有着三个女儿的矿工角色的郑三的人物拍摄任务。今天带着18岁的活力又来凑热闹，请原谅！另外，我参与《志愿者》这部电影的拍摄，最重要的是我十几年来一直以一名年青人的心态，从十几年前志愿者公益活动初始，团中央婉言拒我加盟“志愿者”，我自发在广西发起“首届青少年志愿者勤工俭学夏令营”以后，就开始了无法自恃的“自愿者”活动，开始了大山深处的扶贫助残活动，一发不可收拾，我有数不清的“志愿者”故事，可以为《志愿者》做些志愿者的事，是一名绝对可以给《志愿者》帮不少忙的、绝对有用的参演者！因为我毕竟志愿服务了十几年！好啦！随信附上有报道我志愿扶贫内容的《北京青年》、《中国老年报》各一份，另呈上《艺术简历》一份，恳望能成为电影《志愿者》中的一员！ 此致一名老志愿者的崇高敬礼！老志愿者 刘正亮 2006、7、3于北京
刘正亮---前线音乐家的自考人生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85年)，音协领导称赞一位来自广西边防前线的代表说：“你是中国唯一在边防前线的音乐家。”——这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正亮。
《战士上战场》 没有遗书的岁月
“1979年到1986年自卫还击作战七年，中越边境线上每一场战役我都参加了，但就在这烽火连天的七年中，我成就了自己的自学人生！”回忆起当年的战场，刘正亮总是这样地自豪，“在那个年代里，当人们谈论着大彩电、电冰箱、席梦思沙发床的时候，却有一些人甘愿为别人的幸福去牺牲，这些人是最值得敬佩的，我为能加入他们的行列感到自豪，而且终生不悔！”
见到刘正亮老师时，笔者不禁把这张义正严词的面孔与这个名字形象地对比起来，原来名字与形象果然还是有那么些许相得益彰之处的。刘老是1971年入伍从军的，背上枪杆的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生命中又多了一项责任，那就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从军后不久，中越边境线上不稳定基因开始活跃起来，刘正亮很快就被派往前线参战，在即将开赴前线时，战友们开始忙碌地收拾、整理，并慎重地考虑着离去后能留下的“遗物”，纷纷掏出那有些生分的笔给家人写下了寄不出的信，一旦意外权当“遗书”了，刘正亮看在眼里，但是他没有写，并非没有牵挂，而是家给了他一个期盼，他第一个在连队里剃了光头，以备受伤时容易包扎伤口。接下去的日子在战火与硝烟中考验着，战士们等待着炮响，等待着流血保卫祖国的边疆，正是在这种等待中，刘正亮将自己生命的潜能一点点地挖掘，创作出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部向全军推荐的《战士上战场》这样激昂而贴近战士的音乐，唱响了中越边境山川，鼓舞着驻守边境的将士们，被亲切地称为真正“战士的歌”。
《草原上没有孤独的白杨》 “六上一日”的学习乐趣
战争时期，作为一支驻扎在山里的军队来说，日子是沉闷的，焦急地等待着炮响又在心底里祈祷着宁静和平。训练之外战士们以打扑克、串老乡、逛服务社、看电视作为休闲，刘正亮则从这时开始了他路上、车上、枕上、厕上、饭桌上、洗衣台上和假日的空隙自学。他报考了广西师范大学主考的中文专业大专，随后又同时报考了音乐学院的理论作曲系，在血与火的生命考验中，刘正亮支配着零碎的学习时间，从1979年2月17日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到1986年最后一次炮战，他发表了上百篇文学和音乐作品，并加入了广西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85年5月出席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全军唯一推选的代表登台介绍了他在战火中的成材历程，获得音协领导的一致赞扬，被誉为“中国唯一在边防前线的音乐家”。当时中国音乐协会副主席、中国著名音乐人时乐蒙还为他题词：“你为祖国的奉献精神是时代的精神！”
很难想象在一个火药味十足边防一线，在一无钢琴、二无老师、三无资料，甚至连二胡、笛子都没有，在离敌方阵地仅几十米，大声说话都可能引来对方炮弹的前沿阵地，刘正亮居然奇迹般地创作出了全军乃至全国的获奖音乐作品，并顺利完成了自考学业，用刘正亮自己的话说，那是“文化沙漠”中的拓荒！他用那饱醮浓情的诗文和旋律，将自考人生、浴血奋战和所有的坎坷都融入了波澜壮阔的华彩乐章中。1987年1月12日，广州军区的《战士报》以《歌如狂涛壮军声》为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刘正亮孜孜以求的辉煌事迹。
谈到“六上一日”的学习，刘正亮不无感慨，战场是残酷的、无情的，自学考试也是荆棘丛生、举步维艰的，那些日子里，刘正亮的生活里战争的命令之外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学习已然是乐趣，在他的意识里学习是快乐的化身，路上、车上、枕上、厕上、饭桌上、洗衣台上和假日，分秒必争、不断地树立目标、不停地跨越障碍，在学习中不断地调整，在调整中不断的提高，这是烽火中的历练，更是他人生的抉择。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白杨，孤单的白杨迟早要在风中枯黄，草原上的白杨枝连枝、根连根、排成了一道道绿色的屏障……”郁钧剑演唱的这首老歌经久不衰，其中旋律正是刘正亮在这种战火的生活中用心谱写的。
《秋天，中国在收获》 触类旁通的学习方法
1990年，《刘正亮获奖歌曲集》出版；谱曲创作的《秋天，中国在收获》入选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推荐的15首优秀歌曲专辑；《小雨打湿了我的军衣》，由成方圆演唱，被人民音乐出版社收录到《献给当代最可爱的人歌曲集》……1991年7月7日由自学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等15家单位联合发起主办的“全国自学成材优秀人物评选活动”颁奖大会上，刘正亮作为全国194名自学成材优秀代表之一，全军31名优秀自学成材人物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3年第12期《人民音乐》杂志更以《中国边防第一“家”》为题介绍了刘正亮光辉的人生乐章。
此时，刘正亮收获了他人生中的无上荣誉，同时他也无愧于从军的使命，在自卫还击战中屡立战功，后任广西军区艺术指导、军区创作室专业创作员。其曾经出演的歌剧《叔牙荐贤》、舞剧《五羊的传说》、京剧《黛瑶寨》以及相声、单弦、音乐作品均多次获创作主演一等奖。
光环之下，刘正亮的体会是真切的，他说：“自学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那是要吃苦的，成语说‘苦尽甘来’呀，人生是必须吃苦的，吃不了一时之苦那就是一辈子受苦，年轻人不该畏惧！我之所以能在业余的时间做那么多事，又能顺利通过自考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书，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的。但是在当时我认为那是一种乐趣，因为战争也好、工作、演出也罢，与我所考的中文和作曲专业都是融会贯通的。”谈到融会贯通，刘正亮向笔者毫不保留地道出了他的学习方法——触类旁通。
万事万物总是相互联系的，触类旁通就来源于哲学里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刘老这样告诫正在或者准备参加自学考试的同路人：“自学者一定要多学些哲学知识，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学习，这都具有指导意义。学习同样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物不见人。”
触类旁通具体到刘正亮的学习生活中，那便是音乐与文学与士气与人生的融合，音乐与文学本是相通的，音乐又可鼓舞士气，文学更是充实人生的良方，这种有机地结合让刘正亮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和方式。自考中文专业，需要记忆的东西非常之多，刘正亮从来没有过畏惧，他总是独辟蹊径地将古诗文按照韵律组合记忆，有的甚至会谱成曲用乐符将其了然于心，对于他这样一个音乐人而言，这样的记忆无疑是事半功倍的。刘老还风趣地说道当年儿子的成长也离不开这种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呢。他举了一个特别浅显的例子，就拿公民道德20字纲要来说吧，“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字只几秒之功就能完整记下来，“爱守明诚团友勤，自敬奉。”把这20字捭开来赋予其古文中七律的格式，读起来朗朗上口，笔者也跟着一实践，果然效果显著。
《故事的启迪》 情系山区
“爷爷的故事讲了又讲，感情真挚意味深长。说那红米饭、南瓜汤，顿顿吃得净打光，
说得我早想尝一尝。今天我有幸尝到了红军饭，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从此以后我天天想，红军的生活那么苦，为什么还坚信共产党？为什么？爸爸的故事讲了又讲，惊险刺激荡气回肠。说那小米加步枪，鬼子汉奸消灭光，说得我梦里都想打枪。那天我有幸参观了三八枪，那步枪实在不怎么样。从此以后我天天想，八路的武器那么土，为什么天天打胜仗？为什么？” 阎维文将这首隽永的歌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刘正亮为今天的孩子们写的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说得是孩子们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后的感想，那年参观了“西柏坡精神巡展”刘老语重心长地说“为什么？答案就从展览中悟！”
的确，为什么？我们要从历史中去感悟。刘正亮从边防的军营中走过，从艰苦的学习环境中走过，儿时的他因家庭贫困，中专后便开始工作的历程，虽然这后来的自学同样弥补了他未上大学的遗憾，但在心底里他还牵挂着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亲自下到广西境内的贫困山区，用他那微薄的收入先后资助过数十名贫困孩子的学习，并对山里的危房进行改造，只是期望能多挽救几个成长中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了解了大山，怎能不为大山奉献？”
《在没有硝烟的日子里》 学无止境
退休后，刘正亮开始研究起了生态科学和农业发展，并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2000-2001年度“全区优秀老科技工作者奖”。从艺术到科技这样一个大的跨越下，刘正亮始终保持着他当兵第一年的那股热情，始终坚持着那“六上一日”的学习热情，“后来人生阅历告诉我，自考的人生经历给我积累了一笔终身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她不仅提升了我的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她使我看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学会了战胜自己，更懂得了怎样才是爱自己、爱生活、爱别人和爱这个世界！”
2002年，刘正亮潜心研究生态理论，在《广西经济》上发表了《推翻一个理论，造福一方经济》一文，文如其人，开门见山地直指地方山区经济的束缚，随后他又发表了《西南岩溶地区一个巨大的生态链怪圈——养猪》等一系列适合山区经济发展的专业文章。刘正亮用他与时俱进的心态，又开始了新的自学历程，“学无止境，永远保持年轻的心、好奇的眼光，这样看来世界永远都是新奇的！”刘正亮如是说。
古人云：静由心造，自学，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纷繁的工作生活中抽时间来自学，心静是必不可少的，刘正亮如一地坚持着学习是他生命中的组成，在他的心里已经形成一个这样的理念：成功最值得珍惜的就是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战争那生死攸关之际，刘正亮也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不懈地追求着。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日子里，刘正亮企求着和平，他也关注着和平，从他的字里行间里无不透露着一个老军人对世界和平的呼唤——《一个战争幸存者的异国情怀》一文中传递了一个战争幸存者的呐喊：让全世界都没有战争吧！让我们永远分享各自国家的美丽！末了，刘正亮还和我们透露目前正在着手创作一曲《在没有硝烟的日子里》，我们期待着这倾注了他心血的歌曲能够再度唱响祖国！
《奥运精神》 推波助澜
当别人为战场准备写遗书的时候，刘正亮获得了中文和音乐两个大学文凭；当他人在为生活琐事怨声载道时，刘正亮悄然地走进大山，为人类的生态忧心忡忡；当你还在床上为只争朝夕的精神感慨时，刘正亮早已踏上他新的征程……把兴趣延伸成特长，把特长追求成专业，刘正亮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他的生命并不如阳光一般绚丽，但是他的人生却在拼搏进取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起点。
时逢奥运盛世，刘正亮同样以他年轻的心为运动场上的健将们加油呐喊，他谱写了《奥运精神》一曲，用铿锵有力地声音告诉世界奥运精神无可比拟，此曲虽还在他的酝酿完善中，但个中词曲已经激昂、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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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办《功臣名录》中记：
刘正亮(1945— )，山东掖县人，1964年参加工作，1971年4月入伍，1973年11月入党，1987年1月，因二十余年在边防一线基层工作成绩突出离二等功一次，在部队期间立三等功五次，1993年5月退休(副团)。
爱滋孤儿北京的“家”
关注艾滋孤儿系列报道·北京夏令营
○ 本报记者 季子
艾滋孤儿已慢慢成为这个社会关注的对象。
你可以说他们的身体是健康的，但他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艾滋孤儿中的很多人受到了当地人的歧视，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甚至是他们的亲爷爷、亲奶奶。
在很多落后的农村，他们被认为是不祥物，许多人愚昧地认为，是这些出生的孩子，夺去了他们父母的命，这些孩子是父母的克星。
多么可怕的愚昧！
对这些孩子是多么不公平！
今年夏天，中国中学生报开展了一次对艾滋孤儿的深入报道，详细解读他们的生活和遭遇，他们的想法和感情，他们的亲人和邻居。今天，我们报道的是今夏广受世人关注的艾滋孤儿北京夏令营活动。
8月中旬，来自河南、云南等8个省的86名艾滋孤儿分别到北京的86个“爱心家庭”作客? 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娱乐两天时间……这就是“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第二届全国关怀艾滋病致孤儿童夏令营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主办单位介绍，去年举办第一届时，曾出现北京40多家宾馆、招待所不愿意接待这种夏令营的尴尬，而今年不仅宾馆接待不成问题，更有270多个家庭争相报名，欢迎这些孩子到自己家作客。
夏令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市华夏慈善基金会主办。在开营式上，卫生部长高强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感慨道：“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失去了父亲或母亲，这是很不幸的；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和家庭都在关爱着你们，你们又是幸运的。”
一双旧袜子
开营式的最后一项活动是营员走进“爱心家庭”。在热烈的气氛中，16岁的小冰忐忑地走向23号“爱心牌”，举着这个小牌的是退休老军人刘正亮。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刘爷爷却像老友重逢一样伸开两臂紧紧拥抱了他，热情爽朗的笑声让性格内向的小冰原本的那点陌生感荡然无存。
刘爷爷热心公益事业，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让他用于扶贫。这次主办单位最初确定的“爱心家庭”名单里并没有他，但他锲而不舍软磨硬泡，最终将小冰领回了自己家。在小冰眼里，刘爷爷保持着军人本色，自己动手洗衣做饭，出门乘公共汽车，处处注意培养小冰勤劳节俭的意识。第一天晚上，他替小冰洗了换下来的衣袜，第二天他则让小冰自己洗。夏令营正赶上北京的“桑拿天”，刘爷爷冒着酷暑带小冰到天安门参观游览，午餐吃的是6元钱一份的延吉冷面，喝的是餐馆的免费茶。面对长安街上的车流，刘爷爷对小冰说：“北京很多人都买了汽车，他们中的多数都是经过奋斗才富裕起来的，只要你努力，将来也会像他们一样。”
小冰来自吉林省，几年前，他的母亲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传染给了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却发病较重，已于两年前去世。小冰说：“我的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这次在刘爷爷家，我感觉特别亲切。刘爷爷除了送给了我一个随身听，还给了我一双他的旧袜子——是两层的，外边的比较完整，而里边的已经破旧，他让我将来无论条件多好，都要艰苦朴素。”
生日蛋糕
在夏令营闭营式上，身材瘦小的小帆坐在前排默默地掉泪，这几天无微不至照顾他的符佳阿姨，正在一旁轻声地哄劝他。
小帆已经15岁了，看上去像个小学生，实际上他也没上过中学。前几年，母亲因癌症去世，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但父亲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家里的生活重担就由他瘦小的身躯来承担。他辍了学，每天都要在地里忙农活。“我从不到别人家去玩，村里的孩子并不在乎我家有病人，但好多家长却不让他们跟我玩”，小帆深深感受到了来自周围人的歧视。
这次跟符佳阿姨回家，小帆享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宠爱。符佳阿姨是国家机关的干部，虽然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家里并不清冷，她和丈夫先后收养了4只被人遗弃的小猫，因而也是热热闹闹的。叔叔阿姨非常喜欢机灵的小帆，给他安排好丰盛的饭菜水果，还买了新衣服和旅游鞋。第一天晚上，小帆不敢在这个“新家”单独睡觉，就主动提出跟他们睡在一间屋里，这让叔叔阿姨倍感亲切。
小帆告诉记者：“下个星期我就整15岁了，阿姨要提前给我过生日，叔叔还出去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从小就知道城里的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回是第一次。”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与小冰、小帆一样，所有参加这个夏令营的孩子都有着心灵的创伤，也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感受到了来自“爱心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抚慰。
但夏令营毕竟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又回到残酷的现实中。不容回避的是，“爱心家庭”中的温暖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呢？联合国儿基会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据他们以往的跟踪调查，到过北京参加活动的艾滋病致孤儿童，回去后都有了一定的积极变化，特别是对未来有了明确的追求目标。
但愿小冰、小帆们，能和所有同龄人一起，在阳光下成长。
两名艾滋病致孤的少年分别去著名演员濮存昕和机关干部符佳的家中作客
一枚收藏多年的毛主席像章是退休军人刘正亮送给小冰的见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