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参加天津市第一届津门曲荟，演出了《张鸿渐》片段。文革期间被迫停业，

1979年，被吸收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1980年，恢复演出，并参加天津市实验曲艺团，任曲艺队队长。

2003年，荣获天津曲艺家协会、天津曲艺促进会颁发的“曲艺事业终身成就奖”。八十岁高龄，依然能够地舞台上表演评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006年，开通博客，一直坚持更新有关评书录音、录像资料等。

2010年，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评书专场，当时他登台说了90分钟的《聊斋》名篇《张鸿渐》，让很多评书迷印象深刻。

2011年，受邀在和平文化宫登台多次。他在博客中记录自己的演出心得，写道：“《聊斋志异》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身体允许，我永远不告别舞台。因为我说了一辈子的评书，太爱这门艺术了。但很可惜，现在的市场环境很不理想，将来评书的发展方向谁也没有把握。”

2015年，入选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派聊斋评书”传承人。

2015年11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去世，享年92岁。

聊斋系列：《聊斋志异》之素秋、辛十四娘、胭脂、毛大福、云萝公主、张鸿渐。

其他：《白宗巍坠楼》《义侠传奇》《名优奇冤》。

刘立福表演的评书语言通俗生动，思路细致严谨，情节跌宕曲折，表演时台风亲切大方，口齿清晰，长于摹拟各色人物的神态。对于一些有重要含义的词句，都引用原文进行批讲，他表演的评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婚丧礼仪、社会常识、人情道理等知识；另外他善于抓“现挂”（即兴包袱儿），常常引入书外书，制造悬念，叙事中杂以评论，夹叙夹议，入情入理。他演讲的评书聊斋，对原作的人物增加了很多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描述，把场景勾勒得更加细致，并且增添了不少富于戏剧性的细节，以丰富原作的艺术形象。不以奇幻的情节炫惑听众，而着重于挖掘原作的故事隐喻现实人生，赞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使其具有较强烈的通俗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刘立福曾是天津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之一。陈派评书以《聊斋志异》题材见长，又借鉴了京剧的表演艺术，用生、旦、净、丑来区分角色，刻画人物，讲究说、白、做、学、评。正是这些独到之处，吸引了众多的听众。尽管刘先生近年很少登台演出，但在“津门曲荟”和“评书艺术进校园”活动中，刘先生仍为广大观众和学子们进行了表演，大家欣赏到了久违的老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刘立福擅讲说《聊斋志异》，其演讲的方法与陈士和、刘健英一脉相承。语言精炼、细腻传神，表演风趣，对于生活和各种民俗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验，书中细节说得详实，书中人物的语气描绘得惟妙惟肖，书外穿插讲究，如《胭脂》中的典故“倩女离魂”、“连城之玉”等等；“包袱儿”运用得当，如《毛大福》中人和狼的对话等；善于运用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塑造人物性格。

刘立福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不少曲艺爱好者的悼念。不过，与流行明星的花边新闻相比，其受关注程度并不高。有位网友感叹：“各大新闻网站碰到某厨子出身的三线明星马路吐口痰都能写500字，这么一个老艺术家作古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不谙世事，难说评书。父亲原来不同意去学相声，他希望我上学、从商。这话说得有点远了——我父亲起先也不是说评书的，他是学生出身。我家祖辈经商，我大爷是铁路段长，二大爷是天津市的邮局局长，我父亲那时候就算是大家庭的公子哥。后来老人没有了，生活困难了，就得找谋生之路。我父亲从小就喜欢京剧，后来又喜欢上了评书，所以就拜了我师爷。我小时候环境也不好，生活很苦，受他影响，就想干这个。后来老一辈觉得我是这个材料，我父亲一看，没办法，干脆就干这个吧。

我们那时候是挣“天儿钱”，歇一天三天上不来座儿。那可真是神仙老虎狗，赚钱后舍得花着呢——当然不是胡花，与朋友们吃顿饭，或者听说谁有困难就看看去。另外在那时候，像张寿臣、我师爷他们都抽大烟——建国后都戒了——钱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种社会就这样。当时觉得，干这行地位是低，但在台上表演的是艺术，下台以后对别人恭而敬之，你尊敬我，我也尊敬你。你演出，他有乐趣，你不伺候他，他就没有乐趣。以后你到他那儿去，他也得服侍你，因为他干的就是那个工作。但你不能小瞧他，否则你没有道德，人心嘛，对不对？这是互相的，人是一样的，只有劳心劳力之分。就像做生意，你赚钱的时候得对别人表示恭敬。哪怕人家就买你一块钱的东西，你也得客客气气，人家下次才会往你这来，那是礼。所以说未曾学艺先学礼，你教别人的时候，你不会做人,你的作风本身就不正，那教别人能好得了吗？

学说相声以后我就到处去演出，一直到二十多岁时也没有合适的搭档，也受气，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混出来。后来我父亲说，干脆，还是关上门，我教你说评书。我有一定的基础，从12岁起我就听他们说，听多了，照猫画虎慢慢练，一边干着一边学着，总在长进。可我是小孩，不懂人情，怎么说评书？说书的领域很广，大鼓书是说书，唱竹板书也是说书。一个人说、没有伴奏就叫说评书了吗？不是。这里有个“评”字，你得有评论、分析，所以这就很深奥了。说书靠的是演员的知识，你懂得越多，评得才越深。人情、是非、道理这些东西，你没有社会知识怎么去评？说书时，你得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讲出来，才能让人长知识、受教育。为什么两个人动手打架？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好人、坏人都怎么通过语言形象表现出来？这非一日之功，要一点点地学，慢慢受熏陶，得有“明”师指点，这个师不是大腕，是明白的老师。

可见说评书不是我们平时想的那样，张嘴就说。我师爷陈士和曾说过，他收了三十多个徒弟，就出来一个半，一个是刘健英，半个是张健声。《聊斋志异》并不好说，它是古典文学，从原文来看，有故事，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人情知识。要想说评书，各方面几乎都得明白一些。《聊斋志异》里有很多人情世故。有人说《聊斋志异》是“鬼狐传”，错了。它的作者蒲松龄是借用鬼狐神，把当时老百姓受的折磨和冤屈给揭穿了，为他们申冤昭雪。这部书说出去，你得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主要的意义是什么？要说明什么问题？评书里面讲究气口、贯口、喷口、盖口、炸口、驳口。你怎么用这些来表演？说、谈、批、评、论、讲这些技巧怎么应用？大小劲儿、高矮音儿、语言感情你都得具备。光看看书，然后上台把醒木一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不能叫评书演员，更谈不上什么评书艺术家。

评书学法：像人家唱京剧的，可以先练基本功，压腿、靠腰、走台步，然后再慢慢练云手、发音、说戏什么的。评书表演就没有规范的理论，这是一个空白点。就是听、模仿、理解、看书比较。比方说张飞出场了，他是什么性格？言谈举止什么样？关公出场了又是什么样？然后再练，先练习嘴上的功夫——我们虽然讲究口语化，但是吐字要清楚。有时候我师爷、我父亲他们坐在一起说闲话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听着——我们就叫它悟性。但是我从1986年退休后，就经常琢磨，想把评书的艺术道理研究出一些梗概来。

遇到的困难：有一次从外地回天津，吓了我父亲一跳，因为我这一回来增加生活开销了。当时我一看我父亲着急了，就说您甭着急，我就是看看您来了，这就走。其实那时我是真没辙了，兜里就几毛钱。但是做人嘛，你得替父亲着想，不能让父亲替你着急，是不是？他问我去哪？我说我去塘沽。到塘沽下了火车以后，我先在新华旅社开了间房，把铺盖卷放下后，出门儿卖了棉袄给人家房钱。然后找地方说书。我在那碰上李润杰了，平时关系都不错，但一到干买卖就不能让人了。那时李润杰在那边演，我在这边，一到我该要钱的时候他那边就给我搅和了。没办法，我一看他快到要钱时一下蹦桌子上去了，在桌子上演，人就全围过来了，也搅和他。后来他跟我说“兄弟，咱哥俩合了吧”，于是我们就合着干了。

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师爷相继去世后，我的业务慢慢“抬头”了。那时候正月节到五月节是一节，五月节到八月节是一节，八月节到年底是一节，你会的书得够支撑的。好演员用不着去找书场，书场方面会主动找你来，你在这个地方表演一赚，还没到下一节，别的书场就去家里找你了，甚至给你送礼，邀请你下一节去他们那里演出。说书的都在书场里，而且只有说书的，没有其他曲艺形式。各个曲艺形式的观众不一样，有听惯了大鼓的，就不听评书。天津过去有茶楼，一般都是老先生们去。茶楼和书场不一样，书场是十几分钟说一段，一段一收钱；茶楼是进门收一毛五分钱，连管茶水。分账方式也不一样，一天赚钱下来，茶楼和演员各分一半，书场则是三七分账，演员拿七。听评书的人很多，不过也分地方，有的地方做小买卖的多，小贩忙活了一通，抽空就去听听书，听了一段再出来做买卖。

就是吃过苦，挣过钱，知道如何为人了。你干这行，就得爱这行。我喜欢和别人比，看到人家不如自己也得意，看到别人比我说得好，也知道自己差得远。那时我最喜欢聊天，每天早晨起来，和我父亲去澡堂子洗个澡，然后坐在那聊天，挺长知识。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有用了。我也喜欢听京剧，从中吸取营养，听完了马连良唱，再听奚啸伯唱。他怎么这么唱？这腔为什么美？奥妙在哪里？说明什么问题？都得用心琢磨。

这就和上学一样。遇到不懂的事情怎么办？问啊，查书啊，不能一知半解。有时候我和老观众在一起，人家给我挑毛病。嗬！我高兴，这比请我吃顿饭强。有句话叫礼贤下士，说着容易，可有时候不好问着呢。走在马路上遇到点事儿，我就寻思：这人怎么这样啊？他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在街上也好，在饭馆也好，别人聊闲，你听着，这就是知识。我第一次去沈阳时，走在街上，听人家喊：“夜壶苞米。”就纳闷：夜壶是尿壶啊，怎么和苞米放在一块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喊的是“热乎苞米”，有当地口音，我听岔了。《聊斋志异》里有很多字，我师爷、我父亲都是另外一种读法，到底对不对呢？就得问。可是我怎么问？像咱们平常那样，你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你了？不是那样，不好问着呢。“爷爷，您这个字怎么这么念呢？字典不是那么念。”我敢那么说吗？不敢。好容易小心地绕弯说出来了，他问我：“你那意思呢？好啊，能耐还没学会，学会挑毛病了！”他得骂完了之后才告诉你答案。回头你去印证，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得碰钉子，碰了钉子之后长见识。

“老板”与“先生：正式称演员为“先生”的，就是说评书的。说评书的祖师爷是谁？是孔夫子。说评书的人，讲仁义，说道德，谈古论今，因此称“先生”。光会骂街，谁能称你为先生？所以说，不是一个人在那白话就是评书。

艺术上的追求其实是一生的事情。建国前我曾经到东大沽去演出，在那赚了，满座儿。我说得挺美，认为自己不错了，就歇了一天，回天津市里。正好我父亲那天在鸟市表演，说的也是我在东大沽说的那段。我这一听啊，才知道自己差得远呢。1953年我去沈阳演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也赚钱了，又很得意，可是回来再听我父亲、我师爷他们说，还是和他们差得很远，以后也是如此。为什么呢？他们也在创新、发展。

正式的回目有431个，不是拿过来都能说，那得多大能耐啊？把《聊斋志异》看透了，未见得说的了《聊斋志异》的评书。我师爷的师父是清末的秀才张智兰，他把《聊斋志异》变成白话再加以讲解，到我师爷那时慢慢发展成了现身说法式的，才有了生、旦、净、丑等人物刻画。他连学习带钻研也就能说51段。可是我经常听他说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目。我父亲根据自己的擅长再发展，丰富了一些书目。我师爷当初说过，你想学陈士和？从你“洗三”(出生后第三天)那天，到你“接三”(去世后第三天)那天，学“死”了，你也不是陈士和，你能把他的东西学成后再变成自己的，就行了——就是这话，你得根据个人的天赋有所发展。所以我学了我父亲和师爷，根据自己的爱好又多加了一些内容。《今古奇观》我整理出来几段，《夜雨秋灯录》整理了几段。并不是说整理完就能拿出去说，还得经过实践，观众听了得满意才行。你得先在台上说美了，才能叫观众听美了，如果让书“捆”住你了，那观众听着能不别扭吗？

评书前景：为什么现在评书不行了呢？原因在于把赚钱当目的。开书场能赚多少钱？听说北京有书场，一礼拜演两天，上不了多少座，一张票二十。现在开个茶社，演出时上个花篮又是多少钱？评书不会灭亡，但首先不能把赚钱摆在第一位，有人为了赚钱可以把人格丢了，那就继承和发展不了评书。我的想法是，为了艺术，可以吃些苦，但心中能够知足常乐，你得知道自己怎么活着。哪怕我一个月就拿几百块钱，成天吃麻酱面，我也能吃得挺美。因为我有精神寄托——看书、研究艺术。不能拿经济去衡量人，没有钱不算穷人，没有知识才是穷人。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这就是我的人生乐趣吧。

媒体认识：真正的评书现场演出一般人看不见了，只能通过电台、电视去欣赏。其实评书很需要借助媒体，但要互相尊重，不能说谁去适应谁。真正的评书，好的东西不能丢，也不会丢。

说了六十多年《聊斋志异》都不觉得腻。1970年，我转业到工厂去了。1980年落实政策后，当时市文化局的刘瑞森局长找到我，叫我回来说书。可我在工厂混得不错，而且“文革”时我那一箱子书都交上去了，书都没有了。我就告诉局长说我不干了，您别找我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立福，你说你不干，是气话，你要说你不爱评书，我不信！”就这一句话把我给说哭了。为什么？就是你问我的，腻吗？不腻。我是把它作为一个精神的支柱，因为这里面有无价宝。说《聊斋志异》，学《聊斋志异》，通过学评书，我知道我怎么活着。过去上座儿少的时候，有人说你看人家怎么怎么着，我说我要是光为了赚钱，就不干这个了。

金钱的观念：无所谓。人的一生几十年，今儿赚钱，明儿死了，如果被金钱牵着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那活着也是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