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08 17:21
刘节（1901年8月8日—1977年7月21日），原名翰香，字子植，自号青松。浙江省永嘉县人。中国当代历史学家。
刘节，字子植，浙江永嘉人。刘节自幼勤奋好学。1926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跟随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从事古史研究。期间曾写了《洪范疏证》。该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尚书》中的《洪范》一文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拟定《洪范》为秦统一中国以前、战国后期阴阳五行托古之说，颇受梁启超的赏识。梁启超认为：关于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而《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洪范疏证》提出的证据“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可谓空前一大发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此后，刘节又发表了《好大王碑考释》等一些较有份量的论文，从而在古史研究方面渐露头角。
1928年，刘节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31年又回到北京，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1935年转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离开北京。
在北京工作期间，刘节主要从事古器物和古文献的考释工作，他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的造诣甚深。在进行考证时，经常运用甲骨文、金文以至音韵、训诂学方面的知识，为研究古史从不同方面作出成绩。如1933年夏天，安徽寿县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有文字的三十多件，刘节据此写出《寿县出土楚器考释》。该文对诸器铭文、形制与纹样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定了诸器的制作年代。在考释过程中，发现和订正了《史记·六国年表》和某些汉朝学者由于不懂楚国文字而产生的伪误。刘节对诸器的制作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文中还考订了曾国的氏族分布与移殖情况，并证明了曾、楚之问姻娅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刘节从北京南下，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后又到四川，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
这一时期，尤其是在四川任职期间，刘节潜心研究诸子之学。先后写了《老子考》、《辨儒墨》、《管子中所见之宋尹一派学说》等考释诸子的文章，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在古籍《庄子·天下篇》中，曾谈到宋全开、尹文一派的学说本应在先秦思想史占据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宋、尹的著作没有直接保留下来，所以后世论及他们的思想便语焉不详。刘节独具慧眼，通过对比研究，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宋尹一派的学说，并写成《管子中所见之宋尹一派学说》一文，将《管子》中四篇宋、尹的学说与其他各家作内在、深入的比较，指出其相互关系与异同。大大开拓和丰富了对宋、尹一派思想的研究材料。当时，郭沫若研治先秦诸子。写出《宋全开·尹文遗著》一文，也得出了与刘节大致相同的看法，并在后记中肯定了刘节的成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节离开四川，并自1946年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49年，广州解放后，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直至1954年全国院系第二次调整，才不再担负行政工作。此后，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虽然承担较多的教学任务，但仍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刘节的学术道路并不平坦。从50年代以来，他的“天人合一”等观点多次受到批评。但他并不因此放弃教学科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刘节受到很大冲击。晚年又身患不治之症，但精神仍然乐观，只要身体稍好，总是手不释卷。
1977年，刘节在广州病逝。
在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先秦诸子思想、史料学和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1927年他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1928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丽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的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著的《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前期著作还有《历史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等。
建国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曾撰《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长文，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的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中国史学史稿》为“必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