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2-07 14:56
刘茜，1921年生于山西定襄，思想进步，革命积极。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来到延安，先入“抗大”第二期第15队学习，与队长黄克功两人相识，并逐步发展为恋爱关系。刘年轻美貌、能歌善舞、上进心强，黄英勇俊朗、战功累累、身居高位，应该说他们在外表上还是非常般配的，但是彼此在文化、理念、性格、爱好上的差距却无法调和。刘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岸边被黄克功枪杀。
刘茜本名董秋月。她的祖父叫董崇仁（字子安），在民国初年的山西可谓大名鼎鼎，他曾一度担任晋南镇守使，掌握半个山西的军政大权。有一种说法说他自幼出入晚清宫廷，与内侍人等非常熟悉，并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在辛亥革命山西起义之后，阎锡山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就请董崇仁星夜进京谒袁，竭陈拥护之意。之后， 他便被阎锡山保荐为晋南镇守使，那几年间，董是阎锡山和袁世凯联系的重要桥梁。袁世凯死后，董已无可利用，又兼董对晋南反阎势力不加过问，有违己意，遂卸磨杀驴，将董撤职。据董崇仁后人回忆，他祖上遗下的财产丰厚，无意仕途，在山西忻县买下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堡子”的地主庄园隐居起来。
刘茜的父亲董晋魁，字康侯。生于1900年，是董子安的第三个儿子，因两位兄长早夭，故实际上是长子。他的第一位妻子白氏，生下一女后，因感染产褥热不治身 亡。女孩取名“如月”，襁褓中即被外祖母收养。续娶高荷清，婚后第二年就生了儿子，取名董家宝，继于1920年深秋，生下董秋月——即刘茜。
高荷清，山西代县人，1900年生，小时候裹脚疼得受不了，死缠硬磨才解放了一些，但属小脚之列。幼时随刘茜外祖父高步青到河北、北平、天津等地，见多识 广。高荷清没上过学，全靠高步青的指点，读些《女儿经》之类的书，其余皆为勤奋自学得到的知识，他崇拜十三妹的侠肝义胆。平常常讲做人的道理，说人要学好 是相当难的，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说手心永朝下，不要朝上，要老给别人不要老向别人要东西，为人宁肯吃亏也别贪便宜，要能听别人的劝告，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据刘茜的弟弟回忆，“母亲常向我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回忆代县的风土人情，雁门关及杨家将，佘太君。向我们说阎锡山派执法队长张培梅杀李服膺的故事，李服膺是个软骨头，没见到日本人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对软骨头就该杀。”
刘茜的外祖高步青也大大有名，他是前清进士，抗战前曾任河北高河县令，天津烟酒税务局局长，山西省烟酒税务局局长及山西省建设厅厅长等职。在刘茜外祖母去世后，他在北平买了个妓女。抗战爆发后，太原很快沦陷，他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从北平派下来的，汉奸曾纪纲死后，他就接替了曾的职务伪“山西省临时政府筹 备委员会”委员长。高步青将伪“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改为伪“山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去掉了临时，旨在想尽快扶正。但日本人认为，这样的遗老不是一流的，所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迟迟不敢正式任命。苏体仁出现后，他马上就被冷落了。阎锡山就说：“高步青就是爱钱，为了钱什么都敢干。”后来他改任伪 雁北道道尹，后死于肝癌。高荷清听说后连说死得活该，没骨气的东西死了好，一声未哭，滴泪未流。“出于当时习俗只给我缝了一双鞋后跟未蒙白布的孝鞋，没几 天就把孝鞋拆了，由于气愤拆鞋时竟将鞋帮都撕烂了，说没骨气的东西不给他戴孝。”刘茜的弟弟回忆。
在董家这种封建家族中，长子、长孙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董晋魁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这种地位上，他不满父亲“不能进洋学堂，进去就要学坏”的主张，加上儿子已长 到四五岁，快到上学年龄，高荷清也支持他离家出走，就这样，夫妻二人带上一双儿女来到北平，住在祖上在北京置下的一处房子里，董晋魁找了份抄抄写写的小职员工作，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其时约在1923年。
董崇仁对儿子离家出走的行为非常气愤，但也无可奈何。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追求自我解放的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离家出走，形成了一股股社会浪潮。董崇仁思想保守，视这种行为为大逆不道。董晋魁好长时间不敢回家。 好在手里还有点闲钱，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但刘茜的童年却不幸福。她家的封建意识极为浓厚，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便是董晋魁也不能 免。小时候兄妹之间打架或者闯了祸，挨打受骂的总是刘茜，她只能用号啕大哭来发泄自己的悲愤。家人哄劝不止，索性由她哭个够，以至于哭到后来泪珠里都带着泡沫流下来，哭得筋疲力尽靠着桌子腿睡去。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让儿子读书，却把刘茜关在家里做女红。
幸好，她们回到太原不久，命运就有了转机。有个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表姨妈刘映荷看见刘茜不读书，就不管刘茜母亲同意不，拉上刘茜去找她认识的一位小学校长，插班上了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 她聪明、要强、能干，插班不久就当选为班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她在太原友仁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宣传材料上为自己取名“刘茜”。刘是为 了感念表姨妈刘映荷，茜草是一种红色的染料，表达的是对革命的向往追求。1937年8月到延安后，她就以此为自己的正式姓名。
抗战爆发后，刘茜父母一家，过着流浪的生活，最后一直到天水。在这一历程中，他们始终保存着刘茜的来信。
这些信件中保留了刘茜诸多不为人所知的片段：
刘茜对不叫女孩子上学是十分反感的，在给哥哥的信件中说：“不要因我而影响到姐姐（董如月，同父异母的姐姐，抗战时去了中条山，生死不明）和妹妹（三姐董淑平）的求学，你在家中的地位比较的好一点，劳你为这些弱的妹妹和姐姐帮忙一下吧！你不是时常替女孩子抱不平吗？”
她在给爸妈的信中说：“不过做父母的苦处我是明白的，社会的舆论，家庭的束缚，讥言暗笑，一般封建传统的习惯，层层叠叠地压制父母不得动，不得有点自由，给儿女的自由当然也是不易了！我不去怪做父母的，只痛恨社会的不合理！”
到了延安后，她给哥哥写信说：“我终于走出了狭小的房子，我要去认识这广泛的大世界了。”“只有把握现实的人，才是真正有用的人，现在，我向你告别！我要当看护去了，你耻笑我吗？”
在对待恋爱问题上，当黄克功送钱给刘茜，刘茜规劝他：“送钱吗？假如你爱我，这钱就不应该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该爱大众。”同时还讲了爱情的基础，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 认识的相同。就是夫妻在合理的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的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中得出来的。”本来这种恋爱观是正确的，作为长征干部，却不能正确看待，他最终开枪打死了刘茜。
案发后，黄克功被依法逮捕。
当时，对黄克功案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参加过长征，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应该让他到前线作战戴罪立功；另一种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应该处以极刑。最后，黄克功案件所有材料被上报给毛泽东，同时附有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和黄克功本人给毛泽东的信。
当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操场对黄克功案件进行公开审判时，忽然有人骑马飞奔送来一封信——“毛泽东来信了”。黄克功见状，面露喜色，可他没想到这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了对他的死刑判决。毛泽东在信中严肃地指出，党员干部犯罪是“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黄克功案件影响很大，处决黄克功震撼了整个延安，震动了各级党政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