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按照刘连仁的遗愿，他的家人继续进行诉讼。

2001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2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2005年6月23日,东京高等法院下达二审判决,以国家无大责等理由宣判原告败诉,驳回赔偿要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

刘连仁妻子是赵玉兰，儿子是刘焕新。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县井沟镇草泊村农民。1944年农历八月廿七，正是农民忙着播种小麦的季节。31岁的刘连仁刚下地种完麦子回家，同村人吴天富前去叫他吃午饭，商量请他去帮忙料理丧事。刘连仁推辞不过，手里拿了块熟地瓜吃着便向外走，不料一出门就遇到一伙伪军，不由分说就被绑了起来。当天村里共有20多人被抓，但没走出村头，各家人都凑钱把人赎了回去。只有刘连仁家里没钱，被当做无业游民抓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4年。

原来那帮伪军是专门替日本鬼子下乡抓劳工的。刘连仁被押解到高密县城，和他关在一起的有80多人，都是高密、诸城、胶州一带的贫苦百姓。他们曾两次集体逃跑没有成功，有6个人在逃跑时被鬼子开枪打死，刘连仁脑门上也中了一枪。

不久，刘连仁同许多同胞一道，在日本兵的刺刀押解之下，被带到青岛。他们被关押在伪劳工协会，换上旧军装，照了相，逼着按了手印。1944年10月11日，刘连仁同800名同胞一起在青岛大港码头被逼上日本“普鲁特”号轮船，被当成“俘虏兵”，装入运货的船舱，运往日本。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六天六夜，他们在日本一个叫门司的地方下了船，而后到达北海道空知支厅沼田町，分配到一个叫“明治矿业股份公司沼和矿业所”的矿山做苦工。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1944年11月的北海道已是冰天雪地，连树木也冻裂了皮。200名劳工每天只发一袋半粗面粉，连喝面糊糊都不够。没办法，只好掺些野菜、果渣、橡子面甚至木屑，煮成稀糊，每人喝上一碗。有些人饿极了，就从垃圾箱里拣日本人扔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也有的人跑到日本人伙房的污水缸里偷捞饭渣填肚子。

在这种生活条件下，劳工们开始下矿井挖煤了。矿洞里黑乎乎的，也没有安全设备，空气中弥漫着脏臭味。每人每天必须挖出2吨煤，完不成定量，日本人不但不让吃饭、休息，还用皮鞭抽、皮靴踢，经常把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矿井里，塌方掉煤块砸死砸伤人是常有的事。受了伤不给治疗，更不准休息，许多人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有时，刘连仁被叫去挖埋在煤下的死尸，挖出来的尸首脸涨得发紫，龇牙咧嘴，眼珠子都鼓了出来，看了令人毛骨悚然。

为了能完成规定的产量，刘连仁想了一个办法，早晨喝点稀饭，再多喝水，把肚皮撑起来，省下那个惟一的窝窝头，揣在怀里留着下井干活饿极了再吃。不过不能让监工看见，只好藏在煤块下。可是矿井里老鼠太多，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鼠偷吃掉。

有一次，刘连仁的一位难友藏的干粮被老鼠吃了，他饿得直冒虚汗，干活没了力气。日本监工发现后举鞭就打，这位难友忍无可忍，顺手一抡铁锨，劈中那个家伙。这下可惹下大祸，日本人剥光了他的衣服，绑在一棵树上用冷水泼，一会儿便成了一个冰人。就这样，中国同胞被砸死、累死、饿死、冻死。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下70多人。

虎口深山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谁能忍受？刘连仁下定决心，即使被抓回来杀了，也要逃跑。他把逃走的想法告诉了同乡难友邓撰友、陈增福、陈国起和杜贵香，得到了异口同声的响应。1945年7月31日，刚吃完晚饭，刘连仁和四个老乡瞅准机会冲进厨房抢了一些干粮，不顾敌人开枪示警，翻墙而逃。墙外是一个粪便池，他们拼命从池子里爬出，一口气狂跑，终于摆脱了监工的追捕。

从此，刘连仁他们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往哪里去呢？他们以为西北方向会有通往祖国东三省的旱路。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太阳的出没，他们在深山中好容易才辨明了西北方向。

一天，他们爬上一道山岗，望见山下有日本妇女、老人在田里劳动。日本人种的庄稼开着诱人的小白花。强烈的饥饿感涌上心头。刘连仁对大家说：“走，到山下弄点吃的，不然会饿死的。”说完，他率领四个老乡下了山。他们刚到山脚下，忽然听到竹林里沙沙作响，竹枝动处有人影晃动。坏了！被日本人发现了。二十几个日本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虽然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但5个人早在煤矿就被折磨得皮包骨，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刘连仁跑出一程回头再看，只剩下陈国起、杜贵香跟在后头，显然，邓撰友、陈增福被日本人抓走了。想到这两位患难兄弟凶多吉少，三个人禁不住恸哭起来。这次下山，使他们失去了两位难友，但意外地发现地里开白花的是土豆，从此，他们白天在山里转，夜里下山挖土豆吃。

几天以后，刘连仁等走到海边，发现海边有冒着白烟的火车。他们想，日本有铁路通往朝鲜，到了朝鲜再往北不就是咱们的东三省吗？于是三人决定，白天躲在山里，晚上沿着铁路往北走。有一次正走着，突然碰到铁路上的人，只隔几步的距离，跑已经来不及了。对方问话，多亏三人都会几句日语，黑里含含糊糊地居然应付过去了。又有一次，三人在山上一棵树下休息，一只狗熊迎面走来，吓得大家直打哆嗦。刘连仁年龄大几岁，阅历多一些，他忽然想起在家乡时老人讲的故事，说狗熊虽厉害，但不吃死人。于是三人立刻躺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气也不敢喘。果然，狗熊好像没发现有人，掉头走了，他们才幸免葬身熊腹。

北海道的天气令人讨厌，6月才化完雪，9月又飘起雪花来。地上有积雪，落下脚印少不了引人来找，再遭到毒手。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山里找个洞穴躲起来，过了冬天再想办法。他们踏遍了山山岭岭，也没找到一个理想的山洞，大家失望了。刘连仁说：“没有山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挖，先避过寒冬再说。”他们从铁路边工棚里找到了一把旧铁锹，选了一个僻静的山沟，就开始挖洞，同时夜里还要下山搜集过冬的食物，海带、鱼干、土豆，凡能充饥的什么都要。挖好洞，存下些口粮，大雪随之就封山了，再出去活动就会被人发现。

于是三人蜷缩在洞里开始过冬。天气太冷了，他们从田野拣来纸袋子，用榆树皮缠成绳子绑在身上御寒。漫长的冬季，存的口粮不够吃，他们都自觉省吃俭用，饿极了吃口海带、啃口土豆、舔口雪水，算是一顿饭。为了减少饥饿的感觉，缩短冬日之苦，他们学习动物冬眠，多睡觉少活动。后来大雪封住了洞口，透不过气来，扒了十几尺深，才露出个口子来，雪花顺着洞口飘进来，身上像被刀割，简直要把皮撕裂开似的。封一次扒一次，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熬过了第一个穴居的冬天。

盼到第二年天暖雪化，掐指一算，已在洞里呆了半年多。乍一出来，个个面色发白，双腿麻木，见光流泪，浑身酸痛，已经不会走路了。他们用手揉搓着双腿，扶着树木重新学习走路。练习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走动。

能走路还得想办法回祖国，三人决定漂海。一个月夜，三人发现一条小船，就扬帆下海，可是船往西北漂了一会儿，又往回漂。原来是东南风刮到山谷又折回来。三番五次总是漂不出去，眼看天亮只好回来，漂海回国最终失败了。

后来，他们碰到一个60岁左右的渔民，看样子很善良，就央求他送他们海。这老渔民担心落个叛国罪，摇头拒绝了。这样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引来了日本人搜山。三人在山里躲了五六天，看看没有动静，估计搜山的日本人可能撤退，想下山找点吃的。谁知途中碰上了20多个日本人，原来日本人并没有撤走。他们猝不及防，两个同伴被抓走了。

五位同胞一起逃出虎口，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刘连仁绝望了。“该是我命绝的时候了，与其被他们抓去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痛快。”他想。刘连仁抹掉脸上的泪珠，面朝祖国跪拜了亲人，慢慢地挽起了草绳，搭上了树枝……谁知这条草绳日久腐烂，刘连仁身材高大，一上吊绳子断了，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上。刘连仁挣扎着爬起来，坐在石头上又想：我刘连仁自幼没做过亏心事，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尽了苦头，活到如今，为什么要落个这样的下场？不能死，要活下去！

虽然是穴居野外，也得想法弄锅找火吃熟食。刘连仁每次下山搞食物，都留心找火柴和煮饭用的炊具，费了一年工夫，他弄到了一个新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这就是他的锅灶了。炉和壶成了刘连仁的伙伴，帮他生活下来。第三年找到了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找到了两根针，衣鞋破了可以缝补缝补：在第六年，又找到了一件美式军大衣，既当衣服又当被子。就这样一春复一春，一冬复一冬，过着辛酸的生活。

有一次，一个采栗子的女人在山上遇到了他，吓得鬼哭狼嚎般地逃下山去。她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刘连仁边想边到小河边一照，哎呀！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由于长期没剃头刮胡，须发蓬松，污垢满面，衣着褴褛，活像一个野人。

结束13年的野人生活

刘连仁把一年分成两季，下雪是冬季，化雪是夏季；月亮圆一次是一个月，太阳升一次是一天。他就这样盘算着日子，迎来了第十三个冬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架打稻机旁，找到了半袋大米，一桶煤油。真是好运气，恐怕这是十几年来最舒服的一个冬天了。他省吃俭用，直到来年1月还有米和油。

因为这年烧火较多，洞上很厚的积雪让热气化出碗口大的一个空隙，可以窥见青天，并听到外边的动静。一天，洞外传来嚓嚓之音，刘连仁出去一看，只见外边全是人的脚印，顿时感到自己被人发觉了。原来那是一个叫夸田清治的猎户，在追野兔时发现了刘连仁住的洞口。时间是1958年2月8日。刘连仁只好逃了出去，但因为严寒，晚上还得回洞休息。几天后，夸田清治带着10多个人找到了刘连仁，刘连仁奋力搏斗，还是再次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起初日本政府诬蔑他是非法入境的特务，在东京华侨协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等友好团体的大力帮助下，刘连仁被证实是日军侵华时抓来的劳工。

1958年4月10日，在祖国的关怀和中日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刘连仁踏上了归国之途。

2013年4月7日，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声援团一行24人来到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祭奠世界著名反法西斯斗士、中国受害劳工刘连仁，参观刘连仁纪念馆、刘连仁故居，并看望了刘连仁的妻子赵玉兰。出席公祭活动的中日双方代表一致呼吁，要将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索赔活动进行到底。

2016年，由中日友好人士共同出资建立“刘连仁纪念馆”。

最早面世的关于刘连仁事件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欧阳文彬所写《刘连仁》（新文艺出版社）。

1959年，三好一翻译的《洞穴中藏身十四年——中国俘虏刘连仁的记录》（新读书社）在日本出版。之后该书出版两次，书名也有变化：《洞穴中藏身十四年——被强行掳走的中国人记录》（三省堂，一九七二年）、《洞穴藏身十四年——被日本强行掳走的中国劳工刘连仁的逃脱记录》（新读书社，二〇〇二年）。初版中的“俘虏”一词指军人，被绑架的民间人士虽然穿上军服却只是为了伪装。初版发行时，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茨木纪子撰写的《刘连仁的故事》（《镇魂歌——茨木纪子诗集》，思潮社，一九六五年）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后相继又出版如下几种书籍：野添宪治的《刘连仁：洞穴中的战后—中国人与强制掳走》（三一书房，一九九五年）、早乙女胜元的《从洞穴到洞穴的13年——刘连仁与强制掳走》（草根出版会，二〇〇〇年）、森越智子《活着——刘连仁的故事》（童心社，二〇一五年）等。

中国方面，1988年，莫言的小说《人与兽》，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祖父在北海道逃亡故事。该小说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后改名为《野人》，成为《红高粱》的第七章d。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也可读到这个故事e。2004年，秦忻怡《野人刘连仁》（黄河出版社）出版。

《中国野人》（《青年文学》二〇一六年第二期），是房伟的“幽灵抗战”系列作品之首部短篇小说。

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大田宣认为，“刘连仁事件”是日本掳掠中国劳工极具代表性的，掳掠中国劳工事件很明确表现了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犯罪的本质，是规模很大的种族歧视历史性事件。

中国律师康健说，前来参加关于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赔偿问题研讨会的律师和专家虽来自不同国家，但拥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还原历史真相和对受害者的尊重。她认为对中国劳工的赔偿诉讼并不是复仇，而是讨回历史公道，但是日本政府和很多企业对此认知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十三年穴居山洞，誓死对日讨取公道，刘连仁坎坷的一生，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控诉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向强权低头的最好证明。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和审视这段灾难的历史，目的是在缅怀历史中奋发图强，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前行。（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