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被选拔到中国登山集训队。

1956年4月，他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同年6月，他到苏联参加了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斯峰。同年7月31日，又随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了我国新疆境内海拔7530米的慕士塔格峰。

1957年6月13日，他又成功登上了我国四川境内7556米的贡嘎山，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

1958年起，刘连满任国家登山队教练员。

1960年春，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刘连满以主力队员身份参加了这一次攀登活动。

1960年9月，刘连满和张俊岩一起来到拉萨，参加了组建西藏登山营的工作，并随即前往南迦巴瓦峰和希夏邦玛峰山区进行了侦察。

1963年建国14周年时，刘连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接见，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1973年，为了照顾他的家庭，组织上把他调回了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担任消警科长。后来，他养了一头猪，正准备卖下钱给妻子看病，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挨了一顿批斗。

1993年，刘连满退休。年逾古稀的刘连满，如今身体还非常硬朗，走起路来还像以前一样。篮球不打了，象棋还照下不误。

刘连满的家庭是中国北方农村典型的贫雇农户。当他五岁那年，父亲逝世，家里连一只装凉水的瓦缸都没有。寡妇和孤儿背着家里的一床破炕席，走过连绵的村庄和市镇，在风雨飘摇中向人乞讨——这就是刘连满走向生活的开始。

为了养活年迈的母亲，刘连满十三岁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咬着牙关为财主们“扛活” 。那时，他总以为只要自己诚实地劳动，生活就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但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分日夜地像牛马一样地劳动，母子俩仍然衣不蔽体、食不供口，遭受着饥寒交迫的折磨。直到解放，刘连满才从贫困和饥饿中摆脱出来。

解放几年来，在党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下，刘连满像一颗火种，开始燃烧起来。只要党指向哪里，他就愉快地走向哪里。刘连满常说：“没有党就没有我刘连满，我跟党走定了！”

1960年春，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接近“第二台阶”顶部三米的位置，队员们无法攀越。刘连满想出办法，甘做“人梯”，其他三名队员踩着他的肩膀爬了上去。这时，刘连满因耗尽体力（在那样的高度进行这样大的动作是很艰难的），过度疲劳而被迫留下来（这时距离顶峰只有140米），其余三人以最快速度登上了顶峰。 刘连满躺在“死亡地带”的高度上，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在急需氧气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把最后的氧气留给那三位冲顶的队员。而他选择了死亡的到来。

这几句深深的透露出探索，需要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他毅然蹲到岩壁前，让别人踩在他的肩上，然后慢慢地站起来，让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身体都有严重的反应。刘连满的眼前冒着“金花”，两脚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这些语言令人感动。‘毅然’一词表现刘连满已做出牺牲的准备，眼冒金花、两脚颤抖、呼吸沉重等后果他也应该意料到了。最后，他不但不能登顶还差点送了命。”

这几句话，读出刘连满甘做“人梯”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他在离顶峰，离自己的梦想，离自己的荣誉只有一步之遥时，放弃了个人利益成就了群体的成功。“他担心自己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不知道他的氧气筒里还保存着氧气，他又挣扎着坐起来，用铅笔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 刘连满

写出了刘连满在危急时刻“担心”的是别人，不是自己！ 而且“挣扎”一词体现了他的艰难与毅力，这顽强的毅力来源于对战友的关心，惟独不顾的是自己的生命。

中国登山队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刘连满以主力队员身份参加了这一次攀登活动。他一直走在队伍前边，负责侦察修路。队伍通过北坳“冰胡同”时，他将一个个队员从下方拉了上去，表现了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崇高的道德品质。最后，他作为主力队员参加了突击顶峰的活动。突击队伍为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指挥，决定由王富洲担任组长第一代理人，刘连满为第二代理人。

刘连满甘当“人梯”的事迹传遍了世界，老人家当年舍己为人、九死一生的经历令他成为了中国登山界的一面旗帜。刘连满也因此获得了整整一大口袋的各类荣誉证书和奖章。其中，由贺龙元帅签发的登上慕斯塔格山峰的奖章、证书以及中国体育最高荣誉奖章一直是刘连满最心爱的东西。

更值得刘连满自豪的是，他的“人梯精神”不断地感染了几代人，至今他还是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的德育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