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正月，宋将李横屡败齐兵，攻陷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三月，宋将李横传檄收复东京（今河南开封），刘豫请金兵迎战于牟驰冈（今河南开封西北）。李横乃败，颍昌（今河南许昌）归齐。九月，刘豫乃遣通判齐州傅维永等五十余人自登州（今山东蓬莱）浮海，至交趾册封交趾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交诸溪洞酋长。金朝亦遣毛都鲁等二十余人偕行。十月，齐将李成陷邓州（今河南邓县），宋将李横弃襄阳，奔荆南，后入洪州。襄阳，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相继为齐所有。在襄汉地区的军事扩张，是伪齐在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伪齐占据襄汉地区，切断了南宋东南地区与川陕的联系，影响了其进退攻守的军事主动性，威胁了南宋的安全。不仅如此，刘豫侵占襄汉地区也有利与杨么军的联系，伪齐和杨么因而很快结成军事同盟，制定了联合灭宋的军事计划。

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正月，宋将关师古率军自武都（今甘肃武都）寻粮至齐境，袭击大潭县（今甘肃武都北）。宋军深入至石要岭，遇齐军，大败，关师古单骑降齐。南宋失洮岷地区，仅剩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二州。二月，为配合金军的入川行动，刘豫派心腹刘夔与金军联兵十万，进攻仙人关。由于宋军的顽强抵御，三月，齐金军被击败。仙人关之败迫使金军最终放弃了入川的打算，而作为金军侵蜀的附属，仙人关之战中的配角，伪齐军再也不敢妄自窥蜀。五月，宋将岳飞出师襄汉，李成闻郢州（今湖北钟祥）失守，弃襄阳逃。岳飞进据襄阳，并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宋将牛皋攻随州，随州易手。为扭转不利战局，刘豫再乞师金朝。金朝派刘合孛堇前来，与李成会合于邓州西北。时伪齐知邓州高仲也率守兵与李成合兵。为迎击宋军，七月十五日，齐金军数万人出城三十里，扎寨三十多处。但在岳家军的突击下，齐金军“大溃，刘合孛堇仅以身免”，高仲退保邓城，据城作为抵御宋军的最后依托。但岳家军紧随其后，高仲难以抵挡宋军的猛烈攻势。十七日，邓州失守，高仲被擒。二十三日，齐金军再次失利，唐州、信阳军同日失守，“襄汉悉平”。自此，伪齐为守御襄汉而与岳家军的军事对抗，以伪齐的彻底失败、退出襄汉而告终。九月，刘豫采纳罗诱南征议，遣卢伟卿向金乞兵。金主遂命完颜宗辅为左副元帅，完颜昌为右副元帅，率兵五万南侵，以完颜宗弼为前军之将。完颜宗辅令诸路汉军，均需亲行，不许募人充役。刘豫以其子刘麟合兵南侵。伪齐此次南侵虽声势浩大，给南宋造成较大压力，但到十二月即因金人退兵，而仓皇逃遁，匆匆结束了南侵行动。伪齐选择在秋季南侵，原本契合金军惧暑耐寒的习性，但金齐联军万万没料到，这年冬天的雨雪影响了粮道的畅通，金军既不能从伪齐获得正常的粮草供应，又被韩世忠扼阻于江北，不能就粮于江南，以致军心不稳，甚至有人飞书金军主帅，威胁准备叛变。这时，金太宗死讯南传，金军主将急于回国处理权力再分配问题，加上担忧南宋决淮西水以灌其营，遂率先撤兵。由于金军退出战场，伪齐失去了继续鏊兵两淮的实力，刘麟、刘猊便“弃辎重遁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至宿州方敢少憩”。

金天会十三年（伪齐阜昌六年，1135年）正月，齐金联军放弃在淮南的重要据点濠州，南侵之行终以不利告终。闰二月，齐将商元突袭信阳军。七月，刘豫废明堂为讲武殿。十月，刘豫令百姓鬻子依商税法许贯陌而收其算。刘豫献《海道图》及战船木样于金主完颜亶。

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九月，刘豫闻宋主亲征，乃急遣人向金主求援。金主遣右副元帅兀术率军驻黎阳（今河南濬县）观望。刘豫命其子刘麟率军由寿春（今安徽寿县）犯合肥，是为中路。又命其侄刘猊率军由紫荆山，出涡口（今安徽怀远附近）犯定远，以趋宣（今安徽宣城）徽（今安徽歙县），是为东路。命孔彦舟率军自光州（今河南潢川）犯六安，是为西路。计签乡兵三十万，号称七十万。刘猊以众数万过定远县欲趋宣化（在今南京江北）以犯建康。宋将杨沂中在赵家坊（今安徽定远西南）击败刘猊前锋。刘猊亦恐孤军深入，南宋军击其背，于是与刘麟会于合肥。十月，宋将杨沂中率军至藕塘，与刘猊军相遇。刘猊军据山，矢雨下。杨沂中令摧锋军统制吴钖以劲骑五千冲击其军，刘猊军乱。沂中又纵大军掩击，自将精骑绕出其旁侧，短兵相接，会宋将张宗颜亦至，于是刘猊军大败。宋俘齐军万余人并俘获其大将李谔、李亨等数十人。刘麟在顺昌闻刘猊败、亦逃。宋将刘光世遣王德追击，宋将王德与杨沂中追刘麟至南寿春而返。孔彦舟亦退兵，金齐联军遂败。

金天会十五年（伪齐阜昌八年，1137年）八月，宋将郦琼率所部四万人降齐。十一月，金尚书省奏称刘豫治国无状，金主遂命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侵江南为名，兵至汴京，先诱擒刘麟，又以骑兵控制宣德门等宫门，强迫刘豫乘马至兵寨议事，囚豫于金明池，遂废刘豫为蜀王。

作为金朝的傀儡政权，伪齐与金朝的边界完全由金朝所规定。金朝立伪齐册文曰：“锡尔封疆，并从楚旧”，因此伪齐的疆域必基于伪楚的封疆。而金朝立张邦昌的册文中，明确规定伪楚的管辖范围“自黄河已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由此看来，金齐以黄河故道（即旧河）为界是总体的原则。

伪齐的疆界，与金朝接壤者较稳定，“以河为界”。与西夏的疆界，史无明文，但在伪齐建国的前三年，即天会五年，金曾经划分过伪楚与西夏的边界。其间隔时间不长，伪齐的边界线应与这条边界线相去不远。伪齐与南宋则从未划定边界，实际控制线也变动频繁，双方争夺激烈，呈现拉锯状态。在东线，齐宋基本以淮水为界，某些地方宋军甚至越过了淮水，如淮水以北的链水军、泗州即为宋军所据。在中线，齐宋拉银战中，伪齐起初占优势。截止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十月，伪齐占领了虢州、邓州、襄阳、随州、郞州。但在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先后收复郭州、襄阳、唐州、随州、邓州。随后，宋在此设立襄阳府路，后改升为京西南路。在西线，宋军在富平会战失败后，全线馈退，至金天会九年（1131年）六月，“关陇六路尽陷，止余阶、成、岷、凤、洮五郡、凤翔之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宗翰既得陕西地，悉与伪齐。”绍兴四年（1134年）正月，宋将关师古兵败降齐，“自此失洮、岷之地，但余阶、成而已”。但在金天会十三年（伪齐阜昌六年，1135年）二月，宋将吴璘、杨政收复秦州；岳飞在次年八月又收复商、虢二州。至此，齐宋在西线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也就是说，在整个陕西六路中，宋军最终占有了秦、商、虢、阶、成五州，而黄河以北的蒲、解二州及陕州之北，自然划入了金朝的疆界，其余部分成为伪齐的疆域。

伪齐的管辖范围和行政区的划分，应追溯至伪楚时期。从金天会五年（1127年）《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来看，伪楚管辖原北宋的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陕西路、河北东路、淮南路。伪楚辖区不含河东路、河北西路，这已体现了金朝初年以河为界的立国方针。是年，张邦昌募人携带伪诏告谕四方，所列各路州军中，京西路已不列河阳府等，陕西路已不载河中府、解州，河北东路仅列大名、开德府，恩、滨、棣、德、博、沧、北（冀）、清州，永静军。较北宋末年河北东路辖区少河间府、莫州、雄州、霸州、信安军、保定军，可为佐证。上述河间府等州府均位于黄河以西。这些州府，在金天会七年（1129年）金重新划分河北政区时，划入了金的河北东路。同时划入的还有顺安军、广信军、安肃军和南京析津府，以及卢龙一道所领顺、檀、涿、易、蓟、景六州。

金天会七年（1130年）三月，金以“刘豫知东平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自旧河以南，皆豫所统”。金天会八年（1130年），刘豫以此建伪齐，伪齐与金也以旧河为界。金在册封刘豫的诏文中说，“锡尔封疆，并从楚旧”，则伪齐与伪楚的辖境应大致相同。

伪齐统治时期亦仿北宋设四京制，设置了汴京开封府、东京东平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其政区应分为汴京（或汴京路）、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路、大名府路、陕西路六路。金初在黄河（旧河）以南执行“官制不易、风俗不更”的政策，因此，伪齐在地方行政体制上也当沿用宋制，设置转运司、总管司。不过，金朝的行政体制是军政合一的体制，以总管府、统军司为主，“外道置转运使而不刺举”，因此，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伪齐中央官职系统是以北宋元丰新制的中央机构为基础，同时杂以前朝的一些机构设置。伪齐将尚书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应是效法了唐玄宗开元之制；皇子府和东南道行台均始于南北朝时期，后者还延续到唐朝；大总管府的设置出现于隋文帝与唐高祖武德年间，相当于都督府，在部分州设置，并非中央机构，而伪齐借用之以统全国军队。

伪齐之职官制度在全面沿袭北宋官制的基础上，为了加强行政执行力以适应新局面，对不同职官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同时为了凸显其政权的独立性，还杂糅了隋唐甚至南北朝时的制度，形成了一套具有伪齐自身特色的官制系统。

伪齐官员分为三大来源，两宋投降金军者、南宋投奔伪齐者、伪齐内部擢拔者，而这三者对于南宋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自金天会三年（1125年）始，金军多次南下侵宋，两宋守臣除了战死殉职者外，或是被俘而降，或是以城降金，多是情不得已，随后金人以之臣齐，因此这一群体往往心怀故宋，出现许多亲宋的官员，如张孝纯、郑亿年、李俦、凌唐佐等。而本为南宋官员，主动奔齐者，往往是其与南宋政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因此这个群体一旦成为伪齐官员后，常为刘豫献言灭宋之策，在伪齐南侵过程中表现得极其主动，这一方面是想通过在侵宋过程建立军功，更大的原因是基于其对南宋的仇视。如施宜生以罪奔齐，上书刘豫陈说取宋之策，正是这一情绪的体现。

至于伪齐内部擢拔的群体，其中又包含北宋士人、科举选拔、吏职转官，以及刘豫家族、原济南府的官员等等。这批人的政治态度比较复杂，除刘豫家族成员外，大多是呈现出致力于齐内政的倾向，如张昂、李孝扬、张东等的政治态度并无记载，正反映的是其致力于伪齐内部事务，没有明确的敌宋或通宋的表现，以故不为宋人或金人的史籍所关注。至于状元罗诱劝导刘豫南侵，是出于混一天下的目的；马定国撰文讥谤宋高宗，是在延续其对北宋政权的蔑视；而荆超在北宋仅为一班直，受刘豫提拔，为其守邮州而战死，当是报答其知遇之恩。

伪齐在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五月，制定并颁布了国家法典。可以看出，伪齐对原北宋的刑统疏议进行了增修，而且汇集了伪齐四年来的各种行政命令，编成了“阜昌敕令格式”，从而具有了该政权的法律特色。从其刑统、敕令格式与其经济变革之“什一税法”同时修订，且相互抵触时“从税法”的规定来看，其法令为经济服务的色彩相当明显。

伪齐的最高军事机构为大总管府。早在伪齐僭立之前，金人即任刘豫为京东西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在名义上让其掌管了黄河以南的兵权。伪齐建立后，刘豫将兵权交给刘麟，任他为诸路兵马大总管，刘麟因而被人称为刘大总管。大总管府最高长官是大总管，这一位置从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1131年）六月起，长期为刘麟所把持，直到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九月，伪齐大规模南侵，许清臣才接替刘麟，权充诸路兵马大总管，但此时许清臣虽为大总管，却不掌握兵权，因为刘麟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行台又成为战时最高军事机构。

大总管府掌管兵权，其职务繁杂，刘麟一人自然难以担当，故大总管府尚有其他成员。比如说议事官，伪齐曾以宋降人施宜生（原名施逵）居此职，不过，他因与刘麟不和而被排挤出大总管府。还有差委一职，担任过此职的有宋愿。此外还有准备差委，撰写《伪豫传》的作者杨尧弼即担任过此职。大总管府还有直属的武装，比如说大总管府先锋军，宋将董先降伪齐后，“以为大总管府先锋将”。

东南道行台是伪齐战时所派驻外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伪齐先后于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与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两度设置东南道行台，显然是为了满足其大规模南侵的需要。东南道行台最高长官为行台尚书令，两次均由刘麟出任。七年所设行台的重要属员，尚有行台右丞讲议军事李邺、行台户部侍郎兼行军参议冯长宁等，其下属将帅有李成、孔彦舟、关师古、刘猊等。此外，伪齐尚有枢密院与殿前司。卢伟卿曾任知枢密院事。殿前司最高长官一般为殿前都指挥使，如果出任者资历尚浅，则为主管殿前司公事。伪齐先于金天会十年（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六月，以许清臣为主管殿前司公事，其后才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皇子府虽不能称之为军事机构，但拥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军事领导体系，为方便叙述，今将其与伪齐的军事机构放在一起分析。由于金朝一直不肯同意伪齐立太子，故刘麟只能以伪齐皇子的身份开府治事，他也自然成为皇子府最高长官。尽管有记载说刘豫有两子，“豫未贵时，一日顾见一白龙现妇翁家大镜中，但无鳞与角耳。后乃岳亦见，以女妻之，资藉之力甚厚。及生二子，以鳞、角名之”，但记载怪诞，不足为信，今存宋金史料皆只提及刘麟，而不涉及刘角，故刘麟实为刘豫惟一的成年皇子，其为皇子府长官也无疑问。皇子府的属员有参谋、机宜、干当、统领、议事、差委、顺习、差使、指挥使、上中下三等守阙、上中下三等效用等，其中宋降臣冯长宁为皇子府参谋军事，廉公谨为伪皇子府准备差委，张浃为准备差使，李师雄为皇子府选锋军统制，王世忠为前军统制，靳赛为左军统制，岳飞派出的间谍王大节也曾任过皇子府属官。皇子府号称“网罗人才，置诸左右，文武并杂用，不限资格”，标榜要吸取北宋幕府用人不当的教训，刘麟曾对其参谋冯长宁说：“赵氏宣政间童蔡掌兵权，幕府从事皆阘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问之，面已无生色矣。诸公宜以前车为鉴。”皇子府也确曾网罗到一部分人才，如冯长宁、王世忠、靳赛、王大节等。但其实际选用人员往往并不出自正途，刘豫父子贪恋美色，很多人通过贿赂女色而得任用，前述廉公谨“以女奉麟，以媳妇伴送。麟以二人进豫，豫遂以公谨为伪皇子府准备差委，监理料库”。

皇子府与大总管府、东南道行台皆以刘麟为最高长官，以宰相（左相）参与军事，其结果即是刘麟掌握了伪齐的军政大权，这对伪齐的军事立国与进攻南宋，影响深远，也可以说，这是伪齐“以武立国”政策的具体反映。

伪齐军事的相对独立性伪齐以武立国、用兵南宋的军事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金朝政策的影响与领导。金朝“务广地而兵力不能周”，故立伪齐“以中国攻中国”，同时又以伪齐皇位继承权为饵，诱使刘麟不断兴兵南下。伪齐虽有自己的军事机构与皇子府，但由于为金所立，故军国大事仍须听命于金朝。伪齐对金朝的命令执意遵循，不敢擅自改变。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齐金南侵，刘麟即以“大金有命”为由，坚持执行金人进攻淮甸，渡江直捣吴会的战略计划，而把王大节攻略四川之计置诸一旁。郦琼降齐后，伪齐又秉承金朝意愿，解散郦琼部众。此外，伪齐虽对南宋几乎连年用兵，但实力有限，终不敢单独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故其大规模南侵，需要先得到金人的支援或声援，这种现象导致了伪齐军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金人。譬如五年的南侵，因金人囿于正与南宋议和，难以应允刘豫的要求，刘豫迟迟未敢妄动，直到罗诱上《南征议》，卢伟卿出使金国求兵成功，方才正式起兵。再如七年，伪齐也是在得到金人“听（刘）豫自行”的允诺后，才正式将南侵付诸实施的。八年的南侵亦是如此。是年，为破坏南宋北伐，刘豫派游何与韩元英向金国乞兵，欲先下手为强，但金人已有豫之心，不肯出兵，故只能暂缓南侵，直到金人佯装允诺，才有所行动。齐军还需配合金军的行动，并承担境内金军的军需供应。早在建国之前，刘豫父子的武装即成为金朝军队的一部分，破王江、攻当涂、击大名府等，帮助金军镇压敌对势力。伪齐建立后，除了在两淮与南宋构兵，以策应金军进攻陕西外，还积极参与金军的陕西攻势。譬如金天会十年（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三月，齐军伙同金军进攻方山原。此后的仙人关战役，齐军依然承担了配合金军的任务。由于必须为境内金军提供军需，导致伪齐经济负担过重，到后来竟“阙乏军须，比年以来益渐减损，遂致艰窘，多有逃亡”。

尽管受制于金朝，但伪齐军事尚有一定独立自主性。在与金军联合作战中，齐军可能具有独立指挥的权力，而不需将军队指挥权全权交予金将，挞懒就对冯长宁说：“非不欲出兵，实以本国用兵以来无往弗捷，自有齐国之后动辄不利，恐蹈覆车，挫我威武。必欲出兵，须齐国人马亦听本国节制，所贵号令一而权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可见，伪齐虽为傀儡，但在金天会十五年（伪齐阜昌八年，1137年）之前，齐金联军的军事指挥权却号令不一、权力两分，以致挞懒将金军用兵失利的原因归罪为金将不能指挥齐军。在这之后，伪齐方将军事指挥权交予金朝，而这也成为金人轻易废黜伪齐的一个重要条件。

伪齐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存，以征兵制为主。征兵在当时亦称签军，是伪齐招集士兵的主要方法。伪齐征兵制度“依仿金虏法，乡各为寨”，以五家为一保，以乡寨土豪为寨长。民家若有双丁，则出一丁为出战军，承担上番教阅任务，民家若只有一丁，则此丁承担夜巡任务。每月两次点集，考核弓马技艺，合格者补效用正军，“不愿者听”。征发之际，除了正军、使臣、效用官的费用由官府承担外，其他每一人的衣粮器甲等费，均由同保四人家提供，并就本寨送纳于驻劄处，“在官无一毫之费”，故这种制度对乡寨的经济能力也有一定要求。除了向乡寨征兵外，伪齐还征发州县市民为兵，故归德府通判张奕在伪齐被废之初，依靠市民防止兵乱。

征兵制增强了伪齐的军事力量，其兵员甚至成为侵略南宋的主力。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伪齐南侵军队里就有签军，李成即以签军都制置使的身份，向刘麟建议改变签军的进军路线，以致南宋在击败伪齐之后，降德音处理俘获的签军。次年，伪齐签军又进攻淮东。七年，伪齐又征发乡兵三十万，号七十万，分三路南侵。八年，伪齐已是强弩之末，但其尚不忘签军南下。

征兵制度虽然增强了伪齐的军事实力，但给伪齐百姓带来了巨大负担。刘祁曾言及金朝签军弊端：“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伪齐签军即以金制为蓝本，其弊端亦应相似，故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的南侵，伪齐大肆征发力役，以致役夫有自缢避役者。八年，伪齐又签民为兵，以致“科条之烦民不堪命，出军之际，自经于沟渎者不可胜计”。伪齐签军既然不得人心，故金废伪齐时，扬言：“自今不用汝为签军，不取汝免行钱，不取汝五厘钱，为汝敲杀貌事人，请汝旧主人、少帝来此住坐”，以安抚伪齐汉人。伪齐尚保留有其他形式的征兵制。张中孚即以“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为由，力排众议，坚决抵制在泾原路推行这种签军制而采用保甲制。由于泾原路“保甲之法行之已习”，张中孚对保甲制又未予较大变更，故泾原路保甲法可能仍承袭北宋旧制。

伪齐也存在募兵制。刘豫甫立，便建立“云从子弟”，“应募者数千人”，可见其为招募兵。另外，宋将韩世忠曾“生擒伪知镇淮军王拱及食粮军数百献于朝”，金废刘豫时规定伪齐“应据食粮军人有欲归农及情愿当役使，并从自便”，则伪齐还有食粮军（即射粮军），而食粮军亦是招募兵。

云从子弟为刘豫招募的亲军，兵力为数千人，兵源来自景州、济南、东平与大名府，这四地可以理解为刘豫的“龙兴之地”。刘豫招募四地强壮为兵，此举有利通过地域，结成亲密的主仆关系。

伪齐三卫官沿袭北宋旧制。据宋代史料，“先是蔡京为政，尝置三卫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后刘豫亦仿为之”。刘豫以境内三代有官者为三卫官，分别为翊卫、勋卫与亲卫，三卫官分三等，每两年升一等，六年达到三卫官的最高级别。达到最高等后，三卫官可通过弓马考试来获得官位。南宋设三卫官的目的为网罗人才，收买人心。伪齐的用意可能与南宋相似。

皇子府十三军兵员取自乡兵，兵力最初约为十万。其后，十三军兵员也有来自南宋叛军的。郦琼降齐后，刘豫即以来降的王世忠为皇子府前军统制，靳赛为皇子府左军统制，其下叛兵有的在刘麟处充当效用使臣。十三军隶属于皇子府，其十三支军名已难全部考证，但李师雄曾任伪皇子府选锋军统制，王世忠为皇子府前军统制，靳赛为皇子府左军统制，则十三军军号，直接可知者有三，即选锋军、前军与左军。既然有前军与左军等军号，则可以推断还应包括后军、右军，甚至还有中军，故据现有史料，最多只能还原其中的六军，而后军、右军与中军的编制也只是推测，尚未发现明确的史料。

大总管府亦有所辖的武装，其军号现有仅知大总管府先锋军，刘豫曾以降将董先为其将领。大总管府先锋军驻扎于汴京，具有一定战斗力，刘豫试图以该军对抗势如破竹的李横北伐军。

水军是重要军种，伪齐对发展水军比较重视。舰船是水军的必要装备，故伪齐不断增益船舰，增强水军实力。徐文归附后，刘豫即增益其战舰，以加强水军。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七月，刘豫又扩编山东水军，“集民间之舟大小五百装为战舰”，以备南侵。

伪齐舰船来源复杂。一方面，伪齐自己建造。刘豫曾在登、密、淮阳等地造船。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春，伪齐改明堂基为讲武殿，并在其旁的开阔地造战船。另一方面，依靠征集境内民船来补充战舰数量。比如刘豫征调民间大小船只五百艘为战船。南宋叛军裹挟而来的船只，也是伪齐战舰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文即率其部海舟六十艘来降。而南宋曾下诏：“泛海往山东者行军法。”这一诏书的背景是“谍报刘豫于登、密、淮阳造舟，论者恐贾舟为伪地所拘，则橰工、柁师悉为贼用”，可证伪齐还通过掠夺南宋民船，来增益战舰数量。

伪齐水军驻扎于山东半岛。刘豫以徐文为知莱州，海、密二州沧海都招捉使兼水军统制，“调登、莱、沂、密、海五郡军民之兵且二万人”，屯驻密州胶西县，又调集民间大小船只五百艘为战船，则莱州湾、海州湾与胶州湾曾作为伪齐的水军基地。山东水军的精华为徐文水军。一开始，这支水军仅有投降时的海船六十艘，兵将四千三百人，后刘豫“以海舰二十益其军”，其战舰达至八十艘。徐文水军曾隶属于伪齐知密州刘某，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七月，刘豫以其伪閤门宣赞舍人、知密州刘某充都统领，徐文为前军。据上引“五郡军民之兵且二万人”的记载，山东水军曾达到兵将约二万人，大小舰船近六百艘的规模。

伪齐对骑兵也非常重视。祝简献《国马赋》，建议刘豫发展骑兵，以对抗南宋。刘豫虽反感以文赋论军政，但仍认为：“此赋极陈马之为用，使读之者知此为至重而不可忽，实有补于马政。祝简可减二年磨勘，以示无言不酬”。为提高骑兵战斗力，伪齐重视军队的马术训练，将马术的娴熟与否作为升迁的标准之一。伪齐的征兵制度即规定弓马合格者补效用正军。其三卫官制度也有类似规定。伪齐还在汴京设御马院，刘豫被废时，即从御马院里换乘过坐骑。伪齐重视骑兵建设，故其统治区内战马数量相当可观。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岳飞第二次北伐时，“得伪齐所留马万匹”，大大增强了岳家军的骑兵实力。汴京的马匹数量亦相当可观，金人废黜伪齐时“得（刘）豫马四万余匹”。

伪齐陕西地区的马匹数量同样众多。据南宋权刑部侍郎、陕西宣谕使周聿所说，“陕西既归，得地数千里，得兵十三万，得马二万”。伪齐沿淮一带也有大量马匹，“寿、亳、陈、蔡诸郡率其部曲来归者相继不绝，两月间得精兵万余，西马数千”。

伪齐也存在土兵。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三月，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奏捷，宋高宗语及：“世忠将所得青徐州土兵、弓箭手皆放归，甚善。朕思之不若更与数百钱令去，此事虽似非急务，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纵被刘豫父子驱率，亦岂肯为之尽力”可见伪齐土兵也用来对宋作战。

保甲也是伪齐武装力量体制的一部分。保甲可能仅推行于泾原一路，且多沿袭宋制。

食粮军（即射粮军）为伪齐的招募兵。韩世忠曾生擒伪知镇淮军王拱及食粮军数百人，则知食粮军可以用于战事，成为作战兵。伪齐食粮军是否与金朝射粮军一样承担杂役，则尚需细考。

炮也在齐军中使用。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郢州之战中，伪齐即以炮阻止宋军的攻城。当然，郢州之战的炮，并非意义上的火兵器炮，而是冷兵器炮，即石炮。

伪齐建立后，在其尚书户部郎中兼权侍郎冯长甯的主持下，一度改变北宋所行之五等税法，恢复古井田之制，行什一税法，这是伪齐在田赋制度上的重大变革。

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五月，颁行什一税法，除陕西经原路外，在伪齐全境推行，至其废止什一税法，恢复五等税法。共历时近二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但又失败的田赋制度的改革实验。

伪齐税制基本沿袭了北宋之制，也有所创新和“改进”，如什一税法、蔬果三季输税、五厘钱、“鬻子税”等。

由于金所扶植的伪齐政权皇帝刘豫本为河北阜城县人，刘豫以为自己出身阜城，必是以阜城为昌，故取其年号为阜昌，而沿袭自唐代以来以年号为货币命名的习惯，所以伪齐所铸行之钱币为“阜昌通宝”、“阜昌重宝”、“阜昌元宝”，合称阜昌钱。铸造阜昌钱虽是伪齐政权之所为，但由于伪齐政权自身带有的傀儡性质，其铸造实则是金政权之所为，这可以算得上是自金建国以来的首次货币铸造，它结束了金政权长期以来货币不自铸的历史。阜昌钱书法绝妙，铸造精整，钱文清秀美丽，比一般北宋钱精整。现存阜昌钱有“阜昌通宝”、“阜昌重宝”、“阜昌元宝”。

除了铸铜钱外，为弥补货币流通不足，伪齐还发行过纸币。褚”乃“纸”的书面语，证明伪齐的确发行过纸币。

伪齐虽然为金人所册立，但其接手的是饱经战乱、饿殍遍野的中原地区，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政权的需要，还要供给驻扎金军的军需。因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这个政权迫在眉睫的事务。

刘豫在其《戒守令劝农榜》中，首先指出其“贱末而贵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趋南亩”的治国理念，并敦促郡守县令“出入吁陌，躬劝耕桑”，以确保“勉尽率土之力，使地无遗利”，最终实现“户口蕃滋”之目的。

伪齐建立前后的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年，还不断地有商贩将江浙之粮食贩卖至山东、京东；但从绍兴三年始，向北贩运的货物就转向了军事物资箭杆、箬叶重龙、筋螺漆货。于此可见，伪齐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已经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据吴松弟的估算辽朝末年的人口约为900万人（包括当时所属的女真人）。这样在北宋末和辽末时期，伪齐所在地域人口占整个金朝地域的百分比为54.86%。因此可以推知伪齐在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人口约为1588万人。

伪齐政权背叛父母之邦，在道德上为正统观念所不容。为敌作伥又为宋人愤恨和不耻。连普通百姓都痛骂刘豫:“大宋何负于尔”有品格的士大夫坚决与他划清界限。伪齐建国之初，金人曾强迫一些文人仕齐，遭到了一批人的拒绝。朱弁以死相抗，声明“豫乃国贼，吾尝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张邵拒不屈从，并“责以君臣大义”；洪皓亦大义凛然:“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他们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坚贞品格。但并不是所有文人都经得住逼迫、诱惑的考验，仍然有一批汉族士人出于不同情况，陆续投奔伪齐，鲜明地体现了乱世文人的众生相。当时有人形容这一现象：“浓磨一铤两铤墨，画出千年万年树。误得百鸟尽飞来，踏枝不着空飞去”。在伪齐政权中，真可谓是百鸟云集据《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大致统计，有姓名、官职可考的伪齐文人近100人，生平事迹较清楚的近30人，有文学作品存世的10余人。从来源上看，这些文人可分为三种:一是来源于女真政权的支持。这些人大多是在宋金交战中降金，后被送到伪齐做官，如张孝纯、张中孚等；二是来源于伪齐战获的俘虏或利诱的文人。前者如李成、孔彦舟等，后者如祝简、马定国等；三是来源于伪齐的科考。伪齐举行过两次科考，共录取罗诱、杜佺等137名进士。从心态上看，伪齐文人又可分为三类，即投机者、苟且者、理想者。

伪齐文人普遍不高的品节严重影响了其文学创作的品格。在伪齐的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忧国忧民的情怀，也看不到多少理想抱负。一方面，不少伪齐文人的创作题材和内容发生了转移，抒发个人性情的诗歌出现了从多到少、从有到无的变化。另一方面，伪齐文学的主要成果是一些宣传伪齐政权的诏文、赋、论、干谒诗等，政治附属性非常突出。

总体看来，依附政治是伪齐文学最突出的特征。由于伪齐文人的傀儡身份和投机心态，他们的文学性灵被掩盖，抒发性情的诗歌几乎销声匿迹。文学成了投机文人的投机工具，文人的创作依附于傀儡政权，为政治宣传服务。这类文学不可能具有较高的品格，也不可能取得多高的成就。

刘豫开凿小清河，是在历城县华山之南筑堰（名“下泺堰”），由此而向东北方向打通了一条与当时的“清河”（即济水）平行的河道，小清河开通后，原来注入清河的济南北郊湖泊之水，改向东流，经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等地，于博兴的马家渎注入渤海，全长500多华里。在济南泺口，刘豫筑起“下泺堰”，其作用就是使泺水分流，堰以南新开河流称小清河，堰以北的北清河从此便改称大清河。

《华夷图》刻于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底本是唐代贾耽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的《海内华夷图》，经过伪齐的改动、省略和缩绘，图中既保存了一些唐代地名，但也有些已改用伪齐地名。贾耽原图绘有少数民族政权和邻国“百余国”，而《华夷图》中仅“取其著闻者载之”，若干远方的国家“以其不通名贡而无事于中国”乃“略而不载”。

《禹迹图》刻于金天会十四年（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描绘了传说中建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的情况。这幅地图的作者不详，镌刻于伪齐。这幅地图是按照裴秀的计里画方法绘制，但又参照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绘制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海内华夷图》结构做了纠正。

南宋初各派之政争，令攻守之军略不能有效执行，主战派与主和派相互掣肘，终致宋高宗南渡，成为避隅江南的地方政权。而伪齐的出现，令南宋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趋缓，双方在针对伪齐的政策上趋同，基本达成了对齐主战、对金议和的基本国策，从而加强了宋廷内部的团结。另外，刘豫的僭伪性又反衬出宋高宗帝位的正统性，从而增强了南宋政权的凝聚力。伪齐地处宋金之间，客观上成为宋金双方的军事缓冲区，缓解了金朝对宋的军事压力。简而言之，伪齐建立对南宋政权是利大于弊的，南宋之所以能在风雨飘摇中最终得以立足江南，在一定程度上是拜伪齐所“赐”。

金废齐后，为了顺利接管其在中原的统治，继续沿用伪齐原有的制度，大量留用原伪齐官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海陵朝。而南宋一度接管河南、陕西地，也不得不依赖原伪官维持地方上的统治秩序。如此以来，中原地的归属权在宋金齐之间不断转移，而当地的官员却几乎未变，这种“换朝不换官”的现象极大地模糊化了华夷界限，对中原士庶的民族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加上伪齐八年的统治，拉近了其臣民与其“上国”金朝的心理距离，同时疏远了士庶与“故国”赵宋的关系，以故当金朝直接管辖中原后，人民很快就顺应了其统治。

金朝将大量女真人迁入中原之初，并未对原来的居民进行驱离，而是散居于汉人村落之间，不但打破了女真族原有的部族关系，还极大地增加了女真人与汉人间的接触密度和强度，这成为女真人迅速汉化的关键因素。金朝最初不进行括地，而令汉人继续留住在良田肥地，却将本民族散落在贫瘠的土地，原因正在于伪齐是金朝之属国，金已将中原百姓视作了自己的子民。此可谓伪齐八年的存在客观上加速了女真人的汉化，乃至整个中原的民族融合。

“伪齐介然处于中，其势不两立，必求援于虏”，伪齐既然作为金朝侵宋的最前沿，就必须替金朝直接面对南宋，承受来自南宋抗战派的各种压力，故南宋是伪齐最具威慑的敌对政权。伪齐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为了巩固统治与对抗南宋，必须乞援于金朝，实行联金灭宋的政策。金朝即以刘豫请求，量留兵力以保护伪齐。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正月，李横北伐军收复颍昌府，刘豫闻讯即向金求援，这才使伪齐局势转危为安，并命李成“合金人入寇”，侵占了襄汉六郡。此后，围绕着襄汉六郡的归属问题，刘豫同样采取联合金军的外交政策，以对抗岳飞。徐文降伪齐后，刘豫报知金朝，意图诱其出兵。为发动金天会十二年（伪齐阜昌五年，1134年）冬的南侵之役，刘豫遣知枢密院事卢伟卿往见金太宗乞师。七年二月，韩世忠出兵围困淮阳军，刘豫遣使求援宗弼，韩世忠因而被迫退师。是年下半年，刘豫因担忧南宋北伐，乞求金朝出兵南侵。是年末，伪齐南侵失败，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刘豫更加忧惧南宋的北伐，故于次年八月，派游何、韩元英为使，“请（金朝）发突骑诸路先入，伐其（南宋）奸谋”。郦琼投降伪齐，刘豫再遣冯长宁出使金国合兵南侵。除了乞求金兵援助侵宋外，伪齐也积极配合金兵的行动。金军将主攻方向从两淮转向陕西后，刘豫即派心腹刘夔伙同金军宗弼、萨里罕，率领骑兵十万进攻仙人关等地。伪齐对金军的军事计划也言听必从。刘麟曾奉金朝的进攻计划为金科玉律，而不采纳王大节进攻四川之计。正因为伪齐言听必从，金人方得以让伪齐解散郦琼降军，并轻而易举地擒捕刘豫父子。

为获得金军的支援，伪齐甘愿在对金外交上作出牺牲。刘豫将伪齐国格定位在金朝附属国的地位上，“世修子礼，永贡虔诚”，且立国之初，为讨好金朝，遵奉金朝正朔，“止用天会之号”。伪齐迁汴后，“凡军国事以至赏刑斗讼，毋巨细申元帅府取决”。为避金主名讳，刘豫“表请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号降示”。不仅如此，刘豫连立储君都必须征求金朝的同意。与此同时，伪齐对破坏齐金外交的人士加以镇压。刘长孺即因陈说宋朝德政福祉，劝刘豫转祸为福，而遭受追官囚禁的惩处。更有甚者，邢希载因劝刘豫密通南宋，或者结好西夏，而被刘豫以“大国闻知，与生灵为害不细”为由，斩首号令。如此奴颜婢膝，无非表明了伪齐的附庸地位，正如金军李聿兴所言，刘豫虽为中原“大齐”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由于伪齐过分依赖联金灭宋的外交措施，不仅对金国的军事威胁认识不足，反而还对金人言听计从，给金人轻易废黜伪齐提供了机会。尽管如此，刘豫的外交政策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外交政策下，金军留驻了部分兵力保护伪齐，甚至在伪齐腹心地带也屯驻金军，使南宋在一定程度上不敢轻举妄动，“至以大齐名之”。同时，金朝在伪齐与南宋的较量中也庇护伪齐，出使南宋的金使李永寿即“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全然不顾及南宋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金朝还数度应伪齐的要求而联军南侵，给南宋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伪齐与西夏虽未有大的战事，但也存在领土争端。金侵陕西后，将陕西地割属伪齐，不仅拒绝了西夏索取环、庆二州的领土要求，还将西夏占据的怀德军割属伪齐，引起西夏的不满。为争夺怀德军，西夏诉诸武力，金天会十一年（伪齐阜昌四年，1133年）八月，趁伪齐出兵南侵之际，出兵五万进攻怀德城，但被伪齐权知怀德军庞迪挫败。而绍兴九年春，西夏使伪齐故将李显忠领兵攻取陕西五路，并趁折可求之丧攻陷府州，这些军事行动虽发生于伪齐被废之后，但可理解为伪齐与西夏领土争端的延续。为应对西夏的潜在挑战，伪齐一方面积极防御，另一方面则寻求金朝的支持。怀德军之战后，刘豫利用是年十月遣使庆祝金朝天清节的机会，将西夏进攻怀德的事件告知金朝，让金主持公道，金朝果然偏袒刘豫，“令持诏还谕责之（指西夏崇宗李乾顺）”。伪齐积极与金结成军事同盟，允许金军屯驻伪齐境内。当时屯驻陕西的金军除了震怖南宋外，也具有威慑西夏的作用，南宋周聿对此有深刻认识：“陕西陷伪十有余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备，异时四十万仅攴一隅，今才十三万，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内故也”。西夏对陕西地的觊觎虽引起刘豫的忌恨，但伪齐最大的对手为南宋，且西夏与伪齐同为金朝的藩属，刘豫自然认识到利用金朝便能轻易地制服西夏，故未在齐夏关系上倾注较多精力。伪齐联金制夏的外交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基本上维持了双方的和平关系，确保了陕西的安全，为伪齐全力侵宋解除了后顾之忧。但也应看到，齐夏关于领土的纠纷，并未真正解决，在伪齐灭亡后，西夏即重新抓住机会，扩张了领土。

伪齐结盟的对象不限于金朝，还将目光投向南宋境内，甚至更南方。南宋虽致力于内部平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但洞庭湖一带的杨么势力却不断坐大，日渐成为心腹大患。刘豫也注意到了杨么势力的发展。对于意欲消灭南宋，而自感实力不足的伪齐政权来说，同样具有消灭南宋愿望的杨么集团，自然是可以联合的对象。为此，伪齐甚至不惜裂土以封杨么。伪齐将许约也秉承刘豫意志，为其结连杨么。鉴于对抗南宋的共同目的，伪齐与杨么结成了军事同盟，并准备由水陆两路进兵，钳击两浙，给南宋造成了较大压力。南宋虽失地五分之二，但尚有立足东南对抗金齐的经济资本，卢载扬从切断南宋经济来源的角度考虑，向刘豫建议实行连结交趾、溪洞，袭扰川广的外交措施。刘豫果然采纳其计，与金朝各遣人泛海南下。卢载扬此计使张孝纯引以为忧，即向南宋通风报信，建议“速遣重臣镇抚二广，怀德溪洞，交情交趾，觉察奸虞”，以防伪齐得逞。伪齐结约杨么与交阯、溪洞，意在与他们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对付南宋。尤其是杨么，兵力雄厚，“杨么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余人，今首尾五年，其数必倍”，其势丝毫不减南宋初年巨盗曹成，同时，杨么以水军见长，并屡败官军，倘若与刘豫联合，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伪齐的力量。但令伪齐失望的是，岳飞很快剿灭了杨么军，破灭了伪齐与杨么联和攻宋的企图，而伪齐结约交阯、溪洞，袭扰川广的外交措施，也由于某些原因“计未必达”，未能与他们最终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