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于三十四年六月下令销毁《初学集》，并谕曰：“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无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朕从前序沈德潜所选国朝诗别裁集，曾明斥钱谦益等之非，黜其诗不录，实为千古纲常名教之大关。彼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今阅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荒诞悖谬，其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谛，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其令各督抚将《初学》、《有学集》于所属书肆及藏书之家，谕令徼出。至于村塾乡愚，僻处山陬荒谷，并广为晓谕，定限二年之内，尽行缴出，无使稍有存留。钱谦益籍隶江南，其书板必当尚存，且别省有翻刻而售者，俱令将全板一并送京，勿令留遗片简。朕此旨实为世道人心起见，止欲斥弃其书，并非欲查究其事。通逾中外知之。”

详究销毁令

可以看出许多问题来。表面看来，乾隆皇帝之所以下令禁毁钱书，是因为鄙薄钱谦益的人品，认为他既为明臣，又附清廷，于人臣大节有亏，并“为世道人心起见”，才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真可谓冠冕堂皇了。可事实尽如他所说吗？不错，钱之人品的确有为人不值之处，但真如其所言，为何钱投降之日，要纳降他，并授以高官呢？或曰：为了政治的需要。那么，横加指责其为人，并为“天下人心计，而禁其书”，是不是也出于政治考虑呢？答案是明摆着的。清皇室夺取政权之初，用胡萝卜加枷锁的手段，迫明室旧臣入朝为官，以笼络汉人，巩固王权。而一俟天下太平，皇帝们又要求臣民们对自己忠心不贰，于是，对于像钱谦益这样的人采取鄙视的态度，并且还加上儒家纲常名教的审判，以戒效尤。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修《清史》者增立《贰臣传》命修《清史》者增立《贰臣传》，并下令特列钱谦益名于《贰臣传乙编》，以使其不得与投顺清朝后屡建功业的洪承畴等人相混。这种“卸磨杀驴”的手法是所有的封建统治者惯用的驭臣之术。由此，谁还敢小看那些出身关外骑射游猎民族的满族封建皇帝呢？

钱谦益，明末清初人。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又自称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今江苏省常熟）人。

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早年受叶向高等人赏识，列名东林党，身受党祸，被魏忠贤罢官。崇祯元年（1628）起故官，召受礼部侍郎后为温体仁所讦，革职回乡。明亡，南部诸臣议立新君，他推戴潞王朱常淓。不久，福王朱由崧立，钱谦益惧罪，谄事马士英，并力荐阉党阮大铖，颇遭物议。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腐败的南明福王小朝廷根本没有能力组织有效抵抗，福王的昏庸糜烂，也让大臣寒心。南京陷落，钱和其他一班大臣率先投降。从气节上讲，他作为明大臣降清有亏臣节，但客观上也避免了南京城的屠城。其间还有一个轶闻，云钱与名妓柳如是相恋，明亡，如是劝其殉节，蒙叟始而慷慨，继而犹豫，终于未从。

曾于《南都死节诸臣传》中用一段妙文详记其丑态。降清后，钱谦益官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未几，乞归。后坐获罪，放归以著述自娱，越十年而卒，时当康熙三年（1664），作为政治家、学者、古文家、诗人，钱谦益的功过是非尚难为文史界定论，但他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则早为世人所公认。他为文博瞻，工词章，熟谙朝廷典故，尤长于诗，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清初“江左三大家”。家有绛云楼，藏书宏富。著作有《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等。当然，钱书被禁也不是完全无辜的。所谓集中“诋毁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并没有冤枉他。如第四十七卷所载孙承宗行状，以洋洋四万余言，详细叙述了孙承宗赴辽东抗清的事迹，并记下了清军攻城破地以及杀人的史实。更让满族皇帝不能容忍的是，文中多次大不敬地对满洲兵使用“奴”、“虏”、“夷”、“胡”、“腥膻”之类的污蔑性语言，一篇之中，类似处凡上百处。行状中甚至把矛头直指清太祖：“万历四十二年，建州酋努儿哈赤叛，袭抚顺清河。”有人说，乾隆帝之禁钱谦益诗文，是由于他认为钱降清为权宜之计，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看来不是没道理的。君王之心难测。那么钱谦益本人又怎么想的呢？我们也不好推断。可以肯定的是，当钱老夫子回想他的这一番遭遇之后，恐怕只好叹气和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