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从事刻书的不仅有各级官府，还有书院、书坊和私人。所刻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彩色套印于北宋初年就在四川流行有“交子”，即用朱墨两色套印的纸币。14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闵齐、闵昭明、凌汝享、凌初、凌瀛初都是擅长套色印刷术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种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相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都是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根据明朝时候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

贞观十年是公元636年。《女则》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这是中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从这个资料来分析。可能当时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来印行书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则》印出来。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

到了九世纪的时候，中国用雕版印刷术来印书已经相当普遍了。

《白氏长庆集》

唐朝时候，诗人白居易把自己写的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825年1月2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给《白氏长庆集》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说：当时，扬州与越州一带，有人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或换做茶酒。这里的“模勒”两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旧唐书》

《旧唐书》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大和九年（公元835年）12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另外一些古书的记载情况是这样：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每年，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止一家。

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当然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出卖。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有两个人印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一个地方官知道了，就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怎么可以差一天呢？那个地方官的说法真叫人笑掉了牙。这件事情却告诉我们，单是江东地方，就起码有两家以上印刷历书。

《家训》

当时跟着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训》的序里也说，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到好多关于阴阳、杂记、占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不但印历书，还印其他各种书籍了。

唐代刻印的《金刚经》

唐朝刻印的书籍，保存下来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甘肃省墩煌东南有坐鸣沙山，早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些佛教徒在这里开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庙。山洞不断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个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一捆捆纸卷，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

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七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画，上面画着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神态生动，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说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这本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书籍。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

印刷术的错误理解

到了五代时候，有个封建官僚叫冯道。他在短短的五个朝代中做过四个朝代的大官，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看到江苏、四川等地人民贩卖的印本书籍，各种各样都有，单单没有儒家经典，就在后唐长兴三年向皇帝建议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当时共印九种经书，经历了四个朝代，直到后周广顺三年，先后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才全部刻成。因为这次刻书影响比较大，后来竟有人认为印刷术是五代时候冯道发明的，这当然是错误的。

北宋《大藏经》

到了宋朝时候，印刷业更加发达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刻书。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书籍，已知的就有七百多种，而且字体整齐朴素，美观大方，后来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珍视。

板材划分

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铜板雕刻。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广告所用的铜版，可见当时也掌握了雕刻铜版的技术。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雕版印刷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将书稿的写样写好后，使有字的一面贴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将木版上的反体字墨迹刻成凸起的阳文，同时将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约凸出版面1~2毫米。用热水冲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过程就完成了。印刷时，用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一个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印板可连印万次。刻板的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有点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又有创新技术。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里发现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刚经”末尾题有“咸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日期记载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宋代，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各种印本甚多。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枣木。因此，对刻印无价值的书，有以“灾及梨枣”的成语来讽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枣树木。可见当时刻书风行一时。雕版印刷开始只有单色印刷，五代时有人在插图墨印轮廓线内用笔添上不同的颜色，以增加视觉效果。天津杨柳青版画仍然采用这种方法生产。将几种不同的色料，同时上在一块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于纸上，印出彩色印张，这种方法称为“单版复色印刷法”。用这种方法，宋代曾印过“会子”（当时发行的纸币）。单版复色印刷色料容易混杂渗透，而且色块界限分明，显得呆板。人们在实际探索中，发现了分板着色，分次印刷的方法，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几块印刷板分别载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于同一张纸上，这种方法称为“多版复色印刷”又称“套版印刷”。“多版复色印刷”的发明时间不会晚于元代，当时，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所刻的《金刚经注》就是用朱墨两色套印的，这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复色印刷在明代获得较大的发展。明清两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设立经厂，永乐的北藏，正统的道藏都是由经厂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龙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许多官刻书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后，到16世纪中叶，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大量唐五代的文献，除有大量的写本外，也有不少印刷品，从而使人们能看到当时印刷品的风貌。 藏经洞发现后，先后有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来到这里，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印刷品几乎全部被外国人盗走，国人无不痛心。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率考察队来到敦煌，盗走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著名的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件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这是印刷史上十分珍贵的一件印刷品。它为卷轴装，前有刻工精美的插图。后有刻印年代和施印者姓名，文字雕刻娴熟精美，印刷墨色均匀而厚重。一般认为它是印刷术发展到很高水平的产品。从落款可知，其刻印年代为唐咸通九年（868年），为王玠出资施印。该经全长5.25米，由7张印纸连接而成卷装，每张纸高26.67厘米，宽75厘米。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中，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的历书，以及字书《大唐刊谬补缺切韵》。藏经洞的印刷品。约有几十件，反映了唐代中后期的印刷，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不但刻印精良，而且品种齐全。

五代十国只有53年，朝代更迭频繁，各地割据，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但在印刷方面，并未受很大的影响，而是在唐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证明了胡应麟关于雕本“扩于五代”的论断。五代印刷中，最为著名的是冯道（882—954年）主持刻印儒家的《九经》，是印刷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也是历史上由政府主管的第一次大规模儒家经典的刻印。这次刻印工程是在国子监进行，也称监本《九经》，它开创了国子监印书的历史。这对以后历代国子监印书有很大的影响。五代时。另一项印刷工程是驻守于甘肃西部一带的军事首领曹元忠（905—980年）主持的刻印佛像、佛经。曹元忠所印的佛经、佛像早已失传。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这些印刷品才大白于天下。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盗走文物五千件，其中就有曹元忠主持刻印的《观音菩萨像》（5件），《大圣毗沙门天王像》（11件），《文殊师利菩萨像》（11件），《阿弥陀菩萨像》（5件），《地藏菩萨像》等。在1907年斯坦因的盗品中，也有同样的印品。这些佛像印品，多为上图下文的单页。大都有刻印者、刻印年代，有的还有刻工姓名。例如在《观世音菩萨像》下部就刻有“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州观察；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游路开通；时后晋开运四年（947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月记。匠人雷延美”。曹元忠刻印的《金刚经》为折装，也有刻工雷延美的姓名。其刻印年代为天福十五年（949年）。雷延美是我们现知最早的刻版工匠。曹元忠组织刻印的一批佛像、佛经有两件刻有他的姓名。其他的五代敦煌印刷品大概也是由他和他的弟子所刻印，刻印都达到很高水平。五代时，由私人出资进行印刷活动的以蜀相毋昭裔（902—967年）最为著名，也可称为历史上第一个私家刻印书籍者。据《宋史》记载，毋昭裔印的书有《文选》、《初学记》和《白氏六帖》等。这些书都是自己出资刻印的。五代时，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经济文化十分繁荣。以吴越国王（929—988年）为首的统治者，虔诚信奉佛教。刻印了较多的佛经。1917年浙江湖州天宁寺塔发现一件佛经印刷品《宝箧印经》，高7.5厘米，长60厘米，每行8—9字，卷首有图像，图像前印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等文字，可知为公元956年所印。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塔砖孔中发了另一件吴越国印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框高5.7厘米，长205.8厘米，每行10—11字，图前印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年为975年，已为宋开宝八年，但宋的统治还未达及吴越。鲁迅的《论雷峰塔倒掉》一文，记述了这件事。当时人们为了寻找印经，几乎将塔砖全砸碎了。1971年于浙江绍兴涂金舍利塔中发现另一件吴越国印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当时置于10厘米长的竹筒内，其刻印年代为“乙丑”年，即965年。除了发现的上述几件印刷品外，据记载，当时杭州的灵隐寺高僧延寿（904—975年）也印过十多种佛经和佛像，总数达40万份。首府设于江宁（南京）的南唐，据史载也印了很多书，著名的有刘知几（661—221年）的《史通》和徐陵（507—583）所编的《玉台新咏》。

继五代之后，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在这一时期。印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雕版印刷技术更趋成熟，印书量大增，印书品种包括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各个门类。在印刷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印刷的成熟鼎盛期。 宋代翻开了印刷史上辉煌一页。印刷术经过唐、五代几百年的发展，技术已日臻成熟，进入宋代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印刷业大兴，揭开了印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宋版书流传到今者已为数不多。历代藏书家都以拥有宋版书为荣。素有“一页宋版书，一两黄金”之称。因为宋版书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纸墨上乘。这都表现了当时高超的印刷技艺。

宋代以文治国，几代帝王都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宋代建国不久，就组织编写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三部大型丛书，共计2500卷。随后又编写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大型史书，并在国子监刻印了《说文解字》、《十三经》、《十七史》等大型丛书。宋代民间印刷业的兴盛，开创了书籍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在印刷史和版本学上分别将私人刻本称为家刻本、家塾本、坊刻本、书棚本等。家刻本多为文人及大户人家刻印自己或祖上所著书籍，也刻印自己认为珍贵的书。这类刻本多为赠送或低价出售，不以营利为主。例如，诗人陆游之子多次刻印其父的诗集，以赠亲友。在民间印刷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书坊刻书。宋代的书坊类似于现代的出版社，它集编书、印书、卖书为一体。它的特点是以营利为目的，由于有着市场的竞争，也很重视质量。宋代民间书坊印刷最为著名的有河南开封、福建建阳、浙江杭州、四川眉山以及江西等地。在唐、五代时期，佛教印刷品所占的比例很大，到了宋代。则以“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为主体。印量及品种都大大超过佛经。但与前代相比，佛经的印量、规模等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史载，仅佛经总集《大藏经》就有六次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