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来看，功能分化形成于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在那个各种新兴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新时代，欧洲历史的确经历了一种“文明突变”和“社会结构质变”的现象。相信没有人从一开始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能预先推导到西欧社会最终会演变成为一个各个社会子系统（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独立自主、功能分化的社会，即使最精明的预言家和精算师也未必能够预测到，在14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内，西方会一跃成为我们这个蔚蓝色星球新的主宰。历史是诡异的，也是充满偶然性的，虽说历史不好假设，可是根据功能分化理论所展开的新视野我们还是不禁要问：在中国阶层分化社会中那个同样新思潮涌动、人心思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着剧烈变迁、社会语境也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着非常类似14世纪欧洲的条件：书面语言的发展；平民教育的兴起；步入末期的封建庄园经济；各大战国进行的竞争；文化、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各国人才的相互流动等等，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战国时代结束后就形成功能分化社会，从而早于西欧1500年就开始功能分化的进程？当时的各大战国中，齐国是商业大国，管仲本人就是经商能手，而且在那个时代齐国就开始发展海洋产业经济，展开同邻国的海盐贸易。但为什么不是商业繁荣的强齐一统天下，实现中国历史性地由阶层分化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变，而是内陆的、崇尚法家的、高度宣扬中央集权的强秦统一了中国，从而在秦（皇）汉（武）体制下最后确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系统形塑其它所有社会子系统的局面？中国是否痛失历史性的良机，没能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功能分化？即使在功能分化理论还不为大家熟悉的时代，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就曾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观点：大一统是中国一切祸源，中央帝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罪魁祸首，春秋战国是中国最好的时期；如果联系功能分化理论恐怕又有人会简单地推论：大一统是阻挠中国功能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是中国两千年凝固停滞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