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日，加拉平由于从事秘密的地下革命活动，再次被沙俄当局逮捕。经三个月的审讯判决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期间，加拉罕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地下组织活动，并为贝加尔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报址真杂志撰写了许多文章。

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加拉罕获得人身自由，于4月21日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在“区联派”团体工作。6月他成为全俄第一届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在7月26日至8月3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与曼努伊尔斯基、尤列涅夫、乌利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区联派”一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时，加拉罕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列宁的领导下直接参加了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的活动。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底至1918年中，加拉罕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赴布列斯特的苏俄代表团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并且被任命为代表团的秘书。在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中，加拉罕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力和顽强的精神，以极大的忠诚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正因为如此，这次谈判成为加拉罕从事外交工作的起点。之后，他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参事。

1918年，加拉罕被任命为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协助契切林挑选和配备干部，解决各种财物问题，负责安全保卫和外交文书等工作。契切林给列宁的一封信中，曾谈到加拉罕的工作情况：“在发展同许多国家的关系中，我敢说几个月来我们埋头从事的极其繁重的政治工作和斗争是英勇卓绝的。我们能够完成这些工作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和加拉罕同志密切协作的结果。我们无须在议论中浪费时间，一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完全习惯于分工合作和分头处理问题。一般说来，我比较全面地担当了政治方面的工作，而他做了大量的繁琐的事务工作。他之所以能处理这些工作，是因为他有迅速和轻而易举地掌握情况、解决问题的卓越才能，有明晰而健全的理智，而且还具有对于这个工作岗位来说极其可贵韵出色的政治嗅觉。”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加拉罕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负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加拉罕比较熟悉东方各个国家的情况，1919年4月25日，根据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会的决定，加拉罕主管东方司的工作。他亲自参加了制订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在1919年至1921年间给东方各民族的一系列的呼吁书，详尽地阐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政策。

1919年夏天，苏俄红军向西伯利亚进军，在鄂木斯克打败了高尔察克，从而对东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由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言向中国和全世界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加拉罕出席了会议。9月5日，中国北京政府派出的以张斯麟陆军中将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对苏俄政府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两国政府举行了会谈，加拉罕积极地参加了谈判工作。苏俄政府为了阐明其对华政策，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9月27日发表了由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宣言》，宣言宣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1921年，苏联政府派加拉罕为驻华大使。1923年1月底，驻北京的苏俄外交代表团全权代表越飞因患病离开中国。为此，苏俄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把谈判地点改在莫斯科进行，但中国北京政府未能同意。此时的苏俄政府对东方国家的问题十分重视，但东方国家的问题也十分复杂。加拉罕是闻名中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因此为谈判中俄外交关系问题，在契切林提议下，苏联政府决定派加拉罕到北京同中国北京政府进行谈判。

7月30日，加拉罕从莫斯科启程，途经哈尔滨、沈阳，在会见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后于9月初到达北京，住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加拉罕代表团一行在沿途和到达北京后，受到了中国劳动群众的热烈欢迎。北京学生联合会在欢迎词中说：“我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唯一朋友就是苏联，同苏联友好，就能帮助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加拉罕在1923年9月11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也写道：“如果说一年前，只有学生、教授、国民党人以及接近他们的民族主义者是我们的支持者和朋友，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必须要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没有一份报纸不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或者不要求立即解决和我国的关系的。特别是统治集团对我国态度的变化，无论从对我的接待上或从欢迎会上所表示的态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欢迎会至今没有停止，大概要持续到10月中旬。为了筹备欢迎会，特此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内有政府、众议院、参议院、军事当局，贸易机关、银行教授和学生的代表。”在北京，加拉罕代表团成员会见了各个团体的代表，并且发表演说，为中国报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反对中国的阴谋，表明苏联对华政策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政策。9月4日，北京政府任命的中俄交涉督办王正廷在北海公园，设宴招待加拉罕。在欢迎会上，王正廷说：“我希望苏联能像美国那样友好对待中国。”加拉罕说：“这点办不到，苏联绝对不会像美国那样，在临城劫车案那样污辱中国的文件上签字。”在次日的《京报》上，刊出《加拉罕大斥王正廷》的大标题，并发表了《从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声明说：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言之原则精神，依然为俄国对华关系之原则”“俄国劳农革命推倒俄皇政府，本完全尊重他国主权及完全抛弃侵略所得之土地与财产之基础，建设其对各国之新策，对中国之政策亦然”。

1923年9月8日，加拉罕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华特命全权代表的身分发出一封给南方政府孙中山先生的电报，报告了苏俄使团赴华的目的和任务，电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派我来贵国，真心实意想实现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使这种利益具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不管敌视我们友谊的帝国主义者如何进行阻挠，我们的友谊必将成为事实；我们深信，只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紧密地携起手来，帝国主义者就再也不敢把我们看作是只可供奴役和高利贷盘剥的国家了。我们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还有障碍，但贵国同胞普遍一致表示的深切同情和在中国给予我的热情接待，使我充满了信心。”“你是新俄国的老朋友，我在履行我的密切我们两国人民关系的主要使命中，希望获得你的支持。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将成为它们自由与和平发展的有效保证。”

1923年9月12日，孙中山就两国关系问题给加拉罕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展开公开斗争的时刻现已到来。在这场斗争中，我向您的伟大的国家寻求友谊和援助，这种友谊援助将能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强大鹰爪下解放出来，能帮助恢复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1923年9月16日，孙中山先生就加拉罕1923年9月8日的电报给加拉罕发了回电。电文说：“我申明，不管对您捍卫的思想体系有什么样的批评，都不能妨碍、也无法妨碍我与您一道认为，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订一种共同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在与别的大国平等的情况下生活，使我们能从国际制度强加给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因为这个制度是依靠实力，并按照经济帝国主义那一套方法行事的。”“您到中国后受到了同情和厚待，因而重新充满信心，这是正确的。我相信，我的同胞们将衷心祝愿你胜利地完成您的使命。但是您最大的难处是同那个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而且连同国民政府的招牌也取消了的政治集团进行谈判。这个集团所实行的外交，与其说是在从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切身利益出发，不如说是按照某些列强的意愿和指示行事。”孙中山的电文对加拉罕批驳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建议苏俄仿效美国来制定对华政策的谬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阁下表示欢迎和感谢，你们给了北京当权者的这个忠顺奴仆以应该记取的有政治现实意义的教训。”

孙中山在9月17日给加拉罕的信中又写到，“为了推进贵使团到中国的任务的完成，在我能对你有所帮助的意义上，阁下是可以依靠我的。”孙中山又说，“以不侵犯中国人主权，把新俄国置于和外国列强同样平等的国际地位为条件，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之际，如阁下认为这种谈判没有成功的希望，阁下可能会考虑，与其空手返回莫斯科，不如到广州来和我正在组织的新政府进行会谈更符合阁下的目的。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北京政府，并且指使北京政府企图使苏维埃俄国遭受新的外交失败。但是我一向认为，我准备而现在有可能粉碎那些贬低阁下政府的一切企图。”

1923年9月23日，加拉罕为介绍鲍罗廷与孙中山先生会见，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象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你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象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向您转达我的想法、愿望和感受。”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4日，大会主席团以孙中山名义起草的给加拉罕的回电说：“本会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将予以同情，而俄国人民来此先声，尤为吾人所感激。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文谨代表国民党全因代表大会，致敬于邻友全俄苏维埃。”

1924年3月，经过加拉罕与王正廷的磋商，制订了中俄协定草案。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顾维钧代表中国北京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协定规定：“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定的签订，确定了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为此，中国北京政府同苏联政府的外交代办升格为大使级，加拉罕为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

从1924年5月至1926年3月，加拉罕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的支持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联系人。

1924年8月2日，加拉罕在北京八大学校师生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帝国主义者视鄙人演说为危险物适足以证明彼辈尚未知反帝国主义运动弥漫亚洲大陆之真因耳。帝国主义列强之不快，其原因并不在演说或苏联政府之宣传，乃在于其所持政策与苏联之迥异。苏联政策足引起被压迫民族之同情，且可激起其反抗帝国主义，然苏联政策不能变更，苏联不能灭亡，时至今日，实无可奈何。盖欲免除苏联政策之威迫，舍推倒苏联外，即唯有自行改变其政策，尊重被压迫民族之主权，与之立于平等互让之地位，此外更无第三途径也。然诸君固知推倒苏联已属既往且已失败之梦幻，且信今日绝无再尝试者矣。”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0月27日，经徐谦、李大钊介绍，冯玉祥与加拉罕会晤。以后又多次由徐谦、于右任等奔走，依据孙中山联俄政策，要求苏联派遣顾问团到冯玉祥、胡景翼等部帮助训练军队。1925年4月，加拉罕开始对冯玉祥和国民军进行工作。加拉罕向冯玉祥解释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道理，推动他与南方革命势力联合起来，从而与冯玉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冯玉祥也时常进出苏联大使馆，与苏联工作人员进行友好的交往。加拉罕认为“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要“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4月21日，加拉罕派遣鲍罗廷和大使馆武官杰克同冯玉祥会谈。会谈结果，决定向冯玉祥国民军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武器、物资援助。与此同时，加拉罕同孙中山进行了频繁的通信联系。孙中山在9月12日给加拉罕的信中说：“中国和帝国主义势力公开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这个斗争中，我向阁下的伟大国家请求友谊和援助，帮助中国从帝国主义强大的侵略中解放出来，帮助我们恢复政治和经济的独立。”

1925年8月底，加拉罕回国休假，这时契切林因出国治病，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有关东方的事务由加拉罕负责。一段时间，有关中国的事务来不及过问。10月，苏联驻华大使馆利特维诺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写信，说“中国的各种事件可以说是突如其来地向我们袭来……因此必须立即决定派加拉罕尽速回北京。”11月末，加拉罕返回北京。此时北方革命运动高涨，加拉罕派人会见了冯玉祥，促使冯玉祥支持北京的游行示威。在12月国民军进占天津，在打败奉系军阀李景林的战斗中，苏联顾问指挥了战斗。

1926年2月，国民军在大沽口同日本军舰展开了炮战，3月16日，日本联合《辛丑条约》签字国向中国发出最后通谍。18日，北京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游行示威，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这场斗争中，苏联大使加拉罕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指出天津封港系中国自己的事，使团不应干涉；中国海口港湾，中国有权处理；《辛丑条约》应速修改。

三一八惨案以后，冯玉祥所率国民军从北京、天津撤退。奉系军阀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开始了驱逐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活动。1926年7月31日，北京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出撤换加拉罕，并要求从速办理。苏联政府接受北京政府的要求，加拉罕于8月回国，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由苏联驻华代办车维之全权负责。

加拉罕回国后，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担任发展苏联与东方其他各国关系的重要工作。他访问了波斯和土耳其。1929年参加了签订延长苏联土耳其友好中立条约协定。1933年，苏联政府派出了以伏罗希洛夫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对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加拉罕为代表团成员。之后，加拉罕又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谈和谈判工作，并多次担任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开始，加拉罕被逮捕，12月被公开判处死刑。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国内政策发生变化，加拉罕被恢复名誉。

1970年，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单位编写的书名为《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著名苏联共产党员》一书，书中的作者之一贾丕才以《列夫·加拉罕——第一任驻华大使》为题，对加拉罕进行了评述。书中说加拉罕“经手处理的有关中国的工作和他在中国的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他“为了发展苏中关系，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力量作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名字不仅在苏联外交史上，而且在中国人民为消灭不平等条约下的半殖民地制度，为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