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不仅取决于各国企业家开发出来的新技术数量，而且还要取决于知识溢出的范围。当知识是在全球范围内溢出时，各国R&D投资数量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和初始要素成本的差异。Helpman和Krugman指出，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拥有差异产品种类数较多的国家将成为该部门产品的净出口国，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从动态角度强调比较优势的演进最终要取决于一国R&D 的投资数量。在他们的模型中，贸易模式取决于一国的R&D投资的数量；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国家的R&D部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它将生产更多的差异产品。简言之，基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在知识国际溢出的情形下，贸易模式由要素禀赋惟一地决定。但不同于H-O模式，此时的贸易模式既能描述产业间贸易又能描述产业内贸易。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基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能预测各国的相对增长率：贸易开放促进了各国知识技术交流，增加了各国的知识资本存量，减少了研发努力的重复。Rivela 和Romer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强调，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还包括R&D活动，人力资本丰裕国家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将快于非熟练劳动丰裕的国家。但阿吉翁和霍依特认为自由贸易对长期增长和福利的影响是模糊的。当知识是在国内范围溢出时，贸易不能直接带来各国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创新成本的下降，此时比较优势不仅来源于人力资本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且来源于初始的技术优势；初始条件在决定长期贸易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阐述了知识国内溢出时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与演进。在要素价格均等的情形下，初始拥有较多知识资本存量的国家在研发活动中将拥有较高的生产率，那些造成某一国在知识积累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的历史事件决定着专业化与贸易模式。Krugman和Matsuyama也几乎同时在具有报酬递增的动态模型中证明了历史和预期是如何决定长期专业化和贸易模式的。知识国内溢出情形下基于内生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也能预测各国的增长率。在知识积累方面具有初始先天优势的国家，其创新率和增长率就快。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还为如何改变“一朝落后、处处落后”(once behind，always behind)的被动局面提供了思路：(1)政府给研发部门提供足够的补贴以弥补初始劣势；(2)当技术上具有初始劣势的国家在市场规模上远大于其贸易伙伴，且该国消费者对高科技产品的支出份额较大时，该国就有了扭转初始劣势的可能。其原因，正如Krugman所说的，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二)垂直创新时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与演进

对于垂直产品创新情形下的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也进行了阐述，他们将熊彼特模型纳入了贸易理论，强调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各行业贸易模式由技术领先的行业数量决定，而后者又是由一国先前的R&D投资水平决定的。阿吉翁和霍依特建构了基本的熊彼特模型，在该模型中，一方面，商品贸易的繁荣使得用于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下降；另一方面，贸易加剧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即倾向于使中间产品垄断程度下降，从而使创新厂商的垄断利润下降、创新激励变小。当研究部门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垄断性时，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在阿吉翁和霍依特看来，当研究部门(单部门)为垄断部门时，在位创新厂商一方面形成内部化当前创新的市场抢夺效应；另一方面，在位创新者内部化当前创新对未来研究具有正的效应。这两种效应谁占主导地位是不确定的。阿吉翁和霍依特进一步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是可以通过多部门假设来消除。也就是说，在多部门情形下，中间产品贸易就能促进经济增长。阿吉翁和霍依特总结了三种可能情形下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即产品市场竞争的达尔文效应、渐进式技术进步效应和卢卡斯效应，这也就意味着贸易在这三种可能情形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无论是水平创新还是垂直创新，一国的创新增长速度都取决于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研究部门的生产效率。动态比较优势对一国长期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通过改变这些变量来实现的，这些变量的变化构成了贸易影响增长的不同渠道。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将这些不同渠道归纳为四种不同的机制，我们将之概括为两种效应：一体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一体化效应体现在自由贸易带来了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以及规模报酬递增。资源配置效应不仅体现在自由贸易导致的规模效应激励着更强的研发活动，而且还体现在自由贸易对人力资本相对报酬产生影响，进而重新配置资源。贸易开放既有促进一国创新率和增长率的情形，又有抑制一国创新率和增长率的情形。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总结的贸易开放阻碍长期增长的四种情形中，有两种是与知识不能实现全球溢出有关。在知识全球溢出的情形下，从实证结果来看，贸易开放对创新和增长的正面影响还是很明显的。Coe和Helpman的研究支持了通过贸易形式的技术溢出假说，国际技术溢出对一国生产力水平有着正向影响。Eaton和Kortum发现，OECD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并不是依赖于国内的研发投入，而是依赖于国际技术的扩散。Keller指出，欠发达国家通过使用国外的先进中间产品而获得的技术扩散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Coe、Helpman和Holfmaister以77个欠发达国家1971 - 199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南北贸易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贸易伙伴国(工业国)的R&D活动以及机械设备的进口呈显著正相关。

源于“干中学”效应的动态比较优势

Redding将“干中学”效应与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起来理解动态比较优势，他强调，一国根据当期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自由贸易可能导致福利损失，因为该国可能放弃了在其他部门潜在的学习效应。因此，一国为了避免这种“比较优势陷阱”，往往是根据自身学习能力来选择国际分工。这也是说，“干中学”效应是动态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学习曲线、动态规模经济与动态比较优势

Krugman沿袭Romer的思路将规模报酬递增、外部效应与动态比较优势联系起来；Krugman首先将动态比较优势与内生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分析了贸易模式的决定问题：部门特定的累积生产经验决定着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而生产经验的积累是通过“干中学”实现的。Krugman引入学习曲线在产业层次上考虑了动态规模报酬递增，产业中过去积累的产量决定着当前的生产率，或者说，每个产业的生产率取决于经验指数。他还进一步在知识国际溢出的情形下分析了一国的经验指数与本国和外国的可贸易品产量之间的正向关系，可贸易品种产量越高，经验指数也就越高。这意味着，动态比较优势是相对经验指数的函数，比较优势可以由贸易开放程度(经验国际化程度)和可贸易品产量来决定。

Krugman对“干中学”效应下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内生决定机制所作的探讨，强调的是贸易开放后贸易品产量增加通过学习效应会形成比较优势，该思路为后来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Krugman模型没有考虑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的情形，这一工作开始于Lucas的研究。

(二)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时的动态比较优势

Lucas通过对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外生给定)的考虑，对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扩展。在Lucas模型中，每一产品的生产和技能的积累都取决于该产业中的平均技能水平，因而相对价格就取决于各自的人力资本水平。Lucas首先强调自给自足均衡时的经济，趋向于专门生产一种产品，而生产何种产品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一国一旦选择了擅长生产的产品，就会形成规模报酬递增。在自由贸易条件下， Lucas模型的结论与Krugman的结论相似，即各国从事各自擅长的生产从而通过“干中学”效应积累技术、不断强化初始的比较优势。但Lucas是从不同商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的角度来阐述的，选择生产不同的商品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比较优势取决于以前所积累的商品专有的人力资本水平。Lucas特别强调新产品不断被引入，否则“干中学”效应就无法保证规模报酬递增。Lucas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扩展，如Matsuyama，所扩展的主要结论都强调比较优势因学习效应而具有动态性，初始条件并不足以决定一个具有外部效应的经济的均衡位置。基于外部规模报酬递增的Lucas模型假定在同一组产品上学习是以同一速度进行的，抽象掉诸如需求结构等一些对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虽然Lucas考虑到了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学习效率，但这还是显得有点粗糙。实际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上的产品都具有不同的学习效率，在一种产品的引进阶段就具有较高的学习效率，随着生命周期的演进，当其进入成熟阶段，学习效率就不断下降。

(三)“干中学”效应的有界性与动态比较优势

Stokey从静态角度描述了“干中学”的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的情形，即“干中学”效应所引起的高质量产品成本的下降大于低质量产品的成本下降。Stokey进一步强调，发达国家因其在生产经验积累方面具有优势而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欠发达国家在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这从“干中学”效应角度对弗农的产品周期现象进行了解释。但Stokey模型没有将增长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之中。该任务由Young得以完成。他在Stokey模型的基础上对Lucas模型进行了扩展，将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学习效率进行了内生化，在“干中学”效应有界性的条件下，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产出结构的内生变化，以及内生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

Younglv的分析是在知识国内溢出的情形下进行的，而且贸易是由技术差异引起的。产品的复杂程度随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学习的效率随着产品复杂程度的上升而增加，而一般技术知识存量的变化要取决于这种学习的效率。Young进一步考察了贸易的作用。贸易首先是使劳动规模扩大，规模效应使得一国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上升，比较优势得以动态演进。若本国比外国发达(经济规模大) ，则本国专业化生产复杂产品，因为新产品处于产品周期的引入阶段，学习效应大；欠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简单产品。此时，初始条件对国际分工模式的影响很大，但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际分工模式不再是由外生的自然禀赋决定的，而是由技术知识存量的差异来决定了。阿吉翁和霍依特对Young的贸易均衡的一般性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强调，发达国家将资源配置于更复杂的产品部门，而这些部门产品的“干中学”效应较大，从而促进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Young的多种贸易均衡中也预言了穷国赶超富国的均衡，当穷国的人口规模扩大产生很强的规模经济时，学习效率的提高使得技术差距消除的可能性存在。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一国如果能很好地将资源集中于其现有能力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就越容易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Lucas 认为，“东亚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

(四)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干中学”效应、动态比较优势与经济增长

Krugman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一般意义上的某一产业拥有比较优势， 而Stokey、Young和Lucas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这更符合现实情形。不同经济的不同增长速度就是源于其劳动力从简单产品部门向复杂产品部门转移的速度和程度的差异。

Lucas对Stokey和Young的国内知识溢出条件下的动态比较优势进行了扩展和应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将体现在单个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与贸易之间紧密联系的事实有了理论模型；二是，他为“干中学”效应对经济增长率差异的解释找到了微观证据。Lucas 模型考虑了仅有劳动投入的学习技术，强调经验积累具有规模效应，但他没有深入分析这种规模效应，而是集中讨论学习行为。在他看来，经济就是通过不断生产更优质的产品来获得进步。因为更优质的产品具有更强的“干中学”效应。阿吉翁和霍依特对Lucas 模型进行了简化，从而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卢卡斯的比较优势思想：当一国工人从简单部门转移到复杂产品部门时，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将“干中学”效应导致的动态比较优势结合进经济增长模型，就能解释“东亚奇迹”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差异的主要根源。

源于内生个人专业化的动态比较优势

报酬递增理论研究的展开基本上是沿着两条思路进行的，一是以Smith和Young为代表的基于分工的报酬递增，二是以DS模型为基础的基于规模经济的报酬递增。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基本上是沿着第二条思路进行的，沿第一条思路进行的研究中既涉及贸易理论又涉及增长理论的文献的发展，主要是Yang和Ng、杨小凯的研究。虽然基于DS模型的新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是传统贸易理论的重要扩展，但杨小凯认为，基于DS模型的新贸易理论不能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仍是外生贸易模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化了个人专业化，将个人专业化视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

(一)内生个人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模式

阿吉翁和霍依特认为，基本的熊彼特模型与内生增长模型都有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即对制度和交易成本缺乏研究。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成功地将交易费用纳入贸易理论的研究之中。与新贸易理论不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即使没有外生比较优势，但只要每个人选择不同专业，就会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首先就是动态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形式化了动态的、内生的比较优势，即将斯密的“个人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的观点进行了形式化。

杨小凯构建了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说明了分工经济的存在，即分工状态下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高于自给自足时两个人的生产总转换曲线的部分。与这种分工经济相对应的是源于选择不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一方面使得从事专业化分工的个人活动范围缩小，另一方面使得工厂的活动范围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个人专业化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涵是一致的。当个人专业化于某一行业时，在“干中学”效应的作用下，他就会比外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但同时随着专业种类数的增加，交易费用可能上升。杨小凯以交易效率的提高来折衷这一两难：随着交易效率不断地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等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可见，杨小凯的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经济内生增长现象，而内生增长与基于个人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是直接相连的。对于基于内生个人专业化的动态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的影响，杨小凯做了概括：当交易效率既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时，均衡状态下只有那些有较显著的专业化经济或较高交易效率或消费者更偏好的商品才更可能被卷入贸易。

(二)内生个人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发展模式

杨小凯的一般均衡的超边际分析还能解释内生发展现象，而国际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二元结构的演进上。Sachs、Yang和Zhang以同时具有内生与外生比较优势的斯密模型来解释二元结构的演进，强调报酬递增和决策者之间的事前差异共存是二元结构的共同特征。从报酬递增角度研究二元结构演进主要是从Krugman和Vanable、Fujita和Krugman开始的，他们将二元经济归因于产业聚集。但这些模型都是在Murphy、Shleifer和Vishny(MSV 模型) 的基础上展开的。MSV模型最大的突破就在于从规模报酬递增角度对工业化进程进行了解释。在该模型中，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的不同来源使得该模型的均衡结果并不一定稳定和唯一。正如杨小凯指出的：在一个特定的参数空间下，MSV模型存在着无限的均衡。Sachs和Yang将规模经济、内生工业化程度和交易费用同时纳入MSV模型，内生化了二元结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内生比较优势来源于个人专业化，或者说，来源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专业化经济，但他并没有排斥外生比较优势(源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外生差异) ，而是将这两者综合起来分析动态比较优势对贸易模式和发展的影响。杨小凯将决定贸易模式的因素概括为三种：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以及交易效率；贸易的确切模式是由内生和外生的生产与交易上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在一个均衡的贸易模式中，一国将出口那些在生产和交易上具有净综合比较优势的商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新贸易理论的扩展，内生化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并从交易效率的角度考察了贸易模式、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分工演进之间的内生关系，将一系列共生经济现象(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经济内生增长和发展)视为交易效率改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不同侧面。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虽然将内生专业化和内生商品种类数联系起来了，但并不是象内生增长理论那样将新产品种类数增加视为研发投资导致的内生技术进步，而是将它视为分工网络规模扩大的结果，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是交易效率提高的结果，仅仅进行研发投资是不能保证新产品和相关新生产技术的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