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下旬,江苏军警干部训练所从招牌到内部的组织,特别是在人事上都有了较大变动,把“江苏军警干部训练所”改为“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改派江苏保安处少将参谋长程仲清兼任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教育长。程到后,立即开始内部的改组,对“复兴社”的重要分子动手开刀。把上校总队长、“复兴社”分子高鹤飞赶走,成立一个军事组,派韩炼成为军事组上校组长。借口要加强政冶训练,成立一个政治组,派陈立夫在北洋大学的同学CC分子张北生为政治组上校主任。每一个队,增设一个由CC分子充当的中校政治训练员,如甘圣哲、顾锡康、陈颂平这些人,都是政治训练员。又派CC分子高明、周风镜、卢兆祺、赵剑华等为政治教官。派刘伯荣、傅来群、张玉书等为军事教官。同时,把学生队队长石英麟赶走,调张宝雄(1940年改名张正非)为学生队少校队长,顾锡康为学生队政治训练员。内部改组之后,CC分子就积极开展神秘性的政治活动。

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的规模不很大,学生队和军士队各一个，都只办了一期。学员队先是三个队,后来改为两个队,总共办了五期。学员队结束后,即利用原班人马,接着又办了两期师资人员训练班。军士队是挑选各部队优秀的士兵来施以军士教育的。学生队是从普通青年学生中招考进来的。学员队各期的学员,大部分是省保安团及各县保安大队少校以下的军官,少数是各地的警官。师资人员训练班的受训人员,是江苏全省各地的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自从设立政治组,各期各队增设政治训练员以后,他们对每一个学生和学员,就想尽办法去调查了解:偷看学生、学员的来信,从他们的自传中去分析研究,从侧面去调查,再加上不断地个别谈话,最后决定认为可以吸收的分子,就偷偷摸摸地拉他们到教育长程仲清的“公馆”去谈话,可能在这一次淡话时,便加入“励进社”。

张正非回忆入社情形：程仲清带着我进入一个密室。这是一间不很大的房间,正中的墙壁上,张贴着四张大相片: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相片,并排贴在最上方,陈果夫的相片贴在孙、蒋两张中央的下方,在陈的相片下面，写着“社长”两个字。项致庄的相片,张贴在陈的下方,在他的相片下面,写着“副社长”三个字。这时,程仲清对我说:“我们的政治团体,叫‘励进社’,主席是社长,所长是副社长,我是书记。”接着,便叫我填写《入社志愿表》和《入社誓词》。誓词的大意是:“某某人,自愿加入励进社,在社长,副社长领导之下,遵奉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人某某。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填写好“誓词”以后,即立正站在陈果夫、项致庄相片的前面,右手握拳高举,左手拿着“誓词”,自己宣读。宣誓完毕,立即盖章,以示郑重。

1937年11月26日,以陈果夫为首的江苏省政府那批头子,在即将逃跑的最后关头,项致庄转请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保安司令陈果夫,调张正非为江苏保安第七团团长,宣布张北生为南通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南通县县长,似乎是作了一些有计划的布置。但自从顾祝同回到江苏继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以后,成立了保安总团部,军事实权立即就转到“复兴社”头子、原江苏保安处副处长、新任保安总团长李守维的手中。“励进社”在江苏已开始总崩溃。

CC派与复兴社的较量

当时“复兴社”在江苏的主要负责人是江苏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李守维。他下面一些重要的人物是:江苏国民军事教育处少将处长胡顿、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江苏通信处上校副主任柯伯勋、保安第一团上校团长杨蔚、第四团上校团长贾蕴山、江苏保安处上校科长孙天放、江苏军警干部训练所(后改为保安干部训练所)上校总队长高鹤飞,以及该所的学员队中校队长王康奇、罗卓汉、袁英。还有保安第三团中校团副方汝舟、第四团中校团副顾锡九(1937年下半年,胡顿、孙天放二人调充保安团长,方汝舟也被提起来充当保安团长)。他们的下面,还有很多充任少校团副、少校营长、少校大队副、少校区队长以及尉级军官等。这些人以黄埔军校系统出身的为中心,也有很多“复兴社”分子,多是江苏省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学员或学生,后来分批被保送到中央步兵学校、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去接受了一个短期的军事教育。至于“励进社”,则已如前述,是陈果夫到江苏充当省政府主席、项致庄充当江苏保安处中将处长、程仲清充当江苏保安处少将参谋长兼任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教育长以后,积极扩大组织,吸收军事干部发展起来的。1933年至1937年,江苏省的军政实权,虽则是操在CC集团的手中,然而“励进社”的基础却不很坚实。在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尤其是在军警干部训练所里面,先是“复兴社”独占,后来“复兴社”分子陆续被排挤出去，“南进社”便很快发展起来,造成压倒“复兴社”的优势。但在保安第一、二、三四各团中,始终是“复兴社”占优势。各县的保安大队中间,“复兴社”与“品进社”似乎是平分秋色,势均力敌。到最后,由于“励进社”在江苏军事系统的上层方面没有坚强的领导人物,才逐渐转为劣势,以至不是“复兴社”的对手了。

“励进社”与“复兴社”虽然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两个各自具有独立性的政治派系,但均有突出的排他性,经常在江苏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如在1934年上半年,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内部机构改组的时候,“励进社”的上层分子就攻击总队长、“复兴社”分子高鹤飞是“绣花枕头”,并把他排挤出去。有些“复兴社”分子看到CC集团的势力在江苏日益壮大,便暗中投靠有权势的CC分子。“复兴社”对他们自己的人,则采取严加防制的措施,不允许他们与CC、“励进社”分子亲近。该所少将教育长祝秋是CC分子,浙江崃县人,所内有一个黄埔第三期出身的少校区队长、“复兴社”分子吴岱,是浙江诸暨人,因为和祝秋是较近的同乡,他就利用小同乡的关系,常常偷偷地与祝秋接近。不知道他向祝秋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在一天下午他突然失踪了。接着就有人放出空气,说吴岱是“反革命”。一些“励进社”分子和CC分子透露:“复兴社”内部有“铁的纪律”,对犯严重错误的人,常常秘密处以死刑。从此,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调查吴岱失踪的原因了。

“励进社”几个头子打击“复兴社”分子所采取的手段,是十分卑劣的。进攻的手段五花八门,轻视、谩骂、攻击、挑拨、离间、分化的办法,经常交相为用。他们常常利用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吹毛求疵,从各方面抓到“复兴社”分子的一点小错误就开刀。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学员第一队中校队长、“复兴社”分子王康奇,学员第二队中校队长、“复兴社”分子罗卓汉,都被程仲清、项致庄抓住一些劣迹,报请陈果夫撤免职务。

“复兴社”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江苏公务员训练总团,在江苏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江苏“复兴社”的头子李守维实际主持之下,项致庄先后派自己的亲信柏竹筠、谢邦彦两个上校级的干部去担任军事管理和教育训练的工作。这些人,资格很老,军事学术已很陈腐,由于他们是项致庄的亲信，也由于是“励进社”分子,结果，一个一个都被李守维抓到短柄而打了下来。这是“复兴社”对“励进社”的反击和报复。

李守维在把柏竹筠、谢邦彦打走以后,特地调江苏“复兴社”的重要分子柯伯勋去担任军事管理和教育训练的工作,他们是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江苏通信处正副主任,两个人在一起,对江苏省公务员的训练工作还是搞不好,特别是柯伯勋滥用职权,把犯过失的两个学员捆绑起来,派几个士兵手持手枪,把他们押送到省政府去,要求陈果夫严加惩罚。陈果夫一看到这种情况,便拍桌子大骂柯伯勋行为粗暴,管训无方,处理不当,不配担任这重要的军事训练工作。接着,陈果夫便借此向柯伯勋开刀,要他马上离开江苏省公务员训练总团,这是“励进社”头子亲自出马,给在江苏工作的“复兴社”重要分子一次毫不留情的严重打击。

自从1933年陈果夫、项致庄等人抓到江苏省的党、政、军大权以后,在江苏的“复兴社”分子连续不断地遭到打击。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果夫、项致庄借抗日为名,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保安第一团团长“复兴社”分子杨蔚被打走以后,立刻就派祝秋去接任团长职。后来,由四个保安团扩充为十个保安团时,又大量提拔了“励进社”分子。在江苏省政府即将改组时,陈果夫,项致庄在新成立的六个保安团中,提拔或调充少校团副和少校营长的很多。有一些重要分子,则提起来或调去充当团长。如江苏兵役管区司令部训练科的上校科长张宝雄,被调到保安第七团充当了上校团长,这六个新的保安团长,“励进社”及陈果夫的人占多数。“八·一三”以后,淞沪抗战激烈,我军伤亡惨重,江苏为配合战事的需要,“励进社”对“复兴社”的暗斗,不能不暂时缓和下来,而作出“大敌当前，团结抗日”的姿态,因此,也宣布了一些“复兴社”分子去当团长。如把江苏保安处上校科长、“复兴社”分子孙天放,调出当保安第六团团长,把第三团中校团副、“复兴社”分子方汝舟,调升保安第八团充当上校团长,把无锡县保安大队中校大队副、“复兴社”分子胡顿,提起来充当保安第五团上校团长。

“励进社”被逐出江苏

李守维不仅把上校团长张宝雄、中校团副谢昭晖、少校团副范琴堂、少校营长何廷威和许照,以及各团连排级的“励进社”分子,都踢出江苏,还企图实现存心已久的大苏北主义。他们把非江苏籍的外省人充当的团长,那怕是“复兴社”分子,也都利用机会一律推出江苏。如第六团团长孙天放,虽系“复兴社”分子,但他是安徽人;第八团团长方妆舟,可能也是“复兴社”分子,但他是浙江人；第五团团长,原来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投靠过CC集团,是四川人。

至于未被李守维赶出江苏的“励进社”分子,在江苏与“复兴社”分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在1935年被调到江苏干训所的南通县保安大队少校大队副何克谦,是张北生、顾锡康的亲信分子。他被拉进“励进社”以后,项致庄、程仲清、张北生、顾锡康这些人,因为何克谦很能干,对何都很重视。据说,何克谦后来当旅长,在南通专区一带的势力很大,并且和“复兴社”斗争很激烈,以致引起李守维的怀恨和仇视。末了，李守维在苏北某地布置好枪杀何的会场,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何克谦诱骗去。当何克谦两条腿刚跨进会议室的门槛,事先设伏的枪杀手从何的背后向其后脑和脊背连击数枪。何克谦就这样被李守维打死了。

“励进社”中坚投敌为奸

淞沪战起,情况紧张,冷御秋被推出来负责成立“江苏民众组织委员会”来进行民众组织工作。“民众组织委员会”设在镇江伯先公园内,输送难民渡江,并为前方即将败退下来的大军渡江做好准备。自火车站经京畿岭通至江边轮船码头这一带去实地查看了一次,发现这一路和镇江城里以及江边各处,秩序已经非常混乱;江边各个轮船码头旁边,难民及其携带的行李,堆积如山,街上已经到了不少零零星星的溃兵,商店纷纷关门。11月23日起，经海员工人两天一夜的抢渡,总算勉强把几万江边的难民运过江去了。

“励进社”副社长项致庄是随陈果夫一起撤到重庆的。到重庆后,先由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里给项安排了总务主任之职,不久,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里,给项致庄挂上一个中将高级参谋的名义,他一直住在南温泉。

“励进社”的书记程仲清,跟随项致庄逃到重庆后,因陈果夫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任程为侍从室第三处秘书。因为侍从室第三处操纵上层人事,特别是控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人员训练班各期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为迁就陈果夫,这个处就一直设在南温泉附近的小温泉,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在一处。所以程仲清带着他的姨太太,也住在南温泉。这时他已加入四川的帮会“袍哥”(哥老会)，一再劝张正非也加入:“加入青红帮，有种种好处,到处有饭吃,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吃亏。”

“励进社”的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张北生,在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任政治组上校主任的时候,就神气活现,自以为是陈果夫的宠儿,又是陈立夫的同学,说起话来很硬。“励进社”在江苏垮台的前夕,因为张北生是南通人,陈果夫特地宣布他为南通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南通县县长。“励进社”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已使其分子遍布江苏全省各地,给张北生以控制南通专区的实权,使其以南通专区为尔后发展政治势力的根据地,这是陈果夫的表面文章,而张北生贪生怕死,不愿留在江苏。陈果夫到了汉口,张北生就追到汉口,要陈果夫把他带到后方,后来陈果夫坚决要张北生回南通,执行他的政治默契,张北生才回到南通。不久又到了上海,与日军暗中勾结,计诱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各方面负责人吴开先等八九人,使其为日本宪兵队所逮捕,这个消息传到重庆,据说陈果夫、项致庄、罗时实、周厚钧、程仲清、傅肇仁这些“励进社”的首脑都知道这是张北生干的,后来日伪因张北生有“功”,特任张北生为伪江苏省警务处长的要职,这时项致庄正图暗中约其参谋长、“励进社”书记程仲清离开重庆到南京投敌。恰巧,蒋介石因为项致庄是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出身,曾经当过炮兵旅长和炮兵学校教育长,而宣布他为中将炮兵副总指挥。1942年秋季,蒋介石又指派项致庄到江西上饶一带去视察第三战区的炮兵部队。这正好给项致庄送行。程仲清则假借要回到长江下游第三战区去工作,带着姨太太,跟随项致庄冠冕堂皇地向“励进社”社长陈果夫告别,而离开了重庆。他们一到江西上饶附近,便偷偷摸摸地越过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一同跑到南京去投降日伪。

当项致庄和程仲清跑到南京去投降日伪做汉奸的消息传到重庆南温泉以后,陈果夫表示缄默。有很多人只知道项致庄是CC分子,是陈果夫的心腹,而不知道项是“励进社”副社长,程是“励进社”书记。在重庆和重庆南温泉、小温泉的很多“励进社”分子,得知该社副社长和书记都投降日伪以后,认为“励进社”就此瓦解了。

“励进社”中坚分子当汉奸以后,陈果夫遭到各方面的攻击。陈果夫有一次跑到重庆复兴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四维堂”去,向在党政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中上级文武官员说:“各方面有很多人都攻击我在党内搞政治小组织,说我们是‘CC’。我老实告诉你们大家,我根本不懂英文,不知道什么叫‘CC’。”后来,陈果夫又不打自招地说:“国民党内部即使有政治小组织,在1938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一律都解散了。”事实证明,1938年以后,政治小组织是名亡实存。

“励进社”副社长项致庄、书记程仲清卖国投敌,无恶不作。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项致庄就被逮捕。当时,陈果夫也恨项致庄连累他和CC集团,招致各方面的攻击,主张枪毙项致庄。蒋介石最后下令把项致庄枪毙。胆小如鼠的程仲清吓得生了大病。后来他听到项致庄被枪毙了,紧接着他就吓死了。“励进社”的第一个降将张北生,在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抓去关在监狱里,后竟被赦免了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