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裹》思考

贫困地区儿童需要社会关爱，如何资助更需科学合理设计

为了能以“真实”打动观众，影片的风格基调定位于“纪实”。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贫困地区学生艰苦的学习环境和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精神，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底线，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孩子的需求，作为传统的公益话题一直引发人们的思考和关注。作为中国首部社会扶贫公益电影，《包裹》即反映了这一主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韩俊魁对影片做出了自己的分析。“贫困地区的孩子更需要我们的关注。”

影片中一个细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贫困地区小学的教育现状。一个孩子被父母要求辍学放羊，老师找到家长苦口婆心地解释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免除了学杂费，才让孩子重返学堂。

“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日益加大，现在贫困地区小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基本已经不会出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说，“但我们更需关注的是怎么让孩子上好学的问题，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项目设计，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综合发展和生活条件。”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前不久发布的一份《部分贫困地区音体美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中，九成学生喜欢音体美课程，但绝大多数学生连基本的音体美用品都没有，师资配置更是让人担忧。

“美术课基本是教师在黑板范画，学生简单临摹；音乐课成了流行歌曲的教唱课；体育课要么是集合整队跑跑步，要么是‘一个哨子一堂操’。”陈红涛介绍，“贫困地区农村音体美教育的薄弱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使农村学生在将来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

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爱心包裹项目，正是瞄准了贫困地区学生的这一需求。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音体美教师培训、志愿者支教等形式，改善农村小学音体美教学现状和学习生活条件，给孩子们送去一对一的关爱，圆孩子们的童年梦想。

《包裹》是启示

探讨民间公益精神，中国人不缺爱心，缺的是专业公益引导

“中国社会缺不缺爱心？我想这个影片做了很好的正面回应。”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说。

在影片中，青年教师吴立山一篇普普通通的网络帖子，就引发了社会的爱心捐赠狂潮，源源不断的物资涌入小小的山村，却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影片聚焦于包裹发放过程中的矛盾，在包裹与受助人接触的一霎那，通过冲突展示了自发性公益面临的挑战，揭示了服务供给中普遍化公平原则和差别化公平原则之间的平衡困境，强调了对带有强烈工具性色彩的发展干预需保持必要的警惕。”韩俊魁副教授分析道。

“我们在爱心包裹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也经常有很多人会问可否自己去寄东西，”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说，“我们一般都不提倡这种方式，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寄，受益人收到的东西有的好、有的新、有的贵，这样因分配不公平给受益人带来的负面心理伤害，可能比捐赠带来正面效应还要大。”

与影片反映的自发性公益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相呼应，中国扶贫基金会根据受益对象需求不同，精心打造了透明度高、公平性及实用性强的爱心包裹项目，依托网络和邮政平台将科学化设计的爱心包裹送到了全国贫困地区和灾区孩子们手中。

爱心包裹项目自启动以来，已经累计接受到133万笔捐赠，其中91.3%来自普通公众，筹集善款2.34亿元，直接帮助了201.66万人次。

“在这场大规模公民参与的爱心包裹捐购公益接力赛中，无数普通民众的爱心在专业公益的催化下得以惊人释放，与《包裹》影片中的一些场景构成强烈反差。”韩俊魁副教授分析到。

“电影《包裹》被定位为爱心包裹项目的献礼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了解贫困山区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现状，并给与他们帮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介绍到。“另一方面，影片还深刻探讨了公益捐赠的合理性、公平性、科学性等问题，让人们意识到，在奉献爱心时不仅要考虑受益人的实际需求，更要关注这些捐赠可能会给受益人带来的各种影响。”

“这正是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所倡导的理念，也是我们在设计爱心包裹等项目时所遵循的原则。”江绍高副会长说。

“该影片除了带给我们感动，更多的是则是许多言外之意的思考。”韩俊魁副教授说，“例如，如何专业地经营公益？如何依托公信力高的公益组织将社会资源递送给弱势群体？这正是本片的价值所在。”

《包裹》是感动

退役军人因爱“触电”，五年艰辛成就“感动之梦”

电影《包裹》出品人罗嘉勇，是一名从部队转业自主择业的退役军人，因“感动”而陡然产生了将影片搬上荧屏的冲动。2006年的岁末寒冬，云南省大关县一名乡村教师在网络上发帖，讲述了乌蒙山深处孩子们冬天的生存状态，迅速引发了一场全社会的爱心捐赠活动。作为那次爱心捐赠行动的一名普通参与者，罗先生决定将这份人间大爱定格成为电影的感动。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众捐赠部品牌合作处长明宏伟介绍，从影片立意到正式公映，历时五年，对于初次“触电”的罗先生来说，其间经历了很多繁复、曲折和坎坷。罗先生将电影定位为“公益影片”，也就是不以市场赢利为目标，在创作上可以心无旁骛地安心营造一份“感动之梦”，同时兼顾纪实性的创作风格。为了这个执着的公益梦想，罗先生失去了或主动放弃了很多商业投资。影片创作当中，罗先生的剧组遭遇了50年一遇的暴风雪灾害影响，还因不熟悉电影创作规律而人为导致投资损失，尽管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住自己的原则，最后不惜将房产抵押进去。

“中国扶贫基金会从影片脚本阶段就给我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延展性创作建议，陈红涛副秘书长和明宏伟处长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关怀。”罗先生感慨地说，“基金会的指导，将影片内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可以说，没有基金会的参与，我很难想象电影最终会如何。”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坚持将这部公益影片完成，我想主要是因为最初的感动和对贫困地区儿童教育扶贫的关注，”回顾这一切，罗嘉勇淡然地说。“这样一部几经周折的作品，虽然不尽完美，但我想它还是能够承载‘定格和延续人间大爱’的这一命题，也完成了‘探讨民间公益精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