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10 19:56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理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
主要措施有：
1、扩大招生。
2、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
3、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阅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
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
5、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
6、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重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
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
8、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
1914年胡仁源校长制定《北京大学计划书》，提出扩招新生、改进教学法、编写教材和讲授要目、添购教学设备、整理图书等措施。学校规模扩大，一批知名教授聚集北大，文科有陈黻宸、黄侃、朱希祖、陈汉章、辜鸿铭、林琴南、马叙伦、钱玄同、沈尹默、马裕藻等；理科有夏元瑮、胡濬济等；法科有陶履恭、张耀曾等；工科有温宗禹、孙瑞林等。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等京师大学堂首批派出留学生，学成后回母校任教，开设现代数、理、化课程，成为这些新学科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