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以阴阳生万物。而人为最灵。灵于心。实灵于其理。理。气之主也。心依于理。理宰乎气。而保养作善。祛病延年之法密焉。人不知保养作善。但求功于药物。又不明天理。不信明人。故医道难行也。夫医本大道。而以意可会其理。特理不难会。而意则不易能真耳。非静养元气不可。故能医者。必不可舍却根本也。

医者理也。医者意也。阴阳五行之理。烂熟于心。而又以意消息之。其庶几乎。即如诊脉。自来所重。然四诊已足。而亦不能偏废。而望以审其形状。精神。色泽。方可考其脏腑之患。以形气相参。得其强弱虚实之真。此尤为先。但不可刻舟求剑耳。五运六气。古书虽传。其实。乃名人不得已。示下学以入手之法。天地气化。岂人所能测度。人身受病。亦岂尽属气运所为。当以活法参之。乃少有误会。况气化颇不易明。何得单执五运六炁耶。一年之病。半由大寒大热而生。冬伤于寒。春夏发焉。夏伤于暑。秋冬发焉。其伤之甚者。则发之速。当细审其致病之由。并以天时人事参之。细心斟酌为佳。

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

究竟《易经》的道理与中国医理有多大关系？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要说起来，医理与易学是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诸位一定会说，既无什么太大的关系，还研究什么呢？这就要说到道家了。

在秦汉以前，春秋战国时代，道家有所谓“方士”之流，他们讲求修道炼丹。这些丹道派思想的发展，是由《易经》的原理演绎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是与《易经》配合的。

到了汉代以后，中医的哲学思想，也经过演变，外加道家的影响，而使得医理以《易经》的道理来诠释了。也就是说，透过间接的关系，中国医理哲学思想，却建立在《易经》的基础上了。

中国文化的特色是偏重于抽象，偏向于玄妙，这正是智慧之学，但也在学习研究及了解方面，增加了许多的困难。

中国五千年的医学历史，许多学派发展下来愈来愈为神奇，似乎是走入纯哲学的范围，但其实际应用的价值，却很令人怀疑。

所以，我们可以说，易学与医理之间，只是形而上的哲理的关系，至于形而下的法则方面的运用，却是大有问题的。

如果要问什么与中国医理关系最密切的话，道家方术思想对医理影响的重大远远超过易学的。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中国上古文化的特殊气质与雄伟气魄了。

上古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敢于假想，敢于追求。

道家认为所谓“人”这个生命，是可以经过修炼，使肉体的人身长生不死，而达到神仙的境界：“与天地同体，与日月同寿。”

试看，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雄壮，有多么大的气魄与胸襟。不论人类是否真正可以达到与日月同寿的目的，仅仅是这种假想，已够得上伟大了，除了中国人，世界上又有哪一个种族敢作此想呢？

是的，西方文化宗教中提到了“永生”，但那仍是精神的、死后的事，与道家的假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道家的这种想法，正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宇宙在手，万化由心。”

事实上，道家并不只是想，并不只是敢于说说而已，他们真正致力于方法的寻求，真要征服人类的躯体，真要控制人类的生命，在他们努力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成就，与中国医理关系至为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