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写给宋淇的信中，提及《半生缘》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参照了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

顾曼桢：曼桢接受了良好教育，是一个独立自主、有自我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女性。当姐姐嫁给祝鸿才后，曼桢坚持一个人打两份工肩负起家庭的责任，供弟弟们读书上学，用独立与尊严撑起了贫弱家庭的一片天。在爱情层面，她的贞操观不同于旧时代的其他女性，虽然被祝鸿才强奸，但她并不觉得有愧对世钧的地方，她对世钧的爱仍是浓烈的，即使被关在小房间中还想尽一切办法给世钧通信。当她终于有机会逃时，她忍痛抛下刚出生的孩子，不顾虚弱的身体逃出姐姐的控制，获得了自由。但在现实的羁绊下，她为了孩子牺牲自己，嫁给祝鸿才。

顾曼璐：曼桢姐姐。曼璐在父亲逝世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沦落为舞女。随着妹妹曼桢工作，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加之自身姿色衰退，她决定远离风尘之地，但找到一个好归宿何尝容易。迫于压力，她选了祝鸿才。婚后，祝鸿才色性难改，到处寻花问柳，对她极为冷淡，甚至拳脚相向。为了巩固地位，曼璐自私地决定借妹妹曼桢的肚子生个孩子。最后，曼璐因病早逝。

沈世钧：曼桢恋人。世钧出生于做皮革生意的商家，衣食无愁。世钧讨厌旧式家庭，对生意也不感兴趣，他努力到外面求学和工作，以主宰自己的前程。然而当父亲病重，母嫂要他与父亲的姨太太争夺家庭经济权，他无奈放弃了刚刚起步的“学工程”的事业，回到南京。世钧和曼桢真心相恋，却因两人各自的家庭负担，结婚遥遥无期。对于曼桢的失踪，世钧虽曾苦苦寻找，但他误以为曼桢移情别恋嫁给了豫瑾，于是在误解中放弃，和翠芝结了婚。

许叔惠：世钧好友。叔惠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聪明圆滑，脾气好、人缘好，又会甜言蜜语。他和翠芝互有好感，而势利的沈母对他冷漠而鄙视。叔惠的自尊不允许自己为了一个女人忍受别人的嘲讽，但他又对翠芝有情意，对她嫁给世钧而失意。叔惠凭借能力到国外去发展，并娶了一个家世比翠芝家更优越的妻子，但妻子不愿生孩子，最终以离婚收场。

石翠芝：千金小姐翠芝不需要挣钱养家，她需要做的，只是找个门当户对的丈夫。可性格中的任性和叛逆让她偏偏喜欢上了叔惠。翠芝向来过惯了安逸生活，她不会放弃家庭与叔惠私奔，而她的任性也不会因为叔惠的逃避而放弃这段感情。翠芝遵照着世俗的安排嫁与世钧，在少奶奶生活中又固执地坚守着对叔惠的爱恋，仿佛她一世的情感只为叔惠而生。

小说讲述了沈世均和顾曼桢的爱情故事，其中穿插了顾曼璐与张豫瑾、许叔惠与石翠芝等人的情感纠葛，所有人的结局被命运所摆布，注定有情人有缘无分。在小说中，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悲观情绪映射在主人公的言语活动中，整部小说不仅反映了爱情的悲剧，更揭示了在男性法权与金钱相结合的社会下女性的悲剧命运。曼璐牺牲了自己，供曼桢上学，使她获得了立足社会的能力，显然有恩于曼桢。但另一方面也为曼桢人生的选择提供了反面例子，坚定了她走自立自尊自强道路的决心、意志及自觉性，在实践中表现为经济独立和自由恋爱。然而，曼璐和祝鸿才合谋，以曼璐生病为由骗来曼桢，囚禁起来借腹生子，她在地狱中挣扎了一年之久。身为一个反抗者，曼桢总认为自己的内心是强大的，但在现实的羁绊下，她对周围的世界已经失去了信念。她的反抗失败了，最终选择为了孩子牺牲幸福，嫁给祝鸿才。但在曼桢这样的女性身上，她摆脱精神桎梏、在混浊困境中呐喊的精神永远触动人心。

从女性批判的角度看，曼璐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幸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婚后的她为了守护岌岌可危的家庭又不惜牺牲妹妹曼桢，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下，曼璐不仅是感情中的受害者，也是感情的施暴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曼璐处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时代，她内心对于自主、美满婚姻的向往与现实生活中自怜、无爱的婚姻形成了鲜明的对此，最终导致其走向被人痛恨的地步。这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哀，更是生活在以男权为主导的封建宗法社会中所有女性的悲哀。

心理描写

《半生缘》将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恨纠葛作为小说的主线和重点，运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张爱玲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凸显小说中各个人物角色的形象、性情。文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遍布全文的各色人物身上，不仅包括世钧、曼桢等主要人物，还包括了曼璐、顾太太等人物。张爱玲擅长在同一事件中同时描写不同人物之间的心理变化，使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完整展现于读者面前，形成对比和呼应。例如曼桢被囚禁后顾太太心慌，用借口搪塞世钧追问曼桢的下落。通过顾太太开门时的紧张慌乱，谈话时的心不在焉和支支吾吾的言语表现了顾太太内心六神无主和害怕露陷的心理。神情恍惚的遮掩之下，反而让世钧看出谈话里的更多隐瞒。张爱玲作为女性，以感性的思维更容易捕捉到恋爱中细腻的心理变化，把曼桢和世钧在热恋前的忸怩、害羞，热恋中的欣喜、热情和妒忌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

线索

《半生缘》和《普汉先生》有一个共通点，即“门第观念”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束缚。《普汉先生》中，比尔和凯通过一场舞会认识并相互欣赏，后因哈里的关系而有交集并且萌生爱意。凯曾为了比尔拒绝了一次婚姻，但两人迫于“门第观念”的压力，未踏出“表明心意”的一步。最终凯嫁给了哈里，比尔结婚又离婚。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处理叔惠、翠芝的关系情节大致相同，像两人独处、翠芝悔婚、翠芝与世钧成婚、叔惠回国翠芝热情相待等情节。

张爱玲别出心裁地在世钧和曼桢之间隐藏了另一条“门第观念”的线索。曼桢在世钧南京的家中时，世钧父亲见着曼桢便想起了一位舞女，后经打听便知那舞女就是曼璐。此时埋下的这条线索成为世钧和曼桢日恋情的最大阻碍。然而这样处理不免落入俗套，与其他通俗小说并无差异。因此张爱玲对这条线索的处理止于曼桢与世钧为曼璐的舞女职业发生的争吵。她笔锋一转，让这场争吵引发的交织的误会成为曼桢悲惨人生的开端。而结尾处世钧与翠芝的无爱婚姻无疑是呼应了两条“门第观念”的线索。

意境

《半生缘》里，张爱玲选择惨淡的阳光、苍白的月光、剌目的灯火、幽咽的琴声等意象，营造出苍凉凄冷的意境，对于刻画主人公和渲染悲剧色彩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沉重的哀伤感，压抑而隐晦，重重地、黏滞地，直抵人心。小说中，曼桢被最亲的人出卖、放弃，再也无力抗争，如同一潭死水。把阳光比做“黄猫”，照在身上是“异样的亲切的”，表现出曼桢多次挣扎反抗却依然无法获救的绝望和麻木。阳光是温暖的，象征着生命与活力，而《半生缘》中的阳光惨淡、毫无生机。在这种意境中，善良的曼桢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得善终也格外凄惨。

小说中，曼桢和世钧初恋时对月亮的一段描写，“晚上有月亮，稍带长圆形的，像一颗白净的莲子似的月亮，四周白蒙蒙地发出一圈光雾。”其中透出的朦胧、纯洁的意境，含蓄深远、余韵无穷。再如，世钧的婚事遭到父母反对，夜里辗转反侧，“到了后半夜，月光濛濛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喔喔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营造出酸楚惆怅的意境。张爱玲喜欢用音乐尤其是戏曲音乐来营造意境，胡琴声、琵琶声，琴声和歌声、戏曲声、雨声交织在一起，诉说着主人公如戏般的爱情和人生，无限苍凉，写出了人生本来就是似真似幻的本质特征，从而给人一种悲哀中透出达观，达观中浸透悲哀的负责的审美体验，体现出意境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特点。

版本对比

《十八春》尽了作家最大的认知可能来理解新社会，接纳时兴的政治话语，尽量真实地融入自己的小市民写作话语之中；“喜—悲—喜”的曲折叙事结构和堪称大团圆的结局，也与通俗小说的模式相当契合。张爱玲以一个作家的诚实内心来接受也许不过是作为“宣传”的革命话语，注定了她日后加倍的失望以及因失望而来的弃绝。同时她总是以自我的理解来落实与改写本来空洞的政治话语，也必将无法为时代满意和接纳。《半生缘》删除了一切有关革命和个体改造的话语后，只剩下了人原始的那点感情——情欲。情欲描写引人注目地成为主角，使小说结束在情欲的黑暗和可怕的可能里。叔惠和世钧夫妇再度重逢，时间由“解放后”置换成了“战后”这个更西方化的用词。《十八春》写世钧夫妇接叔惠是在车站，“解放后的车站也换了一种新气象，不像从前那种混乱的情形”。而《半生缘》里，迎接从美国归来的叔惠是到了飞机场，景物也毫无“新”意，而变成了熟悉的张氏苍凉。

世钧夫妇赴袁家家宴的描述，《十八春》里主要谈到两件事，一是男主人要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广播，二是由此引发的对国民党对慕瑾妻子严刑拷打的控诉，同时巧妙地引出了世钧的发现：原来曼桢没有嫁给慕瑾。而《半生缘》删去这些内容后，只用了一段老板捧戏子之充满世俗情欲色彩的闲谈来填补空白。应该说，这些删除和改写，因为相应的心理活动的删除，在表现的力度和人物的丰满度上，都大打折扣。于是，情欲又一次成为了表达的重心，来填补人物失去了社会时代剧烈冲击所带来的丰富的思想情感体验的空白——不能向外伸展，就向内里深入。

更形成对比的是叔惠和翠芝。两人别后多年的见面，《十八春》按照时兴的话语模式，写成了进步的恋人（叔惠）对落后的恋人（翠芝）的善意劝诫与改造。作为被改造一方——翠芝复杂细腻的心理活动得到了展现，并以叔惠“默默地陪着她”这样温情的举动画了句号。但在《半生缘》里，小说于强烈的性暗示中戛然而止，喻示了一种人生选择，就是以情色的追逐与放纵来应对外在世界的残酷及不合理，为“活着”开出一条畸形的路来。由于情欲表现的力度，《半生缘》的结尾比《十八春》多了一份悲剧性的深刻，也撕掉了通俗小说脉脉温情的面纱。

影视改编

学者、评论家许子东：在张爱玲的创作道路上，《十八春》的地位，不如她早期的创作。简而言之，《十八春》善恶太分明了，情节也太离奇了，诸如曼璐为笼住丈夫竟设圈套禁闭曼桢等情节，吸人眼球。《十八春》除了往通俗言情方向发展，也有一点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表态。《十八春》后来还被改写成《半生缘》，属于张爱玲中后期的创作。张爱玲喜欢不断改写自己之前的作品，但在我看来，改写本比原作更好的，只有《半生缘》。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张煐。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5岁入私塾受教，1931年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939年考入香港大学文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返回上海。1943年发表小说《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一举成名。1952年离开大陆去香港。1955年离开香港去美国，1995年9月逝于洛杉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半生缘》《小团圆》，中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集《流言》《对照记》等。